把山里的孩子请出来扶贫又如何

贵州农村贫困面大，大山把贫困切成无数个“贫困的碎片”。如何汇聚资源，从整体上改变山区教育？     

后扶贫时代农村老年相对贫困治理：理论建构与实践探索

农村老年相对贫困治理是重大民生问题，在脱贫攻坚行动的助推下已取得历史性成效，但仍需持续关注。农村老年相对贫困具有增收渠道有限、更容易陷入多维贫困、留守独居方式加深贫困程度、社区贫困加剧贫困脆弱性等特征。基于农村老年人对社区的依赖性，可以从物理空间、社会空间和主观空间三个维度构建农村老年贫困治理的空间再造理论。实践中，互助幸福院融合了居住空间和生计空间紧密联结、守望相助的传统得以保留、主观福利得到提升等实践优势。后扶贫时代，结合空间再造理论和互助幸福院的实践探索，改善物理空间，打好农村老年相对贫困治理底色；优化社会空间，提升农村老年相对贫困治理成色；提升主观空间，增强农村老年相对贫困治理亮色，对于我国贫困治理意义重大。     

转型期我国农村老年贫困问题成因及对策思考

作为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发展中国家，中国所面临的贫困问题更多的是农村人口的贫困问题，特别是农村老年人口的贫困问题。但在反贫困工作中，农村老年贫困人口问题并没有引起社会足够的重视，老龄社会的到来，将进一步加大老年人口特别是农村老年人口贫困问题的严重性。文章分析了导致农村老年贫困的原因，并从经济发展、传统文化、农村教育、社会保障等方面提出了解决这个问题的措施。     

相对贫困视域下农村老年人反贫困制度构建

随着我国脱贫攻坚任务的完成,扶贫工作的政策供给将由解决绝对贫困转向缓解相对贫困。在我国人口老龄化尤其是农村人口老龄化加速推进的背景下,农村老年贫困成为长期制约我国农村地区发展的一个重大现实问题。消除农村老年贫困,系统构建农村老年反贫困制度,不仅契合了贫困治理的底线思维,充分体现了以人民为中心的新发展理念,也是实现乡村振兴、构建新时代相对贫困治理的迫切需求。农村老年人相对贫困表现为物质收入的相对贫困、基本能力的相对贫困与基本权利的相对贫困。农村老年人相对贫困治理路径有赖于加速提供建立普惠式的社会保障体系、探索建立健全社会资源整合制度、激发农村老年人反贫困的主体自觉。     

对正确处理当前扶贫开发中几个关系的思考

经过20多年的努力，我国农村有2．2亿贫困人口解决了温饱，贫困人口占农村总人口的比重从1978年的30．78％降为2000年的3％左右。特别是“国家八七扶贫攻坚计划”的实施，农村扶贫工作收效巨大。但是也要看到农村贫困状况仍然严峻，全国农村尚有3000万贫困人口，特别是在西部地区农村人口中贫困的比重还比较高，且呈现出新的特征：一是贫困程度较深，多种贫困并存，现存在贫困人口大都是极贫人口，多数是少数民族；     

贫困农村最低生活保障制度问题探究

贫困农村自然条件差、生产力发展水平低、经济发展落后，符合低保标准的贫困人口多，但各级政府用于农村最低生活保障制度的保障资金有限。要使“低保金”在帮助贫困农民摆脱贫困方面切实发挥作用．需要探索贫困农村最低生活保障制度的多种实施形式。     

多一些“百姓情结”

近一段时间，从中央到地方，从机关到基层，许多领导干部纷纷深入基层．特别是深入到困难的工矿企业，深入到贫困的乡村和偏远的山区，走进困难职工或贫困农户的家里，问寒问暖，千方百计地帮助他们解决困难。还有的基层干部进村入户，与农民实行“五同”，真心实意地帮助贫困农民寻找脱贫致富之路，表达了党和政府对困难群众的关心．送上了一片“爱民心”。     

