刑法的谦抑性——以刑法修正案（八）为视角

在我国的刑法条文中,有相当一部分内容体现了刑法的谦抑性,与此同时,我们也不可忽略一些与刑法的谦抑性不符的规定,尤其是刑法修正案（八）出台后,出现了颇多争议。刑法的谦抑性,作为刑法的价值追求之一,对于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具有重要意义。     

职业禁止制度的实证与教义图景

《刑法修正案(九)》新设职业禁止制度,使得我国的类似保安处分措施日臻成熟。《刑法修正案(八)》中禁止令制度之于职业禁止制度先行一步,职业禁止使得刑罚专业化、针对性的制度价值在禁止令制度的适用上可见一斑。职业禁止制度本质上属于类似保安处分措施,西方日趋完备的保安处分制度吸收了情境预防理论的思想内核,为职业禁止制度的适用提供了一管之见。必须结合《刑法》文本对职业禁止制度铢分毫析。具体而言,适用职业禁止规定的刑罚包括死刑立即执行以外的主刑;在专门机构已经决定宣告职业禁止的情况下,法院仍有必要另行宣告。     

论刑法的谦抑性

刑法应尽量少用、慎用，力求以最小的刑法成本这到遏制犯罪、预防犯罪的目的，这就是刑法的谦抑性，其包含以下两个方面的内容：非犯罪化和轻刑化。在我国适用刑法的谦抑性原则时，应当在坚持非犯罪化趋势的基础上，推进“非犯罪化”与“犯罪化”双向进程；在推行轻刑化的过程中，应注意其长期性和相对性。     

论刑法谦抑性的哲学基础

古今中外,刑法的谦抑思想都闪烁着魅力,现代文明的发展要求现代刑法更应体现谦抑性的价值。研究刑法谦抑性的哲学依据,有利于现代法治的发展,也是限制权力滥用,以人为本的体现。     

刑法谦抑性的理解与适用

随着经济社会发展变迁,刑法谦抑性面临新的更大挑战。应着重从理论定位、功能发挥、实现途径和科学适用等方面进行自我完善,从而使得刑法谦抑性的具体内容能够及时跟进社会发展并不断向前推动,决不能故步自封。对于刑法谦抑性在理解和适用方面出现的错误与偏差,也亟需在这一过程中予以及时匡正和纠偏。同时,在我国刑事法治实践发展进程中,须充分发挥刑法谦抑性应有的重要作用并予以坚守。     

论刑法谦抑性宜为刑法的基本原则

刑法谦抑性不仅是刑事立法的基本原则,而且还指导着刑事司法,无论在刑事立法的制定、刑事司法的运作方面,还是在刑事解释的维护方面。刑法谦抑性宜与罪刑法定、罪刑均衡等刑法原则相并列而视为刑法的基本原则。     

“见危不助”犯罪化的理性审视——以刑法谦抑性为视角

用强制性的规定换来人们对刑法的遵守,以期社会上违背道德的事件更少发生是无效的,也违背了亲社会行为发生的客观规律。刑法规范是调整人们的行为最后适用的规范,其他规范未适用或不完备时刑法不能介入,将＂见危不助＂行为入罪违背了＂可替代＂性原理,还会带来巨大的司法成本。经过刑法谦抑性审视后,＂见危不助＂行为不应被犯罪化。培养人们对法律的信仰,提升人们的道德修养,完善鼓励见义勇为的措施才是我们努力的方向。     

刑法的谦抑性刍议

刑法的谦抑性即刑法的必要性，刑法歉抑是适应社会矛盾变化、构建和谐社会及保障人类自由权益的需要，它是一种信念，而非法定意义上的原则。在我国实现刑法歉抑的途径在于非犯罪化和非刑罚化。     

