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府信息公开中的隐私权保护——兼议《信息公开条例》第十四条第四款

宪法意义上的隐私权经历了从隐含到公域的隐私权转变,使得个人隐私权成为政府信息中必须探讨的话题,揭示了隐私权保护新的特性及限制原理。隐私权的限制必须以公共利益为前提,并遵循利益相关、分类处理、平等保护、比例原则等等。《条例》在处理个人信息与公共利益冲突问题上,行政裁量权过于强大,隐私权保护条款过于空泛,限制过于随意。隐私权保障条款失衡,因而立法应明确信息公开中的公共利益,并对公开信息隐私权限制是否遵循基本原理进行司法审查,最后还应通过立法列举不得公开的隐私权内容。     

我国《刑法》第37条的外部关系研究

对《刑法》第37条的正确理解和适用需要对该条文在刑法条文系统中的外部关系进行体系性解读。《刑法》第37条与刑法中的其他免刑条文在功能上具有双重的补充关系。《刑法》第13条和《刑法》第37条是我国刑法总则中的两大关节点条文,应罚性和需罚性是分别理解这两个条文的关键,《刑法》第37条是对《刑法》第13条的理性接续。《刑法》第37条与《刑法》第63条对刑法分则中的个罪法定刑具有合力超越的量刑功能。     

试与杨立新先生商榷《侵权责任法》第44条的解释——兼述评第41条至第43条

根据第41条至第44条的规定,在产品责任中,被侵权人可直接向生产者、销售者请求损害赔偿,两者对被侵权人承担无过错责任。但在内部关系上,销售者仅对产品缺陷承担过错责任且仅对其无法指明产品生产者、供货者的情况下承担替代责任,其余情形由生产者承担责任,生产者和销售者可相互追偿。当产品缺陷由两者之外的运输仓储等第三人造成,被侵权人可直接向其主张损害赔偿,当然此时仍可以向生产者、销售者主张,若由生产者、销售者赔偿,内部可向第三人追偿,并非杨立新先生所主张的不能向第三人请求赔偿,抑或只能在先行请求赔偿未得到满足后再向第三人主张。     

保险人缔约信息提供义务研究——兼论新《保险法》第十七条

在保险合同订立过程中,保险人的信息提供义务明显高于一般交易关系中的卖方.对此,经济学上的交易成本理论可以提供更加有力的依据.我国新修订的<保险法>第十七条对于保险人缔约信息提供义务做出了明确规定.根据这一规定,保险人负有提供格式条款、说明保险合同内容以及提示并明确说明免责条款等三项义务;在诉讼中,保险人负担主要的举证责任,保险人违反缔约信息提供义务将分别承担缔约过失责任和免责条款不发生效力的法律后果.这种制度安排有助于减少包括市场型交易成本和政治型交易成本在内的总交易成本.     

论刑法的谦抑性——兼论我国《刑法修正案(八)》中新规定

刑法的谦抑性是近现代刑法的重要品格,也是世界刑法发展的新趋势。中国刑法谦抑性的表现,主要有三,减少死刑罪名;完善对老年人和未成年人犯罪从宽处理的规定;规定对管制、缓刑和假释的罪犯"依法实行社区矫正"。     

《刑法》第六十四条在非法集资犯罪案件中的理解与适用

《刑法》第六十四条涉及对涉案财物"追缴、责令退赔、返还、没收、上缴"等多项法律行为,在非法集资犯罪案件中均有体现,适用时容易混淆。违法所得、涉案财物、涉案资产既有区别又有联系,非法集资犯罪中的涉案资产是从处置角度对涉案财物的称谓,涵盖集资款项及延伸资产、集资行为产生的利息分红、担保财产、退赔的合法财产等。涉案延伸资产应通过资产变现、盘活等方式实现追缴,在此基础上确立返还的主体、对象、方式和程序,完成涉案资产的处置分配。     