从杭州困难群体贫困特点看社会救助政策的完善

困难群体的贫困问题是一个关系民生、关系经济社会协调发展的重要问题。通过对杭州市三个农村和一个社区的入户式调查，在对大规模问卷资料统计分析的基础上，发现困难群体的贫困主要以相对贫困为主、“夹心层”准贫困现象突出、叠加贫困问题严重且贫困的地区差异显著。因此，应当推进和完善目前的社会救助政策，加强对相对贫困的关注，落实分类救助思想，构建多内容、多层次的救助体系，缩小贫困的地区差异，促进社会公平。     

从绝对贫困到相对贫困：农业转移人口的贫困问题研究——基于国内文献的综述

在后小康时期，贫困治理的关键已经由消除显性的、单维的、农村地区为主的绝对贫困转向缓解隐性的、多维的、城乡两地兼顾的相对贫困，而农业转移人口作为我国城乡二元社会结构的特殊群体，现已成为城市相对贫困问题的主要群体，其贫困问题也愈发受到国内学者的普遍关注。本研究通过对农业转移人口相对贫困研究的文献梳理，重点对我国农业转移人口贫困研究的重要转向、农业转移人口相对贫困的多维度呈现、农业转移人口致贫机理的理论探讨等方面进行系统性阐述，以期为后续研究提供必要的理论支撑，并对未来研究进行展望。     

“贫困转移”现象研究

自改革开放,特别是20世纪90年代以来,以农村流向城市为特征的劳动力流动规模和范围都空前扩大了,在各种制度和非制度因素的制约下,流动人口在城市被边缘化,其过着与在农村一样贫困甚至更加贫困的生活,其流动仅仅是将农村的贫困转移到了城市。这样,一种新的社会现象——“贫困转移”也随即产生并开始逐渐呈现在人们面前。本文在农村劳动力转移的传统理论以及最新研究成果的基础上试图通过对“贫困转移”这一现象的分析,找到导致其产生的深层原因,并提出相关政策建议与参考。     

相对贫困治理视角下的中国社会救助改革

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后，随着绝对贫困现象大规模减少乃至基本消失，我国贫困形态和贫困治理任务发生了重要变化，相对贫困问题逐渐进入议事日程。从绝对贫困到相对贫困的理论视角转换，对于如何界定和看待贫困、如何开展贫困治理均有重要影响。相对贫困具有程度的层次性、领域的多维性、人群的边缘性、分布的空间差异性、转化的时间动态性等五个方面特征，给贫困治理带来了不同的启示。在相对贫困阶段，社会救助仍然是贫困治理的重要制度安排，但这一制度需要关注新的贫困现象、贫困人群、贫困目标，并据此对制度本身进行相应调整，确定科学合理的相对贫困标准、实现制度的城乡统筹、提升施助的精准程度、协调主体的多元参与，从而更为有效地满足人民群众的美好生活需要。     

幸福花开新威宁 乌蒙深处绽新颜

“民生连着民心，民心凝聚民力。”胡锦涛同志在2012年全国“两会”上深刻阐释了民生问题的重要性和紧迫性。在一个地处黔西北高原偏远山区拥有140．32万人口的威宁彝族回族苗族自治县，2010年前发展不快、开发不力、开放不够是最大的县情，全县贫困面大，贫困程度深，贫困人口多，贫困人口达24.37万人（原扶贫标准1196元），贫困发生率达到22％；     

从绝对贫困到相对贫困：我国反贫困的战略转变与治理重点

摆脱贫困是党和人民的历史夙愿。2020年我国脱贫攻坚取得历史性胜利,揭开了相对贫困治理新阶段的序幕。现阶段相对贫困治理面临农村发展不充分、居民收入分配差距较大、城乡分治二元扶贫模式矛盾等长期性挑战。我国反贫困战略也迎来了从消除绝对贫困向缓解相对贫困、从解决收入贫困向解决多维贫困、从聚焦农村治贫向统筹城乡治贫、从注重脱贫速度向提升脱贫质量的四重维度转变。进入后脱贫时代,相对贫困治理是扎实推动共同富裕的重要关切,因此要做好巩固脱贫成果与乡村振兴战略有效衔接,坚持在经济高质量发展中治理多维贫困,构筑中等收入者为主的“橄榄型”社会结构,统筹城乡相对贫困综合治理,从而为解决21世纪相对贫困问题提供理论参考和政策借鉴。     

