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有组织犯罪的概念演变及借鉴启示

美国惩治有组织犯罪的理论与实践,经历半个多世纪的曲折发展,在观念上已趋至理性,法治运行效果显著。目前国内在这方面的研究尚停留于对相关立法规范的分析比较层面。本文通过研究表明:美国惩治有组织犯罪的刑事法治发展,从形式与立法上看,体现为其有组织犯罪的概念构建从狭义演变为广义;从机制及本质上说,历经法治实践中的曲折和认识观念上的反思,社会主流对有组织犯罪的演变规律、现实特征和特殊危害的认识到位是其关键原因和实质内容。上述要领,对于我国打击正处于活跃期的有组织犯罪,在观念反思和对策构建等方面具有重要的借鉴与启示意义。     

从新制度经济学视角分析有组织犯罪

有组织犯罪在某种程度上可以看作是一种社会制度的提供者,其作为一种社会组织形式发挥着相应的社会职能.新制度经济学将制度作为推动社会发展的因素和研究对象,通过对社会组织的绩效衡量来解释社会发展的原因.在新制度经济学的视角下将有组织犯罪作为一种企业组织形式进行分析,研究其发展的特征和规律；并通过新制度经济学的观点对有组织犯罪组织及成员个体的行为做出解释,将有助于更好控制和打击这一犯罪模式.     

侦查认识原理初探

侦查认识原理既包括侦查认识活动最基本的客观规律，也包括根据最基本的规律而制定的侦查认识的基本方法和基本原则。研究侦查认识原理的意义是多方面的，而这一主题在中外侦查学著作中都只简单地提到，而尚未进行充分地挖掘。探索侦查认识原理应当从侦查认识的基本假设入手，根据侦查认识活动的本质提出侦查认识的三大原理，继而根据侦查认识的三大原理设立评价侦查认识结果的标准，最后根据三大原理和标准设计克服侦查认识错误的对策。     

信息网络型有组织犯罪的特点及认定--兼论反有组织犯罪法第23条

信息网络型有组织犯罪包括线上线下相结合方式实施的有组织犯罪和纯粹线上模式实施的有组织犯罪两种形态。与传统的有组织犯罪不同,信息网络型有组织犯罪在组织形式、犯罪手段、行为模式、危害后果等方面均呈现“进化”和“异化”的新特点。关于信息网络型有组织犯罪的认定标准,有关法律、司法解释以及司法规范性文件已经进行了系列探索。反有组织犯罪法起草过程中对于信息网络型有组织犯罪的表述变化,反映出社会各界对于该类犯罪认识观念上的差异。相较于既有法律及司法规范性文件的规定,反有组织犯罪法第23条的两款规定更具前瞻性和包容性,为广义信息网络型有组织犯罪的认定提供了法律规范依据。     

私法形式行政组织的公法控制——以国有企业为例

私法形式行政组织是由国家投资、设立用于直接执行行政任务的私法组织。出于民主正当性要求和防止私法形式行政组织"遁入私法"的必要,公法需要从范围、设立、存续和退出、资源的取得与管理、内部组织结构和监控机制、收益的分配以及公共服务义务等六个方面对其进行控制和调整。     

上海地区有组织犯罪问题研究

自90年代起,我国大陆的有组织犯罪又开始死灰复燃,且大有愈演愈烈之势.本文首先讨论了有组织犯罪不同阶段上的特点,着重分析了上海地区有组织犯罪的现状及其产生的原因,在此基础上,对有组织犯罪在上海的发展趋势进行了预测,认为我们必须对反黑斗争的长期性、艰巨性有充分的认识,不断研究斗争动向,调整斗争策略,通过实践,逐步摸索出一套在我国经济较发达地区打击有组织犯罪的有效措施和方法.     