论夫妻财产共有制与不动产公示制度的关系——兼论《婚姻法解释三》第七条

《婚姻法解释三》第七条(以下简称第七条)就房产归属规则进行了明确规定,但该条文在立法设计时更多地考虑了现实情况和裁判便利,而未考虑到夫妻财产共有的理念本身以及物权公示原则在婚姻法中的适用问题。拟在分析第七条本身合理性的基础上,探讨夫妻财产共有制与物权公示原则之间的关系。     

谈《行政处罚法》第38条2款的适用——一则公安行政处罚案引发的思考

王某与他人发生争执，造成对方轻微伤，公安部门以其侵犯他人人身权利，决定对其行政拘留15日。王某不服，以公安机关对其作出行政拘留时，公安机关负责人没有集体讨论决定，程序违法，未依照《行政处罚法》第38条第2款的规定，即“对情节复杂或者重大违法行为给予较重的行政处罚，行政机关的负责人应当集体讨论决定”，请求法院判决撤销。     

论男性生育权及其保护——兼评《婚姻法解释(三)》第9条

《婚姻法解释(三)》第9条确认了终止妊娠是妻子的权利,女方堕胎不需要征得男方同意。丈夫不能以妻子擅自中止妊娠,侵犯其生育权为由请求损害赔偿。这条规定在实践中否认了男性生育权,没有从根本上解决男女生育权的冲突,在法理上存在一定缺陷,应对此进行修改。     

为“行凶”辩护——刑法第20条第3款“行凶”语义的逻辑与价值

现行刑法第20条第3款明确了对正在进行的严重危及人身安全的"行凶"可实施特殊防卫。多数学者认为此系立法的重大技术性失误,但透视"行凶"的语义逻辑与价值,可知该款所规定之"行凶"仍具有较大的合理性与科学性,故不宜废除。     

社会主义的公共财产神圣不可侵犯——对《宪法》第12条第1款的解读

我国现行《宪法》规定:社会主义的公共财产神圣不可侵犯。明确公共财产的范围,追溯财产权不可侵犯条款的变迁,区分财产权与公共财产权的内涵,是理解这一条款的几个角度。通过对公私财产法律保护条款与制度的对比,明确公共财产的权利主体,促进公共财产保护制度的法律化与程序化,实现财产权的真正不可侵犯。     

对综合执法机关的几点认识--兼论《行政处罚法》第16条

综合执法机关的设立是对我国传统行政管理体制改革的一种尝试 ,但由于它出现时间短 ,法律对它的调整还很不完善 ,无论是在理论上还是在实践中都存在着不少问题。综合执法机关的设立是我国行政管理的客观需要 ,有利于解决行政执法机构林立、行政处罚中的“滥”和“软”的问题。综合执法机关应有自己的独立的法律地位 ,有其固定的职权和管理领域 ,它的设立必须符合一定的法定条件和严格的法律程序。     

我国《刑法》第37条关于定罪免刑的司法适用探析

《刑法》第37条的免刑规定具有较强的政策功能和司法价值。就个案而言,究竟符合什么样的具体情形方可判处免予刑罚处罚,完整理解《刑法》第37条内涵至关重要。"犯罪情节轻微"量定罪行轻重,是免刑适用的一般化标准,同等情况同等对待,追求客观公正;"不需要判处刑罚"测查犯罪人格,是免刑裁量的个别化依据,不同情况不同对待,追求合理差别。犯罪情节轻微的前提下,是否免予刑罚处罚关键在内因,需要法官综合罪前、罪中、罪后三个阶段的情形综合审慎判断。     

试评我国庭前会议制度——以新《刑事诉讼法》第182条第2款及相关司法解释为视角

2013年1月1日生效实施的《刑事诉讼法》在第二章"第一审程序"中规定了具有中国特色的刑事庭前会议制度。庭前会议这一程序的增加进一步细化了刑事诉讼的庭前准备程序,这对于明确案件争议焦点、简化审判环节有重要作用,进而有利于提高诉讼效率、实现诉讼经济。但是我们与此同时也应注意到我国的庭前会议制度刚刚起步,虽有进一步的司法解释出台,但是这些解释却仍有很多不足之处,这就需要我们对相关的法律规定进行评析,在不违背立法原意的基础上,指出其存在的问题,并提出相关建议,以期完善我国的庭前会议制度。     

