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群体性事件看我国地方政府治理——基于“乌坎事件”的思考

地方政府是最直接与公民发生接触的政府机构,是政府管理的神经末梢。地方政府的行政表现,深刻地反映了国家政府的形象,也最直接反映了地方群体性事件的处理能力。根据广东"乌坎事件"的梳理,可以看到我国地方政府在处理群体性事件中的问题,对此提出了"维稳"新思维;处理方式柔性化;畅通利益表达机制;培养社会组织;完善政府责任追究制度等对策。     

模式、特色与趋势:中国地方治理中的政府与社会

地方治理理论强调地方政府、社会与市场组织和公民自组织的良好合作,具有十分明显的西方社会话语特征,但在我国特殊的历史条件和体制环境中,地方治理更倾向于强势一方的地方政府的治理,形成了强政府治理的苏南模式和市场先行、社会参与的浙江模式两种典型的地方政府治理模式,反映了西方话语特征的地方治理理论在中国有其自身的适应和发展空间,具有明显的地方政府主导色彩,社会的参与治理也依赖于地方政府的推进。正是由于地方政府的主导与推进,使我国地方政府治理模式正朝向构建多中心治理结构、深化服务理念和由"善政"走向"善治"的趋势变革。     

推进地方政府治理现代化的探析

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明确提出,要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地方政府治理作为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国家行政管理的中间和基础环节。然而,推进地方政府治理现代化还面临一些困难和问题。为此,立足推进地方政府治理现代化的动力机制,通过再造地方政府治理体系、提升地方政府治理能力、大力发展公民组织和加强地方电子政府建设,以期实现地方政府治理现代化。     

英国公民参与的趋势(上)

第一部分从地方政府的视角来看问题 简介 对英国地方政府而言,扩大公民参与是工党政府现代化议程的中心内容.     

政府行为结构与地方政府创新——提升政府创新能力的微观视角

政府创新已成为地方政府适应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方式。在政府创新和政府日常行为之间是否存在某种关联需要在理论和现实层面上得到回答。根据政府系统理论,政府行政行为可以分为要求性行政行为和支持性行政行为两大类。支持性行政行为在效用的产生时间、社会总效用以及最终命运上要明显优于要求性行政行为。而成功的地方政府创新更易以支持性行政行为的方式出现。因而,政府需要正视经济社会环境提出的各项要求,自觉提高创新意识,选择促进社会公民发展而非依政府意愿限制公民的行为,注重公民参与和多方合作,充分估计和应对创新中的内部阻力,加强分权和还权而非集权。     

基于公众导向理念的地方政府绩效管理

公众导向理念源于顾客导向理念,体现"公民本位",追求"公众满意至上"。在我国,公众导向理念契合科学发展观"以人为本"的发展理念,体现服务型政府的本质要求,成为政府绩效管理的基本价值和核心理念。福建省率先开展机关效能建设,形成了具有鲜明特色的地方政府绩效管理模式,其经验和做法值得借鉴,即以绩效目标为导向,科学制定绩效指标体系;构建绩效运行体系,确保行政权力高效、规范运行;建设绩效监控体系,确保绩效管理落到实处;完善绩效评估体系,促进绩效水平提升;健全绩效制度体系,实现绩效管理制度化、规范化。加强和改进地方政府绩效管理的思路是:树立和强化公众导向理念;构建整体性绩效管理框架;实现公众对地方政府绩效管理的全程、深度参与;建立健全地方政府绩效管理的领导体制和工作机制;地方先行先试,推动政府绩效管理立法进程。     

政府转型背景下的公民参与问题研究

当前我国面临着日益复杂的经济、政治与社会问题,迫切要求政府改变原有集权管理模式,明确自身职能定位,逐渐向"善治"方向转变。而政府要想实现转型单靠政府一方的力量是远远不能达到的,必须要鼓励公民参与。通过公民参与,可以改变政府与公民之间的关系,有利于维护公民权益,提升政府管理科学化水平,实现社会公平正义。本文研究了政府转型背景下的公民参与问题,以期构建以"公民参与"为中心的政府管理模式,进一步推动政府转型的深化发展。     