作为组织支配的正犯后正犯——支配型共谋的德国理解与中国问题

对于最终没有实行犯罪行为的参与共谋者,应如何承担刑事责任,存在很大争议;不应一般性地承认共谋共同正犯,而应将“共谋”的共同参与区分为支配型共谋与对等型共谋,相应确定不同的参与人类型。德国学理和判例创立“正犯后正犯”法范畴,并运用基于有组织的权力机构的“组织支配”解释间接正犯性,通过展现德国该问题域的实践进路、理论论争和最新发展,为中国语境下解释组织支配和寻求处理支配型共谋的中国路径提供经验图景。     

二十世纪的国际组织研究与国际组织法学

本文描述性地分析了二十世纪欧美国际组织研究的概况与趋势;简要回顾与展望了国际组织研究在我国的兴起与前景;详细评述了国际组织研究的主要方法与走向;着重阐述了国际组织的性质、地位和作用问题及其在国际组织研究中的重要地位;总结了二十世纪国际组织研究的主要成就;提出了二十一世纪国际组织研究的主要任务。作者认为：在对国际组织现象及其本质的学术研究基础上产生的国际组织学和国际组织法学,尽管没有形成世界公认的学科体系和研究方法,但是为二十一世纪国际组织的研究奠定了比较坚实的基础。它不仅积累了丰富的信息资料,提供了经验教训,而且还留下了大量的课题     

节目还是信号?——广播组织权客体探惑

对于广播组织权的客体问题,学界始终在"信号"与"节目"间争论不休.在《著作权法》第三次修订过程中,广播组织权的客体也经历了从一审稿中"载有节目的 信号"到二审稿及最终生效稿"广播、电视"的过程.尽管《著作权法》第三次修订已经完成,但重新审视学界关于"信号说"与"节目说"的观点,对于理解广播组织权客体仍有必要.从历史分析的角度出发探究广播组织权的设立初衷,结合学界对广播组织权客体"节目说"与"信号说"两种观点,在体系解释框架下对广播组织权制度的走向进行展望,以保证法律条款之间的融贯.     

中国民事执行体制改革的模式选择——基于执行权组织构造的考量与分析

作为一种二重性的权力,民事执行权在结构要素上可分为执行实施权和执行裁决权两部分,据此民事执行权在组织构造上应该分别贯穿行政权和司法权的制度安排。迄今为止,中国民事执行体制改革的核心是通过设立执行局,在上下级法院之间形成统一领导的管理体制,这是一种内置式的改革模式。中国民事执行体制构建应该符合民事执行权自身的性质和组织、运行规律,尊重法院作为司法权载体的组织与程序构造要求,切合中国当代司法制度改革的整体目的。据此,在内置式改革模式已经得到相当充分的实践但依然没有从根本上解决执行难题的情况下,外放式的改革模式可成为中国当代民事执行体制进一步改革的必要选择。     

社团组织的发展路径研究：基于公共服务参与的考察

有关社团组织的发展与管理问题一直是我国学术界和政府管理部门的讨论热点.既有的研究和观点较为一致,大多集中在既有的体制钟罩限制了我国社团组织的兴起和发展等方面.社团组织的发展路径研究已经成为和谐社会建设的一个重要课题.从内生发展的角度来看,体制钟罩并未完全限制社团组织的活动与成长空间,制约我国社团组织发展壮大的根本性因素在于作为社团组织赖以生存和发展的公民社会这一基础性条件的缺失.在建设和谐社会的战略背景和当前我国政治社会语境下,有关社团组织的发展与管理问题的研究应当从实践逻辑的视角出发,即从社团组织参与公共服务的角度探察我国社团组织的现实发展路径.     

行政组织法基本范畴与新课题

行政组织法是宪法和行政法的重要内容之一。一般认为,现代意义的行政组织,是指行使国家行政职权、管理公共事务的行政机关以及其他行使行政职权的组织的总体。行政组织与行政机关、行政机构、行政主体含义不同,行政组织授权与法律法规授权,行政主体与行政执法主体等基本范畴也需要梳理和辨析。行政组织法对于配置职能权限、规范机构设置和编制、依法保障公民合法权益所起的重要作用已日益为人们所认识,对行政组织法的研究,也应引起重视。     

单位犯罪与自然人犯罪的界分

由于单位犯罪的复杂性,立法放弃了对单位犯罪的定义权,从而将认定单位犯罪的任务留给了理论和实务界。犯罪是行为,行为表现意志。反过来说,意志支配行为,意志具有根本的判定作用。所以,单位意志是判定单位犯罪的最终指标,所谓以单位名义、违法所得归单位所有、为了单位利益、单位的业务范围、由单位决策机关或者负责人决定,都是单位意志的外在表现形式,是判断单位意志的辅助标志和参考因素,与单位意志之间是现象与本质、局部与整体的关系。而判定单位意志的标准,在于单位成员的行为是否符合单位长期的业务政策、规定、操作习惯,或者具有为单位谋利的动机并经过单位决策机关或者负责人决定。     

