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实主义与美国外交政策"研讨会综述

20 0 3年 9月 10 - 11日 ,由上海国际问题研究所美国研究室和复旦大学美国研究中心军备控制与地区安全研究项目共同主办的“现实主义与美国外交政策”研讨会在上海举行。这也是自 2 0 0 2年起每年一度由这家单位合作举办的“国际关系理论与美国外交政策思想”系列研讨会的第二届 ,来自北京、洛阳、南京、上海和广州的近 30位中青年学者出席了会议。会议主要讨论了两方面的问题 :一是现实主义国际关系理论的发展、贡献和缺失 ;二是现实主义思想与美国外交政策的关系 ,以及如何认识当前和未来的美国外交政策。(一 )现实主义国际关系理论的新发…     

美国学界政界对乌克兰危机的反应与思考

乌克兰危机爆发后,美国学界和政界对此进行了全面深入的讨论。该危机促使美国对其对俄政策,尤其是2008年俄格战争以来的对俄政策进行反思。许多美国人质疑俄罗斯在乌克兰行为的合法性,危机也加深了美国民众对普京的负面印象。美国专家学者提出的应对措施主要涉及政治和军事领域,但在经济方面,并没有提出对乌克兰复兴来说极为重要的大规模的有效的经济援助计划,这反映了美国外交政策的困境。此次危机凸显了东欧的重要性。未来,美国更有可能采取一种太平洋和大西洋的平衡战略。     

美国为何介入盟国国际危机——基于模糊集定性比较分析的解释

国家利益被认为是一国介入国际危机的重要考量,而其究竟是美国介入盟国国际危机的充分条件还是必要条件却从未被验证。文章运用模糊集定性比较分析的方法分析该问题。文章首先审视了五个条件组态,发现国家利益重合程度这一变量近似于美国介入盟国国际危机的必要条件,并且在与其他条件组合时成为必要条件。充分条件组合分析得出了四条有效的解释路径,其中,危机防御国同美国国家利益重合度高、美国领导人支持来源不变更、挑战国相比防御国军事实力强分别出现在这些解释路径中,并未出现如其他条件变量的取值变化,表明这三个因素是影响美国介入盟国国际危机的重要原因。     

存在的价值——读波伏瓦《人都是要死的》

继 1 92 9年开始的全球性经济危机之后 ,第二次世界大战在欧洲造成了惨景空前的物质危机和精神危机。这场浩劫使法国遭受重创 ,牺牲人口近 6 0万 ,由此造成的心理创伤久久难以平复 ,引发的社会问题亦日趋尖锐 ,严酷的现实促使中小知识分子追求进步与自由。存在主义正是在这一背景下在法国得以复兴 ,并最终发展成为当时西方世界十分时髦的哲学流派的。由于存在主义作家不愿意也不可能向身陷困境的人们提供积极的答案 ,而仅是满足于提出问题 ,其“介入”便受到两方面的攻讦 :一方面 ,坚持传统理念的理论家及代表右派的大资产阶级谴责以萨特为…     

存在的价值--读波伏瓦《人都是要死的》

继 1 92 9年开始的全球性经济危机之后 ,第二次世界大战在欧洲造成了惨景空前的物质危机和精神危机。这场浩劫使法国遭受重创 ,牺牲人口近 6 0万 ,由此造成的心理创伤久久难以平复 ,引发的社会问题亦日趋尖锐 ,严酷的现实促使中小知识分子追求进步与自由。存在主义正是在这一背景下在法国得以复兴 ,并最终发展成为当时西方世界十分时髦的哲学流派。由于存在主义作家不愿意也不可能向身陷困境的人们提供积极的答案 ,而仅是满足于提出问题 ,其“介入”便受到两方面的攻讦 :一方面 ,坚持传统理念的理论家及代表右派的大资产阶级谴责以萨特为代…     

新资本主义史与美国史研究的新趋向——再论《棉花帝国》

(新)资本主义史是当代美国史学研究的一个新兴前沿领域,近年来已经涌现出了大量论著,其中哈佛大学贝克特的《棉花帝国:一部全球史》一书影响最大,被视为该领域的主要代表作。该书旨在以棉花商品的全球史为例重新解释资本主义的发展,探讨资本主义史的本质,并着重强调乡村、奴隶制、暴力、国家在全球资本主义的兴起和发展过程中的重要作用。新资本主义史研究的兴起代表了当代美国史研究的最新和最重要的一种转向,但其中的一些研究方法也受到了经济学家等学者的质疑和挑战。     

美国新闻业纵论

本文以华裔美国记者的观察角度和从业经历为背景,讨论了美国新闻业的几个核心问题.这些问题包括美国的新闻自由、新闻界与政府的关系、调查性新闻的使命、公共危机中新闻界应有的表现,以及美国新闻业在新世纪面临的种种挑战.作者通过对"9·11"事件的反思,提出了美国新闻界对国际新闻报道的改进建议.文章强调,不论面临何种挑战与变革,准确性、公正性、客观性等原则仍然必须成为新闻业未来的基石.     

