加强“公民社会与中国外交”研究的几点想法

几年前我在《公民社会与中国外交》一文里(见《中国社会科学》2000年第3期),已经注意到这一相关性的重要意义,以及中国学术界在这方面研究的缺失。我在那篇论文里提出,中国外交必然会受到公民社会日益增大的影响,而后者的成长是市场经济和公民意识在中国发展的必然。文章引证了     

民进党“公民自决”活动的现状及趋势分析

民进党“公民自决”活动的现状及趋势分析朱卫东“公民自决”是民进党解决台湾前途问题的一种极端主张，其实质和终极目标就是追求台湾独立。目前，“公民自决”已成为民进党乃至台当局对抗中国大陆和平统一的一张“新王牌”。近年来，随着岛内局势、两岸关系及国际形势的...     

从小培养公民意识

有位长期从事教育学的朋友在美国讲学多年，“五·一”期间回国省亲，我们相聚时自然谈论起“从小培养公民意识”的话题。巧得很，他带回来一本由密歇根大学教育学教授编写的、供美国中学生阅读的《公民读本》。我的朋友说，在美同学校不设政治教育课程，但必没公民教育课程。《公民读本》种类很多，大同小异。     

论社会转型期的公民文化培育

新制度的产生并不会随之带来一种新的政治文化,而没有新的政治文化,新的制度就有名无实.因此,中国社会转型时期不仅要注重宪政制度的设计和安排,还必须关注公民政治意识的孵化,即公民文化的培育.因为公民文化是一种平衡的政治取向,维权以守法为要旨,议政以认同为基础,参与以有序为前提,纷争以节制为条件,批评以宽容为原则,其特质是理性处世论事.公民文化培育的前提是推行公民教育,关键在于提高公民素质,基础是创造条件积极鼓励公民践行政治活动.这是培育公民文化的三个重要方面,也可以说是一个内在的逻辑发展过程.     

网络民族主义运动与中国的公民外交——以2005年“反日入常签名”为例

公民外交是中国外交的新近发展的一项重要内容。2005年反日入常签名是中国公民,借由网络签名请愿从事公民外交的案例。该活动是由中国社会部门、中国经济部门与离散华人社群所组织的。它们通过跨国联系发起网络签名请愿而进行的网络民族主义运动。同时,该活动由于表达了广泛民意,不仅影响了中国政府,也影响了其他国际行为体,而成为中国公民外交的实例。     

西方选举民主与公民自治——基于“公民自治”观念的批判性研究

有观点认为,虽然西方选举民主制的治理绩效并不好,但能够更好地实现公民自治,所以还是比其他制度更具有民主性和正当性,是应效仿的“榜样”。对“公民自治”观念的考察发现,如果公民自治意味着“通过影响决策满足自身偏好”,那么由于大规模集体决策中单个人的影响力对决策结果几乎不起作用,选举民主并不能够实现公民自治。如果将“对决策的最低限度反思”“无支配”等视为公民自治的实现,则会与人们关于公民自治的直觉相冲突,所以即使西方选举民主可以实现这些目标,也不能表明其可以实现公民自治。在代议制下,因为选民对民选官员所作决策的“理性无知”,以及利益集团对民选官员的“俘获”现象普遍存在,西方选举民主无法保证选举责任机制的实现,也就无法实现选民对决策的有效影响,从而无法保证决策结果满足选民的偏好,这会导致其进一步地偏离公民自治的目标。因此,即使公民自治是民主的核心价值及其正当性的重要基础,也并不意味着西方选举民主是民主的最佳实现方式,或者是更具正当性。     

锻造新公民

[策划人语]“新希望工程”是自以为是的我,在去年春天把“希望工程”的盛名,移花接木到朱永新先生主持的新教育实验,传递出我对它以“人的教育”对抗“教育异化”的价值判断。在“希望工程”暂告结束的今天,我理解的新教育实验,俨然是“希望工程”的升级产品,它关心的不是为失学儿童找回书包,而是避免坐在教室里的学生堕落成爱因斯坦所憎恶的“技术狗”。既然新教育实验,是中断半个多世纪的教育实验的复兴,那么续接同样中断半个多世纪的公民教育,就是情理中事。遗憾的是.当时我并没有发现公民教育的印记,我抱怨“新希望工程”还缺一半。     

从“信息泄露”看公民隐私权的保护

隐私权是现代社会公民的一项基本权利,其受法律保护的程度,直接显出一国的文明程度和法治化水平。我国立法虽然一直以来十分重视公民的权利保护,但对公民隐私权的认识和保护水平都还存在一系列问题,如肆意贩卖公民个人信息、政府监管部门疏于监管、缺乏完整的法律保护体系等。因此,加强隐私权立法,实施有效的监管机制,提升网络监管技术水平等是当前极需解决的重要问题。     

厄瓜多尔科雷亚“公民革命”的成就及其挑战

<正>厄瓜多尔总统、主权祖国联盟运动党主席拉斐尔·科雷亚自2007年1月15日首次就任总统并推行"公民革命"以来至今已八年多,科雷亚领导的公民革命取得了显著的成就,同时也面临着不少挑战。"公民革命"是什么?"公民革命"是科雷亚作为厄瓜多尔的总统和执政党的主席为在本国推行"21世纪社会主义"和"美好生活社会主义"而提出的执政纲领和     

“知道我是谁吗？我是公民！”