社会组织建设中的政府作用探析——以吉林省为视角

社会组织建设是党的十七大提出的一项重要任务。社会组织的建设与发展离不开政府在多方面发挥作用。本文以吉林省为视角,从社会组织建设过程中发挥政府作用的紧迫性及现实性入手,论述了现阶段社会组织建设中的政府作用应该体现在哪些方面及如何体现的问题,以期为吉林省社会组织的建设与发展提供借鉴与参考。     

论仲裁机构的管理文化

在国际范围内兴起ADR运动之际,我国国内仲裁机构也正纷纷进行改革、改制以求发展。但是,仲裁机构管理文化的缺位却成为困扰我国仲裁机构完成实质性转型的重要原因。企业文化是企业的核心精神和深层动力,它对仲裁机构的管理非常有借鉴意义。笔者结合仲裁机构本身的角色定位,引入企业文化的概念,提出了在仲裁机构内部构筑仲裁机构管理文化的相关建议。     

政府与社会组织关系研究——以吉林省为例

合作伙伴关系是政府在认识和解决与社会组织关系问题的一种新视角、新思路,是政府在提供公共物品以及实施公共管理时,与其他社会组织建立的一种相互沟通、协调和协商合作的机制和分担责任、分享收益,实现共赢的一种合作模式,表明政府与社会组织之间不再完全是管理与被管理的关系,而是形成了具有很强契约特点的政府管理的新理念,体现出政府在公共治理中角色的转变及其对自身职能和地位的重新认识。     

促进政府职能向社会组织转移的对策——以吉林省为例

党的十八大确立了社会管理的新格局,使推进政府职能向社会组织转移成为必然。本文在实地调研的基础上,分析了现阶段吉林省政府职能向社会组织转移面临的主要问题,提出了提高认识,加强管理,建立体制机制,提升社会组织自身能力等相关对策。     

群众路线与我国基层服务型党组织建设实践及其优化建议

本文通过文献分析的方法。在总结我国各地党的基层服务型组织建设带动经济组织建设。带动社会管理创新，带动农村经济、社会发展以及带动村民自治和带动学习型党组织建设的基础上。从我国基层服务型党组织建设主体创新、内容创新、手段创新和理念创新四个方面提出了进一步优化的对策。     

The Collaborating Cultural Organization: Legitimation through Partnerships

Abstract

The article studies the role of partnerships in Danish cultural organizations. The organizations face a legitimacy crisis. As a response they display openness to society. The article uses the theoretical framework of Orders of Worth and studies the role of the projective city in legitimation work. Openness and differentiated connections are necessary to maintain legitimacy for cultural organizations. The organizations frame their tasks as meetings and facilitation of connections, and they carry out many activities in collaboration with partners. If an organization has too few connections with others, the organization appears isolated and unattractive.     

VOLUNTARY ORGANIZATIONS AND NEIGHBORHOOD CRIME: A DYNAMIC PERSPECTIVE*

Although numerous theories suggest that voluntary organizations contribute to lower crime rates in neighborhoods, the evidence for this proposition is weak. Consequently, we propose a dynamic perspective for understanding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voluntary organizations and neighborhood crime that involves longitudinal analyses and the measurement of the age of organizations. By using longitudinal data on a sample of census blocks (N = 87,641) located across 10 cities, we test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age‐graded measures of different types of voluntary organizations and neighborhood crime rates. We use fixed‐effects negative binomial regression models that focus on change within neighborhoods of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voluntary organizations and neighborhood crime. Our results show that although each type of voluntary organization is found to exhibit crime‐reducing behavior in neighborhoods, we find that many of them are consistent with what we refer to as the “delayed impact scenario”—there is a pronounced delay between the placement of a voluntary organization and a neighborhood subsequently experiencing a reduction in crime. With protective effects of organizations typically not demonstrated until several years after being in the neighborhood, these patterns suggest a need for long‐term investment strategies when examining organization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