论刑法谦抑性对我国刑法实践的影响

刑法谦抑性是刑法的内在价值追求,是限制国家暴政、保障人权的手段之一,承载着自由、公正、秩序、效率等多重价值。国家体系成熟化、法治化的今天,刑法由于其特有的严厉性,任何一点变动都会影响着公民权利的实现。刑法谦抑性不能只局限在刑法某一部分,应该全局性地适用。文章首先从刑法谦抑性原则的概念出发进行辨析,厘清刑法谦抑性原则的价值内涵,其次分析了刑法谦抑性原则在我国司法实践中的表现,并进一步探讨了与之密切相关的两个热点问题:刑事政策与谦抑性、死刑适用与谦抑性。在此基础上分析刑法的谦抑性原则对我国刑法实践的价值,论证我国刑事立法、司法应当具有谦抑性。     

刑法的不得已性——中国话语下的刑法谦抑

在中国刑法的语境下，用“不得已”代替“谦抑”的提法比较合适。刑法的不得已是指刑罚对犯罪人的适用只能是为了保护更大多数人的权利而被迫剥夺犯罪人个人的基本权利。通过对人性、应然状态下的法律和刑法目的三个方面的分析，不得已性应该是刑法的根本属性。从实践上看，只有坚持不得已原则为指导，立法注入更多、更丰富的民主因素，司法符合常理、体现正义才是现代刑法危机的真正出路。     

刑事职业禁止制度的理解与适用——基于四个关键问题的探讨

对于刑罚前提的认定,根据刑事职业禁止制度的保安处分性质以及缓刑非执行说的观点,刑罚前提不包括单处罚金与适用缓刑的情形。对于禁止期限的考量,综合考虑立法机关对禁业期间灵活性的态度以及其他国家或地区先进经验,应将职业禁止的期限延展为一年至五年,同时增加暂缓执行的申请、撤销以及禁业期限延长制度。对于相关职业的判断,其范围应在先前犯罪所涉职业本身与前述职业所属大类之间,根据行为人所利用的职业便利与违背的特定义务的本质进行实质判断。对于从其规定的理解,根据并行说的观点,从其规定指的是当行为人的行为既满足刑事职业禁止制度的适用条件,又有其他法律法规规定时,由司法机关与行政机关分别按照刑法与其他法律法规做出决定,二者并行适用。     

有关刑法谦抑性的理性思考

刑法谦抑性的思想内涵包括:刑法调整范围的不完整性、刑法统制手段的最后性、刑罚制裁方式发动的克制性;其法理基础是:犯罪发生的必然性决定了刑罚手段的策略性、犯罪发生原因的综合性决定了刑罚手段的单一性、犯罪心理机制的复杂性决定了刑罚效用的有限性、刑罚的恶害性决定了刑罚本身作用的负面性、刑罚后遗症的严厉性决定了刑罚手段的非理想性、刑罚权实现的昂贵性决定了刑罚发动的慎重性。适用刑法谦抑性,我们应当使刑事政策“轻轻”与“重重”兼顾、使刑事立法“非犯罪化”与“犯罪化”并进、使刑罚裁量轻刑化与“非刑罚化”相结合。     

以谦抑性原则为视角审视连累犯处罚的合理性

连累犯在我国刑事司法实践中定罪量刑的标准极其不统一,特别是对近亲属的窝藏、包庇行为的处理上.究竞什么连累犯罪行为应该处罚,什么行为达到了刑罚的当罚性要求,最好的考量标准就是刑法的谦抑性原则.当然如何运用刑罚谦抑性原则来衡量和指导刑事司法实践不仅仅是个司法问题,也应是个立法问题.     

论刑法谦抑性与刑法基本原则之间的契合

刑法谦抑性与刑法基本原则之间具有契合性,表现为,对国家权力的限制,排除残酷刑罚,明确刑法处罚范围和合理缩小犯罪成立范围。     

论刑法的谦抑精神--从刑法根据论角度分析

刑法的谦抑精神指以罪之谦抑与刑之谦抑为内涵的刑法理念.罪与罚本恶,刑法的根据使乏合法化井成为刑法正当之善,但同时也注定其张力之限度.不同学派对刑法根据的论证各有千秋,对刑法谦抑精神也有不同认识.中国古代法律制度的价值取向多与谦抑背离,但仍能从相关传统法理念中找到刑法谦抑精神.完善中国刑法的价值理念,破除对刑法的迷信,刑法的谦抑精神不可或缺.     

