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我国刑事印证证明模式

我国的刑事诉讼证明模式是"印证证明模式"。刑事印证证明模式属于自由心证体系,但同时具有法定证据制度的某些痕迹,其强调证据的体系性、关联性、同一性。刑事印证证明模式符合事物存在和认识的规律,体现了对刑事诉讼实体公正与程序公正两项基本价值的追求,是经验理性的选择。我国刑事印证证明模式的成因主要包括非直接言词的审理方式、科层型的司法权力机构设置和追求客观真实的理念。刑事印证证明模式有利有弊,在我国当前的诉讼制度下,重点在于如何对该种证明模式加以改革和完善。     

论刑事诉讼中的印证证明模式

我国的刑事诉讼证明模式是印证证明模式。印证证明模式属于自由心证体系,但同时具有法定证据制度的某些痕迹;印证模式注重对证据数量的要求,但仅是证据数量上简单的堆砌而缺乏内在的联系,并不能构成印证;印证是不同于补强证据规则的证明模式。虽然印证证明模式是符合人类认识规律的,但它将导致很高的证明标准。     

论我国刑事诉讼证明模式的转型

印证证明模式作为我国刑事司法实践中一种典型的诉讼证明模式,它的运行建立在"四个依赖"的基础上,即证明的他向性、证明的一致性、证明的口供性和证明的充分性;传统的印证证明模式已经严重影响了我国现代刑事证据规则的构建和法官专业化素质的提升,难以胜任日益复杂的诉讼证明任务,面临着越来越严峻的挑战。因此,必须实现证明理念和证明模式的转型,更多地吸收和借鉴自由心证的证明方式,这不仅有利于缓解诉讼证明的困难,而且对建立科学合理的证明标准、促进直接言词原则的实施、培养法官的理性判断能力都具有积极的现实意义。     

刑事证据相互印证的实践形态解析

刑事证据相互印证模式在实践中表现为证明模式、采证、认证规则和法官个体潜在的自由心证的表达等形式,甚至等同于客观真实的证明标准.实践表明,正确地运用印证模式证明案件事实,应该变革现行的证据采证、认证的判决书说明理由方式,变革法庭调查证据的程序,同时严格掌握证明模式与证明标准的区别.     

口供印证的类型化研究——基于我国刑事审判实践的思考

口供印证属于印证证明模式最重要的组成部分,但是需要区分不同情况进行分类讨论。其中,认罪案件普通审理基于诉讼程序的完整性,口供的印证保留了完整的司法证明过程,需要遵循“实质印证”法则。认罪案件简化审理基于存在诉讼程序的简化,印证过程呈现出简化印证特点,但是审判人员必须坚持最低限度的印证要求。翻供案件中的口供印证呈现出双重印证特点,既要审查认罪供述的印证问题,又要审查翻供理由、无罪辩解的不能印证问题。共同犯罪案件的口供印证则是呈现为一种对比印证特点,审判人员需要对比共犯认罪供述的一致性,并在结合其他证据印证的基础上,得出共犯认罪供述的证据事实是否得到充分印证。     

刑事印证初论

刑事印证是我国刑事诉讼的主要证明方式,它具有层次性;刑事印证的表现形式为证据链,核心为证据联结点;证据联结点的差异有合理的差异和非合理差异、重要的差异和非重要的差异之分,证据间的一致有实质一致和虚假一致之别;对既具有间接证据也有直接证据的一般刑事案件,要求达到全案证据链的完整性即可,对全部据间接证据定案的案件,则要达到证据链的闭合性.     

新时期再论刑事公诉证明标准的重构

证明标准乃证明过程的结果,而印证证明乃达成证明标准的过程,可见“证明标准”不等于“印证证明”。从诉讼逻辑看,刑事公诉证明标准应低于刑事裁判的证明标准,这既有利于防止刑讯逼供和减少无罪羁押,又有利于维护检察权威和审判权威。新时期,伴随司法改革的推进,公诉权的滥用既缺乏动力机制,又容易被智能化的信息系统所捕获,而且还可能面临内部考核压力,乃至终身追责的风险,可见以往对公诉权滥用的担忧已不能成立。刑事公诉标准应当采“降低说”,即融合了主客观要素的“预期定罪高度可能性”的标准,这不仅与我国的诉讼结构相契合,而且更加符合司法实践。     

