孝感县与孝感乡——也谈“湖广填四川”中的“麻城孝感乡”现象

随明玉珍入蜀者是元末明初最大的移民集团,他们以"麻城孝感乡"作为自己祖籍的身份认同。由于四川社会数百年来剧烈变迁所导致的社会动荡,在历史记忆的重构中,这种现象不断放大,形成了在川渝两地大多教人认为自己是"麻城孝感乡"移民后裔的现象。     

麻城孝感乡移民考

元末明初的“湖广填四川”移民大潮中．从湖北麻城孝感乡迁出的移民,几乎遍及四川每一个地区如西部的民国《简阳县志》、民国《荣县志》、简阳《汪氏族谱》、仁寿《李氏族谱》等典籍;南部的民国《泸县志》、民国《南溪县志》、泸州、《王氏族谱》等典籍;东部的新修《南川县志》、新修忠县《叶氏宗族谱》、咸丰《云阳县志》等典籍;北部的光绪《李元仁墓碑》;中部的民国《资中县志》、光绪资中《徐氏族谱》、内江《黄氏族谱》、江津《幸氏族谱》、民国《宗氏族谱》等,均有元末明初从湖北麻城县孝感乡移民入川的记载。     

孝感乡几个问题的考证

孝感乡作为"江西填湖广"移民运动的承接地和"湖广填四川"移民运动的中转地,在这场贯穿整个长江流域、历时数百年的地域文化的大交流、大碰撞、大融合浪潮中拥有无可替代的意义和知名度。近年来,随着新史料的发现,孝感乡研究有所突破,但对孝感乡历史沿革、始建年代、地理方位、得名由来、都碑记与孝感乡都、孝感乡与孝感厅、孝感乡与孝感县、孝感乡历史地位及意义等问题仍缺乏全面而深入的认识,急需对此问题做一个全面、系统的认识和考证。     

“他者”的消解——近代城市移民的身份认同

20世纪初,随着现代化交通方式的转变,城市移民打破空间的限制加入到与本地人的资源竞争中,并成为土著眼中的他者。一方面土著通过强化外来移民的异质性和他者性,用异质界限或者边缘来区分彼此;另一方面,城市移民遇到困难和遭到排斥的时候,其潜在的外乡他者意识不断强化,土著与移民从而表现出了一种区隔和竞争的关系。作为土著眼中的他者,城市移民的异质性只能在公共空间中创造新的族群空间,即共同精神才能消解他者形象。     

“尖黄陂,狡孝感”的本来面目

<正>在湖北民间,尤其是在武汉地区街头巷尾人,常常有一句耳熟能详的话敲着我的耳鼓:"尖黄陂,狡孝感,又尖又狡是汉川。"笔者在撰述《无陂不成镇》与《孝义感动中国》期间,通过查阅史书、方志,走访地方史专家与民间艺人,发现上面那句话是对黄孝人的曲解。其实,这句话的原意是:"尖黄陂,绞孝感,又尖又绞是汉川。"或"尖黄陂,佼孝感,又尖又佼是汉川"。"尖黄陂,绞孝感"的含义湖北黄陂拥有3600年的城市文明史,在2230年的置县史(其中以黄陂为名1500年)中,以黄孝河、府河、     

移民与“离散”:迁徙的政治

移民与离散在近些年再度引起国际学术界的广泛重视与讨论,这和全球化进程的加快有直接关系。移民现象早已有之,人类的历史可谓是迁徙的过程,但移民现象在民族国家出现之后有了不同的意涵。而离散则是一种认同政治现象,它是移民对故土的眷念和认同的表达。今天的离散则成为一种政治诉求的隐喻,运用该隐喻的现象说明,在认可多元族裔和文化贡献的社会条件下,少数族裔通过对移民历史境遇的追忆来参与所在国政治的行动,反映的绝不是对所居国的疏离感而是相反。所谓的离散化其实与真正意义上的离散没有多少关系,它也是一种隐喻,反映的是全球化与文化多样性之间的某种吊诡关系。     

明清时期的汉族移民与云南藏区文化生态分析

明清以来,汉族移民大量进入云南藏区,随之而来的是汉族与藏族广泛的交流、交融,并逐步形成超越民族认同而基于共同体特征的地域认同。从文化生态学的视角看,这一时期云南藏区的文化生态格局已产生了改变,基于地域认同的生生不息的内生性动力,使和谐的民族文化生态得以形成和维系。     

跨境民族的历史迁徙与民族认同:基于傈僳族形成过程的讨论

傈僳族作为我国西南边疆地区较有代表性的历史悠久的少数民族,在形成过程中,经历了三次大规模的民族迁徙,这对于该民族的发展具有重要作用,特别是直接促进并强化了这一民族的民族认同意识。同时,政治、经济以及宗教等深层次因素也在不同程度上对傈僳族的形成和民族认同状况产生了综合性的影响。     

宋元明清的“富民”阶层与社会结构

中唐以来,"富民"阶层的兴起引起了社会结构的重大变迁。宋代以后,虽然朝代鼎革,但"富民"阶层的发展一直贯穿整个历史过程,成为社会经济关系和阶级关系的核心,也成为认识这一时期社会结构及其变迁的关键。这突出表现在3个方面:富民阶层始终是宋元明清的社会基础;国家与富民的关系是社会治理的核心问题;富民是国家乡村控制的主要依靠力量。因此可以认为,宋元明清的中国传统社会是一个具有高度整体性的社会,即"富民社会"。     

辜鸿铭的“恋乡”与“崇华”

看过有人列出的中国作家百年来被诺贝尔文学奖提名的名单,有辜鸿铭、鲁迅、老舍、林语堂、李敖、巴金、北岛和王蒙等,其中几位无疑是驰名海内外的文学大师、名家。而辜鸿铭这个名字我们会觉得比较陌生。然而,他比鲁迅更早获得诺贝尔文学奖提名,鲁迅是1927年获得提名,而辜鸿铭是1913年。     

自尊需求与“台湾人认同”

本文从社会认同论的视角研究“台湾人认同”,认为“台湾人认同”是为了满足台湾民众提升自尊的要求,对于凝聚社会共识、建构社会认同具有积极意义.另一方面,“台湾人”的自尊是通过与“大陆人”(或“中国人”)的社会比较而实现的,因而必然出现“内群偏好”与“外群敌意”,形成一些刻板印象与偏见,而且已经对两岸关系的和平发展造成一些障碍和不利影响,因此有必要加以深入的研究.     