●所谓“公仆”，其实就是“听差”，只不过是公用的。●公务场合，官员是“公仆”；下班以后，是“公民”。●只有当我们每个人，都能理直气壮地亮明公民身份、行使公民权利时，中国才算真正成为民主和法治的现代国家。据《北京晨报》报道，5月20日，兰州发生一起小小的交通事故。一对骑摩托车的市民夫妇，因为要躲闪一辆疾驶而来的轿车，     

公民政治哲学视域中的社会主义和谐社会

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构建目标的提出为当代中国公民政治的生长提供了历史的空间,为公民政治哲学的兴起提供了逻辑的前提。公民政治哲学是关于公民政治的价值规范和生活方式的理性思考。围绕如何在公民政治与和谐社会之间形成良性互动关系的问题,文章分别具体论证了价值论形态的公民政治对和谐社会的政治价值规范和评价标准的诉求,以及实践论形态的公民政治对完善和谐社会的政治制度设计和体制运行机制的要求。     

社会转型与当代中国公民的政治认同

社会转型是从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变化的过程,同时也是一个现代化和世俗化的过程。当代中国社会转型主要指从计划经济体制向市场经济体制转化的过程。社会转型对当代中国公民的政治认同产生了巨大的影响:一方面,对政治认同客体提出了政治现代化的严峻挑战;另一方面,社会转型认同主体发生了从臣民向公民身份的转化,使公民的政治功效感降低,公民的相对剥夺感变得更加强烈。     

“公民不服从”的警醒

"千人之诺诺,不如一士之谔谔。"在我们这个流行乡愿、惧官的社会里,对既有体制的"服从"即便不被视为美德,也会被当作生存法则而反躬践行。而即便抱持常理的"不服从",也往往会被视为"逆上的异端"。"公民不服从"是美国作家梭罗开     

不再陌生的公民社会

在中国,除了“国家主导的公民社会”外,社会成员的组织化、社会力的发育增长,正在呈现新的进程。     

“围剿”中的突围?——法国激进左翼成立“人民公民阵线”

面对自由主义伪左翼和极右翼势力"国民阵线"的双向"围剿"态势,法国激进左翼(法共)在2016年6月第37届代表大会上成立"人民公民阵线",希望以此推动全体人民参与政治和让政治回归本位。尽管如此,"人民公民阵线"依然需要面对种种危机与挑战。     

改善我国公民社会制度环境的若干思考

改革开放以来,一个相对独立的公民社会正在中国迅速崛起,并且对社会的政治经济生活发生日益深刻的影响。中国公民社会的兴起有其积极的意义,但它也是一把双刃剑,政府的政策法规和行为措施得当,就容易使民间组织与政府合作,有利于社会的和谐与稳定;反之,民间组织与政府的合作就很困难,甚至会走到政府的对立面,危害社会的团结与稳定。我们应当进一步完善中国公民社会的制度环境,改革的重点应当是在深刻认识公民社会发展规律的基础上,进一步转变对公民社会的态度,对其给以正确的定位和合理的分类,加紧修订和完善关于民间组织的法律、规章和政策,从审批、登记、注册、监管、经费、税收等方面,对民间组织既积极支持、热情帮助,又正确引导、合理规范,营造一个有利于公民社会健康成长的制度环境,防止民间组织成为政府的对立面,使其更好地与政府合作,齐心协力建设社会主义和谐社会。     

当代中国政治发展与公民政治参与的双重变奏

在改革开放的历史新时期,处于从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转型过程中的中国,无疑面临着政治发展这一严峻课题。一方面,当代中国政治发展的目标是建设社会主义民主政治,而公民政治参与的扩大与政治稳定是政治发展的重要内容和基本前提;另一方面,由于历史和现实多种因素的影响,中国公民政治参与尚未成熟,从而不可避免地影响政治稳定,制约政治发展的进程。在现代化的大背景和中国社会转型特定的社会条件和社会需求下,只有正确认识当代中国政治发展与公民政治参与的关系,切实解决公民政治参与所面临的两难境地,才能促进中国的政治发展,实现政治现代化。     

没有人民,何来公民?

<正>人民与公民,是两个基础性的政治概念,但二者的关系也不容易搞清楚。在当前的一些讨论中,二者经常被对立起来,贬"人民"而抬"公民"的趋向是很明显的。有法学家一本正经地提议,应该把"人民法院"中的"人民"二字去掉,只称"法院",拿出来说的理由是,这样有利于国际交流,免得让别人以为中国的法院不够专业化。有这种趋向是因为人民这个政治范畴在中国革命史中占据了重要位置,而公民则是西方来的现代政治理念,是"普世"     

西欧社民党的公民社会化

从历史和现实来看,社民党与公民社会关系的发展有着鲜明的特点。社民党青睐公民社会是多种因素促成的。随着公民社会的崛起,西欧社民党的公民社会情结日益浓重。社民党自身的公民社会化变革给它们带来了新的困境,同时,公民社会的发展对西欧政党政治也带来了整体冲击。     

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罪中“个人信息”的限定

刑法司法解释对个人信息保护范围的扩大化规定具有刑法解释扩张化的倾向。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罪所保护的核心法益是个人信息人格权中的信息自决权,个人信息自决权包括个人信息公开的自决权以及个人信息使用范围自决权,不具有可识别性个人信息不在个人信息自决权的法益保护范围之内。司法解释对不具有可识别性个人信息进行保护的目的主要是对抽象的公共利益的保护。司法解释将不具有可识别性的个人信息纳入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罪中个人信息的范围既容易导致刑法的立场不明确,不利于保障个人利益与公共利益的平衡,也不具有必要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