政府权力的回归与地方治理的向度

伴随着20世纪80年代以来地方政府改革运动的兴起与发展,原来的"政府神话"、"市场神话"都被打破,政府权力不断地回归到社会与公民。权力的分散化加速了地方治理方式的变革,地方治理的向度发生了深刻的变化和更新,集中体现为:从传统的统治与管理转变为以治理与服务为主;从单一权力主体模式转变为多中心治理模式;从传统的科层制向社会网络体系发展;从集权与控制逐步转变为分权与协商。     

公民利益表达与地方政府管理创新——基于近三届“地方政府创新奖”相关案例的分析

近年来,我国地方群体性事件呈多发态势,对公民生命财产、干群关系以及社会和谐造成了严重威胁。地方群体性事件爆发的诱因甚多,关键性因素是地方政府现有的公民利益表达机制不够完善。文章以公民利益表达理论为视角,选取近三届“地方政府创新奖”中四个典型案例,从公民利益表达的技术创新、保障机制创新、决策模式创新、组织创新等四个维度,对完善地方政府公民利益表达机制进行了研究与探讨,并从现有改革中的“内输入”问题、社会组织的独立性问题、利益表达客体处理矛盾的公平性问题、公民精神的培育问题这四个方面提出了政策建议。     

公民参与城市政府公共政策的实证研究——基于五个城市政府网站数据的分析

公民参与城市政府公共政策是政府治理的一个重要领域。为判断城市政府在公共政策制定过程中公民参与的实际状况,本研究对分布在我国东部、西部、东北等地区的五个城市政府网上公开的具体参与案例进行实证分析。结果发现,吸纳公民参与公共政策的议题范围和数量有明显差异,参与环节以政府对政策的征求意见稿公开的环节居多,参与方式以各种媒介为主,参与结果公开有限。可以判断,在地方公共政策制定中的公民参与具有行政选择性特征,公民参与层次和参与环节发展不平衡。分析这种参与状况的影响因素,主要涉及法律制度、经济发展水平和公民本身因素等方面,这也是进一步扩展和发挥公民参与公共政策的实际功能需要着重考虑的要素。     

完善政府公众诉求回应体系,打造回应型政府——以九江市政府“民声直通车”为例

我国一些地方政府不断完善公众诉求回应体系,建设回应型政府,大体形成了以电话热线为主的民声快递模式、以民众参与为主的开放式决策模式和建立在网络平台之上的网络问政模式等三种模式。江西省九江市政府以完善"民声直通车"为抓手,形成了一整套高效的公众诉求回应体系,在打造回应型政府方面进行了有益的探索。"十二五"期间,我国地方政府应贯彻公民导向、顾客导向、结果导向的原则,在突出特色、解决问题、体现实效、赢得民心上狠下工夫,建立电话热线、网上问政双平台,融合民声快递、参与式决策、网络问政三种模式,打造全国一流的公众诉求回应体系。     

我国地方政府体制改革路径的反思

伴随着我国30年的改革进程,地方政府的积极功能被极大地释放,同时,部分地方政府的腐败也日益严重.这种令人迷惑不解的现象,在一定程度上与我国改革的路径有逻辑关系.第一,我国采取以利益调整为核心的改革形式,这种利益主体博弈的渐进过程,使改革基本平稳,却使地方政府权力约束趋于软化;第二,我国采取中央统合主义的改革策略,使改革避免了社会震荡,但是,地方政府创新能力受到一定抑制,并使"上有政策,下有对策"普遍存在;第三,我国实行以行政力量为推动力的改革手段,增强了改革的成功几率,却也使地方政府寻租现象严重;第四,我国改革实际呈现出"悬浮"于民众与社会需求的单向性特点,这种政府主导式的改革,使社会发育与公民参与都没有到位,无法保证改革动力的充分展示.今后,我国体制改革的继续推进,路径完善是一个重要的关键.     