“首届长三角地区美国史研究交流”研讨会综述

<正>2014年11月29日至30日,由中国美国史研究会与上海大学联合主办的"首届长三角地区美国史研究交流"研讨会在上海大学举行。来自复旦大学、华东师范大学、上海师范大学、上海交通大学、南京大学、苏州大学、浙江大学、浙江师范大学、安徽师范大学、上海大学、北京大学、厦门大学、福建师范大学等单位的40余名学者与会,围绕下述专题展开研讨。(一)历史学研究的理论与方法多位学者围绕历史学研究的理论与方法做主旨演讲。复旦大学李剑鸣教授     

从大国认同观点谈乌克兰危机中的克里米亚事件

2014年以来的乌克兰危机带来了两方面挑战:一方面,这是冷战结束后对现存以美国为首的国际体系的巨大冲击;另一方面,此次危机对国际关系理论也构成了新的挑战。乌克兰危机中的俄罗斯政策,特别是克里米亚入俄事件,引起了国际关系学界的大量讨论。其中,最为关键的问题是,俄罗斯为什么会采取如此行动?目前学者对此问题提供了分别基于现实主义、自由主义、建构主义的三种解释。前两种解释虽然有较强的说服力,但是局限于表面上的利益——所谓"国家利益"或"掌权者的利益",而忽略了塑造这些利益的具体内涵和更深层次的因素——认同。建构主义的解释虽然把认同介入到分析框架之中,但现有的研究没有一个统一的分析框架,缺乏整体性与系统性。实际上,俄罗斯大国观念下的大国认同,是俄罗斯行为的最好注脚。     

20世纪美国毒品政策史的多视角解读--读《美国的痼疾:麻醉品管制的源起》

美国毒品和毒品政策史研究滥觞于 19世纪 70、80年代 ,美国卫生官员出于对管辖地区的麻醉品成瘾问题治理的需要 ,开始用简单的人口统计学方法对毒品使用状况进行研究。真正从历史视角来研究美国毒品问题和毒品政策的首部历史著作 ,要数查尔斯·特利和米尔德里达·佩兰斯在 192 8年合著的《鸦片问题》①一书。其后 ,随着美国吸毒问题的日趋恶化 ,这一问题也日益受到公众和政府的关注 ,并逐渐从医学、社会学、文化学、法学和历史学等多学科交叉融通中成为历史研究的显学 ,新的论著不断涌现。然而 ,学者立场的不同更使研究带有很强的意识形态色…     

中日韩卫生合作的现状、挑战与启示

卫生外交虽然起步较晚,但在周边外交中的作用不断加大。中日韩三方卫生合作始于卫生安全领域,在对非典危机和禽流感疫情的协调处理中逐渐得以改善,主要表现为在亚太经济合作组织、10+3框架,以及中日韩卫生部长会议机制下开展的多边及双边卫生合作,合作领域从传染病逐渐延伸至非传染性疾病、食品安全、全民健康覆盖等广泛领域。然而,中日韩卫生合作面临内生动力不足、主导权不明确、合作层次单一、缺乏有效融资平台等一系列挑战。中国应充分认识卫生外交在中日韩三方合作中的独特作用,在中国全球卫生战略的指导下,更加积极主动地引领和推动新型的中日韩卫生合作的转型和创新。     

Changes in the Partisan Composition of the Swiss Government. 1891, 1919, 1929, 1943, 1959, 2003, …?

After almost half a century of an unchanged distribution of seats among political parties in the federal government (Federal Council), the Swiss executive has experienced a new change in 2003. This change follows up on other changes in the past which occurred at irregular intervals. The question we wish to address in this paper is how these changes related to the electoral fortunes of the political parties. We find that electoral success does not translate directly into seat gains in the executive. A lag of up to two elections provides the best predictor. Thus, the rapid concession of a second seat to the SVP in 2003 is an outlier compared to the previous changes in the partisan composition of the Swiss government.     

Crime,punishment, family violence,and the cloak of legal invisibility

Abstract

In this article, the authors trace how the Anglo-Australian system of criminal law constructs crime within the family differently from other forms of crime. The zone of legal impunity for intrafamilial crime was carved out by special defences and immunities, such as provocation and marital rape, as well as policing policies and practices that effectively decriminalised “domestic” forms of physical and sexual abuse. Legal impunity was never absolute, and there were notable exceptions where the familial and gendered aspects of the crime in fact aggravated the offence, such as the law's treatment of spousal murder by females as a form of “petty treason”, warranting the most severe punishment of burning at the stake. Reforms in the late twentieth century removed overt forms of gender discrimination from the criminal law, exposing a new legal visibility of crime within “the family”, though as the authors conclude, there are still remnants of differential treatment in fields of sentencing law and practic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