解决农民的贫困文化与低社会化问题

农民的贫困文化与低社会化是农村现代化建设的主要障碍,农村的现代化建设迫切需要改造贫困文化.政府只有通过社会化主体的培育,提高农民的社会化进程,使农民获得现代性,完成从传统农民到现代农民的身份转变,才能最终达到彻底改造贫困文化的目的.因此,农村的文化建设应成为重中之重.     

党员干部面对面——来自基层党员的调查（之十）——农村部分党员贫困状况令人忧

农村部分党员贫困问题，直接影响着党员作用的发挥，影响着党的形象，影响着党的先进性建设。为了了解和掌握宁夏农村贫困党员的情况，我们深入海原、中卫和中宁3县（市）的9个村进行了调研。     

民族地区能力贫困及治理路径选择

进入新世纪以来我国的贫困问题又出现了新的特点：一是贫困人口越来越集中于西部的少数民族地区；二是能力贫困甚于物质贫困。针对民族地区能力贫困的现状，应从社会保障制度和教育制度的创新入手，解决民族地区生存和发展能力的贫困问题。     

谨防农村滑入文化性贫困的境地

经过以往三个阶段的扶贫,中国农村的反贫困取得了重大胜利,但同时一般经济增长的缓贫效应在减缓,农村贫困人口正面临可能滑入文化性贫困境地的危险。要解决这一问题,资金扶贫是基础,技术扶贫是关键,教育扶贫是根本。     

教育差距与权利贫困——基于连片特困地区扶贫开发实践困境的讨论

贫困是现代社会的重要议题,它不仅表现为经济问题,同时也构成了一个持续的社会问题。长期以来,贫困总是以经济收入来衡量的,扶贫政策也大多是有经济取向的。文章讨论了从经济贫困到权利贫困的认识与政策转向,强调经济贫困只是表征,权利贫困才是农村贫困问题的根源。基于连片特困地区开发式扶贫实践的案例,文章深入探讨了当前我国开发式扶贫政策实践的困境,并阐释了以教育差距为代表的公共服务不平等如何导致了贫困的再生产。最后,我们强调扶贫政策应该致力于改善农村人口的权利状况,以消灭权利贫困、实现权利平等为主要政策取向。在权利贫困的框架下认识农村贫困问题,就是意味着在扶贫实践中经济与社会并重,或者说将扶贫开发与社会建设结合起来。     

落实科学发展观推进新阶段扶贫开发

贵州是一个欠发达、欠开发的省份，要实现经济社会的垒面发展，扶贫开发具有特别的意义。一方面，贵州是一个山区农业省份，农业总量小，农村人口多，乡村人口占全省人口的70％以上，农村贫困面大、贫困程度深的问题始终突出。截止到2007年束，全省农村低收入以下贫困人口还有603万人，占全国贫困人口总量的13.1％，     

我国农村社会救助制度存在的问题与改进对策

一、我国农村社会救助制度存在的问题（一）贫困范围广泛，贫困标准不明确，缺乏基础数据按照2011年新扶贫标准，就是每天l美元即年收人2300元计算（世界银行的贫闲标准是1．25美元），估计贫困人数占农村人口的15％至18％之间，约为l亿人左右。现阶段农村贫困的主要特征有：一是贫困人数的绝对规模还很庞大；二是贫困人口下降速度减缓，并时有反弹现象；三是贫困人口受教育程度低，自身发展空间有限。另外，农村社会救助对象的甄别缺乏统一认同的标准。农村困难群众数量较大，由于各地的经济发展水平和当地群众生活水平有着很大差距，实际操作时的认定非常困难。如果掌握不好，救助制度的实施就会偏离目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