依法治国,实现“乡政”与“村治”的良性对接

中国农村基层“乡政”与“村治”的良性对接 ,是指两者在结构、机制和功能上的有机性、联通性和整体性。它是农村经济体制改革的产物 ,蕴涵着制度创新。其理论基础是政治体系中国家与社会的辩证关系。 90年代以来“乡政”与“村治”之间存在的非良性对接的现象 ,具有复杂的背景和深层的原因。坚持党的领导 ,依法治国 ,全力推进村民自治和依法行政 ,发展农村经济 ,扩大基层民主 ,调动农民的积极性 ,保持农村社会的稳定 ,是实现“乡政村治”由非良性对接向良性对接转换的基本对策。     

台湾南部“政治认同”与和平发展

正长期以来,台湾南部县市的"政治认同"问题一直是两岸高度关注的议题。对此,既要看到台湾南部"政治认同"的倾向性和特殊性,也要看到其参与两岸交流的迫切性和积极性。关于台湾"南北差别"与"南北趋同"的关系两岸交流30多年来,两岸相互间的资讯和了解越来越多,同样也逐渐形成了对台湾南部社会政治态度、立场和"国家认同"的看法。从舆情报道和交流印     

论“文化研究”领域的认同概念

在当代＂文化研究＂领域,认同概念是一个重要的关键词。这个概念有两种基本含义,一是指自我意识的萌生与成熟,从而形成稳定的身份感;二是指个体对所属地域、文化、集体的一种强烈归属感。认同建立在内在统一感基础之上,这种内在统一感不是绝对同一,而是包含着矛盾的＂具体的同一＂。另一方面,认同还与对＂他者＂差异性的想象密切相关。不管是把认同看作一种内在同一的共同体,还是把认同理解为对某种不同于＂他者＂特性的辨识,其中都隐藏着复杂的权力关系。     

台湾青年“一中”认同与两岸发展

了解当今台湾青年的"一中"认同状况,把握其背后发生作用的关键因素,探讨其嬗变中出现的新问题,对未来两岸关系的建设有十分重要的意义。笔者采用台湾"中央研究院"的调查数据研究发现,"台湾主体"意识中存在青年身份认同负面现象,认知偏差中出现"分离主义"意识倾向,以及对"一中"认同看法有特殊表达方式。台湾青年在负面"大陆印象"和正面"就业意愿"的纠结中,使情感与利益变成了一个"矛盾体"。但是,随着理性思考的提升,和平发展的持续,青年交流的深化,未来两岸的统一必定会由两岸青年承担起来。     

中华文化“走出去”的认同基础

随着中国政府大力推动的中华文化"走出去"重大战略的实施,中华文化走向世界的步伐在不断加快,中华世界的世界认同度也在不断上升。中华文化能够成功的获得世界认同的根源在于中华文化所特有的历史基础、中国在和平发展战略下的复兴所奠定的政治基础以及中华文化所特有的"和"的价值基础。     

青年身份认同的“微”建构

青年身份认同本质上是文化身份认同,核心是价值认同。作为一个建构过程,青年身份认同包含"认异""求同""聚类"三个环节,内涵自我身份认同、群体身份认同、文化身份认同的逻辑统一。微空间作为当代青年公共表达、日常交往、文化娱乐的重要场域,深刻影响青年的话语方式、交往方式和生活方式。微空间中多元冲淡主导、动态多于恒常、形式高于内容,使得青年身份认同度明显低于现实社会,出现方向感弱化、无力感滋生、价值感模糊的身份认同危机。聚焦微空间中青年身份认同建构,需要吸纳微话语,强化微叙事;融合微媒介,改善微传播;建构微文化,提升微引领。     

双重“身份”农民工市民化与我党的执政认同研究

政党的阶级基础和群众基础状况体现了民众对政党的认同,体现着一个政党在社会政治体系中的地位、影响力和凝聚力。我党的历史是一部由小到大、由弱到强、由不合法到最后执政的历史,也是一部不断巩固和扩大党的阶级基础和群众基础、获得广大人民群众拥护和支持的历史。农民工的双重身份决定他们既是党广泛的群众基础,也是党不可或缺的阶级基础。农民工市民化符合人类社会发展的方向,与我党的使命和追求的目标是一致的,它有助于满足农民工的意愿和诉求,有助于对党执政意识形态、方式及能力的认同。     

“钟摆”与分化:城中村青年社会认同研究——基于湖南省湘潭市A村的调查

城中村是我国城市化进程中的特殊现象,其自然空间、社会空间和文化空间与农村社区和城市社区相比有着更高的异质性和更强的变动性。城中村青年作为在生命历程和生活空间上有别于农村青年和城市青年的特殊社会群体,其社会认同状况折射出我国城市化过程中存在的深层次矛盾和问题。通过实证研究发现,城中村青年的社会认同整体呈现二元性、钟摆性和分裂性的特征,且社会认同内部具有潜在的多维性、复杂性和矛盾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