能对党委判处罚金吗？——对《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30条、31条的思考

据2002年4月19日《中国青年报》报道：陕西省安康市镇坪县华坪乡党委及原党委书记因未经林业主管部门批准，擅自决策并组织村民采伐国有林木，被该县检察院以(单位)盗伐林木罪推上被告席。党委成为刑事被告，在我国尚属首例，该案仍在审理中，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30条、第31条的规定，如果该党委的罪名成立，就要以罚金形式承担刑事责任笔者以为，对党委等公共职能主体判处罚金的立法规定，其合理性值得思考。     

论丧偶儿媳和丧偶女婿的法定继承权——兼评《继承法》第12条的规定

我国《继承法》第12条规定:"丧偶儿媳对公、婆,丧偶女婿对岳父、岳母,尽了主要赡养义务的,作为第一顺序继承人。"此规定直接导致了一些实践中继承结果的不公平现象,也与继承理论有所偏颇。可以考虑将第12条修改为":丧偶儿媳对公、婆,丧偶女婿对岳父、岳母,尽了主要赡养义务的,没有代位继承人时,作为第一顺序法定继承人参加继承;有代位继承人时,可以请求分得部分遗产。本法所称的对公、婆或者岳父、岳母尽了主要赡养义务的丧偶儿媳或者丧偶女婿作为第一顺序法定继承人的,不论其是否再婚都享有权利。"     

浅析股东优先购买权制度的立法缺陷与完善——对《公司法》第72条第2、3款的解析与立法建议

通过对"同等条件"的确定标准、部分行使优先购买权的条件、优先购买权的行使期限和是否行使该权利的法律后果、侵害股东优先购买权的股权转让的效力进行深入分析,提出切实可行的立法建议:建立"同等条件"的确定标准;明确部分行使优先购买权的条件;确立优先购买权的行使期限和是否行使该权利的法律后果;阐明侵害股东优先购买权的股权转让的效力。     

我国《刑法》第13条“但书”的司法适用分析

"但书"司法适用的现状暴露出令人担忧的问题,归结起来,集中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但书"司法适用少,作为支撑无罪司法判决的法律依据引用得更少;二是"但书"司法适用不统一、不协调。目前,论证和阐明"但书"司法适用的必要性和可行性是当务之急。从必要性角度分析,传统犯罪构成理论体系的完善需要出罪机制的建立,它是刑事诉讼法适用的内在需要和实体前提。从可行性角度分析,它是刑法总则统率、指导分则的内在要求和具体体现,是法律规范基本构造发挥效用、保持生命力的重要体现,具有司法解释的合法性保障和认可依据。据此,可从程序和实体两个维度构建"但书"的司法适用路径,使其在司法实践中发挥实效。     

论铁路客运承运人的损害赔偿责任——兼论铁路法第58条的修改

从责任的性质上划分,承运人的损害赔偿责任有三种:违约损害赔偿责任、侵权损害赔偿责任和缔约过失损害赔偿责任。这三者在责任的基础、归责原则、责任的构成要件以及责任的范围等方面各有不同。铁路客运承运人在承担上述责任时有其特殊性,其中在承运人的违约行为导致旅客人身伤害的场合,旅客主张违约损害赔偿责任的范围应包括人身损害和精神损害赔偿;承运人在承担侵权损害赔偿责任时除无过失损害赔偿责任外尚有违反安全保障义务的侵权责任。同时,在认定违约责任和侵权责任时,铁路法的相关规定与民事一般法之间存在不协调与冲突的地方,有待进一步修改。     

“公司法人人格否定”制度之立法建议——从《公司法》第20条第3款谈起

公司制度是拉动国民经济增长的引擎,自2005年我国修订《公司法》以来,在新《公司法》规定多项鼓励投资措施的作用下,我国注册公司数量大幅增加。由于《公司法》在许多重大制度创新方面预先规定了粗线条的基本法律制度,导致《公司法》的适用在司法实践中困难重重,公司法人人格否定制度就是其中典型代表。如何在符合我国国情的前提下不断完善该理论,对保护法律的契约精神和公司债权人利益有着极为重要的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