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忆“七千人大会”

1962年1月,时任山西省长治县人民政府代县长的刘新起和县委书记宋务迪一起,去北京参加了扩大的中央工作会议。当时我国的国民经济陷入了困境,全国一片饥馑,为了解决人民生产、生活及思想上的混乱,党中央决定召开这次会议。参加这次会议的晋东南地区的代表总共36人,由地委书记赵军、专员张行夫带队。     

毛泽东在“七千人大会”上的复杂心路历程

1962年初在北京召开的中共中央扩大的工作会议(史称"七千人大会"),是中共党史上的一次重要会议。大会是在"大跃进"后的三年困难时期背景之下召开的。七千多名干部希望通过大会能认真总结"大跃进"以来的经验教训,使中国社会主义建设走上坦途。在大会上,毛泽东经历了复杂的心路历程。     

张力与局限——七千人大会会议方式探析

七千人大会从原本反对分散主义、解决粮食问题的会议,最终开成了一个初步总结大跃进经验教训的会议,调动了全党同心同德克服困难的积极性,这是充分发扬了党内民主的结果。七千人大会程序简单,议题集中,方式灵活,发扬三不主义,中央领导人主动检讨并承担工作责任。然而,七千人大会没有形成稳定的制度,使大会的积极成果没能继续巩固下去,在半年之后又发生了逆转,这不能不说是一个历史的局限性。     

共和国决策者的自省——“七千人大会”纪事

"三年灾害"的现实,终于使共和国领导人的头脑冷静下来.1962年1月11日至2月7日,中央在北京召开了扩大的中央工作会议.出席会议的有中央、中央局、省、地、县(包括重要厂矿)五级领导干部共7118人.7000多人云集北京参加中央工作会议,是建党史上从未有过的,人们习惯称这次会议为"七千人大会".     

毛泽东在“七千人大会”上的讲话缘何16年后才公开发表

由于大跃进运动和三年自然灾害的影响,到1961年时,粮食紧张问题再次突显出来,粮食征购计划无法如期完成。为解决问题,中共中央提请召开六个中央局第一书记会议商讨办法。结果,与会者多表现出畏难情绪,担心答应了中央提出的粮食征购数目后回去难以落实。中南局第一书记陶铸提出,干脆把全国的地委书记召到北京来开一次会,以打通思想。毛泽东同意陶铸的提议,同时决定扩大规模,把县委书记们也一并请来,召开一次扩大的中央工作会议。     

一位老县长忆“七千人大会”

1962年1月,时任山西省长治县人民政府代县长的刘新起和县委书记宋务迪一起,去北京参加了扩大的中央工作会议(即"七千人大会").参加这次会议的晋东南地区的代表总共36人,由地委书记赵军、专员张行夫带队.山西省参加这会的同志在省委第一书记陶鲁笳、省长卫恒率领下乘火车到了北京,住进西直门外国务院招待所.     

“七千人大会”召开的原因和主要成果探析

"七千人大会"是我党历史上迄今为止规模最大的一次全国性大会。由于历史条件的限制,虽然没有从根本上认识"左"的指导思想的错误,对阶级斗争扩大化和违背经济规律的一些错误做法也没有认真清理,但是对于纠正"大跃进"和"反右倾",对于动员全党克服面临的困难,尽快恢复生产,改善人民生活起了积极的作用。     

解密“变局”毛泽东与“七千人大会”始末

中国共产党新闻网北京电（记者孙琳）近日,为纪念“七千人大会”召开50周年,中国青年出版社出版了由张素华编著的《变局——七千人大会始末》一书。1962年1月11日到2A7日,中共中央在北京召集了七千多名县委书记以上干部参加的中共中央扩大的工作会议,史称“七千人大会”。与会人数如此之多,可谓空前绝后。更令人发生兴趣的,还在...     

七千人大会——毛泽东和刘少奇关系的分水岭

民主革命时期，毛泽东和刘少奇，一个在根据地、一个在白区，摸爬滚打若干年．为总结出一套行之有效的革命理论和经验，各自做出了重大贡献，并成为所在领域的代表人物，两人彼此欣赏．珠联璧合。     

“七千人大会”的当代启示

七千人大会在中共党史上占有重要一页。该会距今虽已过去45年．但该会对探索社会主义建设成败的经验和教训．对当今倡导的科学发展观，构建和谐社会．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仍具警示价值。     

两个“三七开”的来历——刘少奇在“七千人大会”上讲话纪闻

1962年1月11日,来自全国各地、各条战线的代表7000余人云集北京,参加共和国历史上一次非同寻常的会议——扩大的中共中央工作会议,又称“七千人大会”。这是建国以来中央召开的规模最大的一次会议。其代表的广泛性是空前的,前所未有的。     

实事求是要有“五不怕”精神——七千人大会上的刘少奇

1958年开始的“大跃进”运动，使罔民经济陷入困境。为了克服严重的经济闲难，1961年1月召开的中共八届九中全会正式通过了“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方针，开始对同民经济进行调整。但由于人们思想认识不统一，调整措施并没有得到切实的贯彻，整个经济状况仍很严峻。在这种情况下，中共中央决定召开扩大的工作会议，来统一思想，克服困难。     

刘少奇“三分天灾,七分人祸”提法的由来

1961年4月到5月,国家主席刘少奇亲自在湖南农村进行了为期44天的考察。这期间,他广泛了解“五风”(共产风、浮夸风、命令风、干部特殊风和生产瞎指挥风)的危害和农民生活的状况,“寻根究底”,得出“三分天灾,七分人祸”的结论,帮助地方干部纠正错误,提出解散食堂、保留社员自留地等多方面的政策措施,有力地纠正了“五风”所造成的危害。     

第一个在中央工作会议上向中央“要权”的省委——习仲勋代表中共广东省委向中央“要权”的历史创举

正一1979年4月,北京京西宾馆春意浓浓。正当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胜利闭幕后三个多月,中共中央在这里召开中央工作会议。中共广东省委第一书记习仲勋代表中共广东省委,在会议上向党中央"要权",郑重地提出,希望党中央充分发挥广东毗邻港澳、华侨众多、对外交往早的优势,赋予广东在对外经济活动中先走一步的权力。这个向中央"要权"的"广东第一",是顺应世界潮流、合乎党心人心的正当要求,引起党中央的高度重视和大力支持。1979年7月,中共中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