轻罪刑事立法的理解与适用 ——以《刑法修正案(十一)》为视角

“轻罪”系法定刑3年以下有期徒刑的犯罪。随着轻微犯罪的案件数量及比例逐渐升高,刑法修正案所体现的“轻罪化”特征愈发明显。轻罪刑事政策实现了对传统重刑主义的扭转,罪刑设置从“厉而不严”转变为“严而不厉”,刑罚功能从以威慑警示为主转变为以教育引导为主。轻罪刑事立法可以避免动辄适用重罪、弥补法律规范空白、塑造民众的规则意识、维护社会公平正义,是社会治理不可或缺的刑事立法举措。《刑法修正案(十一)》增设了3个最高刑为1年有期徒刑的轻罪,妨害安全驾驶罪避免了轻罪重判,危险作业罪具有积极预防的效果,高空抛物罪补充了民法救济的不足。未来轻罪刑事立法应考虑到危害行为的类型化,以法益保护目的为指引,总结和预见犯罪规律以建立类型;注重与刑法谦抑性的调和,严格把控罪与非罪的界限;把握预防刑法中“危险”的限度,只有达到“重大”程度的法益侵害危险行为才能为预防刑法所规制。     

刑法禁止令适用的困境与对策

《刑法修正案(八)》首次规定了我国的刑法禁止令制度。该项制度贯彻了宽严相济的刑事政策,推动了刑罚个别化和行刑社会化的发展,有利于刑罚特殊预防目的的实现。但是,当前该项制度在适用过程中存在着诸多难题:适用标准不明确,具体措施难以落实到位,执行缺乏有效的监督等等。这些困难严重制约了刑法禁止令作用的充分发挥,因此提出行之有效的对策相当重要。完善相关的法律规定、健全社区矫正制度、强化检察机关的监督职能等等,都是具有积极意义的应对之策。     

略论刑法谦抑精神的文化困境——以中国传统法律文化为视角

学界关于刑法谦抑问题的研讨已相对深入,但刑法谦抑的精神在中国法制建设中体现得并不尽如人意.究其原因是与中国法律传统文化有诸多不相融合的地方导致的.这主要体现在两方面:犯罪圈大小的划定呈现出刑法泛化的特点,刑罚轻重的选择呈现出重刑化特点,而这两方面都可以从中国传统法律文化中找到依据.     

刑法谦抑——由一则建议稿引发的思考

本文选取目前备受争议的非法鉴定胎儿性别行为作为切入点,通过分析刑法谦抑的理论内涵和宪法基础,概括了实现刑法谦抑的基本途径。文章的最后,就非法鉴定胎儿性别的行为是否应该犯罪化的问题做出了回应,并倡导一种建立在宪法基础上的具有谦抑品格的刑法基本理念。     

表象合法行为之刑法评价——以一典型案例为例

案件中,行为人行为之表象具有一定的合法性,但行为实质却具有犯罪的本质。从民刑关系的角度而言,刑法与民法各自的立法目的和立足点的不同,二者是并行不悖的,不能以“司机的行为可以用民法的不当得利的有关规定来调整,因此刑法就不应该再加以调整”这样的理由来否定司机的行为构成犯罪的可能性;从形式与实质的角度而言,应透过表象看本质。司机的行为,虽然具有一种形式上合法的表现,但掩盖不了其意图将他人财物占为己有的犯罪本质。从刑法谦抑性角度而言,立法强调谨慎谦抑,司法强调铁面无私。所以以刑法谦抑性为理由来否认司机行为的犯罪性是不恰当的。总而言之,应从司机行为性质之实质,按照罪刑法定原则,认定其构成诈骗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