我国政府善治途径探析——新加坡政府治理经验及其启示

随着经济的不断发展和公民社会的日益成长",善治"理念越来越受到我国政府和学者的广泛关注,并开始积极探索我国政府的善治之路",善治"理念作为政府治理的最高目标,其根本特征就是通过政府与公民之间的互动合作,以实现公共利益最大化的社会管理过程。新加坡自1965年独立后,迅速工业化使其经济发展上取得了重大成功,成为当时"亚洲四小龙"之一,过去的20年中,在坚持"好政府"的原则下,新加坡政府在追求政府管理上进行了一系列重大改革,其治理模式的实践经验对我国善治政府建设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     

论地方公共服务的体制创新

公共服务供给困境的三种模型说明,公共物品的地方垄断往往会导致地方公共服务的供给不足。随着我国市场经济的发展和市民社会的培育,公共服务社会化的条件逐步具备。要走出公共服务供给的困境,构筑公共服务的现代治理模型,就必须打破地方政府垄断公共服务的"锁定"状态,在国家、市场与公民社会之间建立起相互支持的合作———竞争机制,优化社会资源配置,创新绩效评估体系,实现地方公共服务的体制创新。     

充分发挥非政府组织在地方政府绩效评估中的作用

非政府组织作为地方政府绩效评估的重要外部评价主体,具有政府内部评估主体无可比拟的独特功能优势。目前,发挥非政府组织在地方政府绩效评估中的作用,面临多种因素的制约。只有在分析非政府组织在地方政府绩效评估中所遇到阻碍的基础上,加强重塑非政府组织公信力,提高政府行政透明度,培养公民社会成长土壤,才能充分发挥非政府组织在地方政府评估中的作用。     

论物权法视野中政府行为的法律规制

<物权法>的制定,是宪法确定的"国家保护公民的合法的私有财产"的一次真正落实,也划清了公民(社会)和政府各自行使权利的界限.然而,由于政府拥有任何个别公民都无法拥有的强制力量,公民私有财产受到政府权力膨胀或滥用侵犯的危险最大.因此,为了贯彻实施好物权法,真正落实保护公民合法的私有财产,有必要采取措施对政府行为进行规制.     

地方政府公共服务创新：驱动机制与路径选择——中国情境下的分析框架和经验证据

不断推进地方政府公共服务创新是破解当前公共服务供给困境,构建我国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在对国内外相关文献分析的基础上,从政治制度、社会需求和资源支撑等视角出发,构建了中国情境下地方政府公共服务创新驱动机制的分析框架,通过模糊集定性比较分析的方法,对"中国地方政府创新奖"下公共服务创新类项目进行了系统比较分析。研究发现,在中国情境下,晋升激励是引致地方政府创新成功的充分条件,领导支持是驱动地方政府创新成功的必要条件;而在创新的代表性路径中,公民参与和媒体报道也发挥着重要作用,经济发展水平和改革本身的难度对创新工作的影响有限;行政主导型、需求诱发型和多方互动型的创新模式是我国地方政府公共服务创新时选择的主要路径模式。未来中央应更注重从制度层面激发地方政府公共服务的创新热情,降低社会公共服务需求的政府进入门槛,同时应注重激发公共服务创新要素组合的叠加效应。     

美国地方政府治理及对深圳的启示

一、美国地方政府治理现状及其特点 美国有三级政府,除联邦和州之外的所有政府都被称为地方政府,而三级政府均没有行政隶属关系。＂百衲被（crazy-quilt）＂是对美国地方政府治理体系的形象概括（形容其多样性和复杂性）,其主要基于以下理念：在一个多元化的社会中,由于人们的价值偏好不同,人们对公共服务的质量和数量需求也各不相同,为了尽可能满足不同公民的不同消费需求,应该允许他们选择能满足其消费偏好的地方政府治理模式。     

我国地方政府绩效评估指标体系研究的现状与前瞻

我国地方政府绩效评估指标体系研究集中于两个方面,一是探讨地方政府绩效评估指标体系设计的方法和技术,二是结合我国现实,尝试具体设计我国地方政府绩效评估的指标体系.目前,我国地方政府绩效评估指标体系基本摆脱了宏观抽象、结构单一的缺陷,逐步走向科学化、全面化、具体化、综合化.进一步改进我国地方政府绩效评估指标体系研究,应加强政府职能和行政成本的研究,明确政府活动与经济社会成就之间的对应关系,并把社会公平、社会和谐、政务公开性以及政府与公民的关系纳入地方政府绩效评估指标体系.     

“自下而上”评价政府绩效探索:“公民评议政府”的得失分析

本文从评价主体、评价空间与时间、评价对象与指标、评价方式与结果几个方面对“公民评议政府”的现状进行了归纳和分析,进而指出“公民评议政府”对于改善我国地方政府的公共形象、提高公共服务的质量以及扩展民主监督渠道等方面的现实意义,同时指出其存在的一些不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