非法口供的排除与证明问题

口供在刑事司法实践中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因此排除非法口供,严肃口供的合法性,是十分必要的。我国目前有《非法证据排除规定》,但有不足之处,应以＂自白的任意性＂规则,作为理论基础。文章提出要明确证明责任,厘清证明标准,真正落实我国刑事法律保障人权和惩罚犯罪并重的理念。     

论刑事证据相互印证的合理限度

刑事审判实践中,审查证据就是对收集的证据进行分析、研究和鉴别,找出与案件事实之间的客观联系,分析证据的证明力,从而对案件事实做出正确的认定.审查证据首先从单个证据入手,进而考虑个体证据的印证性,在此基础上统筹衡量各个体证据的相互印证,紧紧把握印证尺度与合理限度,形成纵横衔接的证据锁链.     

论非法口供排除规则中的证明问题

刑讯逼供等非法取证行为多发生在封闭性、秘密性较强的侦查程序中,因而往往难以证明和查实。如果不明确非法口供的证明对象、举证责任和证明标准,最终将导致排除规则形同虚设。因而,解决非法口供排除规则中的证明问题,已是落实非法口供排除规则、遏制刑讯逼供等非法取证行为的当务之急。     

论非法证据排除程序中的证明

非法证据排除程序中的证明主要是指当被告方主张控诉方的证据系非法所得时由谁承担证明责任以及证明应达到何种程度。根据证明责任的分担原理,对非法实物证据的排除,一般应由被告方承担证明责任,其证明达到"优势证据"即可;对非法自白的排除则应由控方负证明责任,其证明应达到"排除合理怀疑"程度。     

影响我国刑事抗辩事由证明责任分配的因素

违法阻却和责任阻却抗辩事由的证明责任由控方还是被告方承担,可以从刑事推定的适用、犯罪构成理论、诉讼模式的差异以及价值权衡等诸多角度进行分析。通过对这些因素的考量,得出我国刑事抗辩事由的客观证明责任由控方承担的结论。     

试论刑事证明责任之分配

刑事证明责任之分配与犯罪成立之判断密切相关。两大法系国家在证明责任分配上均要求控方承担积极构成要件证明责任,而由被告人承担某些特殊事实的证明责任。我国刑事诉讼法中缺乏对刑事证明责任明确的规定,实践中,控方对犯罪成立几乎承担着全方位的证明责任。为平衡不同利益,对部分犯罪中的特殊事实实行证明责任倒置是合理且必须的。     

浅议我国刑事证据规则

刑事证据规则属于程序性规则,是规范刑事证据收集活动的准则。我国《刑事诉讼法》对刑事诉讼证据的一般规则虽已作了原则性规定,但相关法律规定不完善,操作性不强,因此有必要借鉴国外做法对刑事诉讼中收集、采用、审查、认定和运用证据的一般方法进行研究、归纳和总结,以便更好地指导司法实践,最大限度地保障司法公正。     

论刑事没收中的举证责任倒置——基于《联合国反腐败公约》第31条的分析

在对腐败犯罪所得没收程序中,规定举证责任倒置规则是《联合国反腐败公约》第31条的明确要求。我国新《刑事诉讼法》第280条的违法所得没收程序中不应当确立举证责任倒置规则。针对贪污罪、受贿罪,立法有必要确立没收犯罪所得的举证责任倒置规则,这并不违反无罪推定原则,而是基于公平性和公共政策、举证便利性因素的合理选择。     

论公安机关对刑事案件的证明标准

证明标准是贯穿整个证明过程始终的一根金线,是刑事诉讼的基础和核心,侦查人员必须将以证据为核心的侦查观念贯穿于整个侦查过程。“证据充分”并不是一项具体的证明标准,而是对整个证明活动的总体要求,既原则,又抽象,无法把握。因此,明确公安机关对刑事案件的证明标准,对于收集证据,查明案件事实,保证刑事案件的办案质量,具有积极作用。     

客观真实与法律真实之争--也谈我国刑事诉讼证明标准

刑事诉讼的证明是应以客观真实还是以法律真实为标准,一直存在争议.我国现行刑事诉讼法规定的证明标准的存在缺陷,应以法律真实为理论基础,建立主客观相统一的刑事诉讼证明标准.     

论刑事证明标准的人权保障功能

刑事证明标准通过判断事实真伪、平衡诉讼结构和量化证明责任为被追诉人的实体性人权与程序性人权提供保障。我国刑事证明标准的规范功能未能正常发挥,由此导致了人权保障功能的缺失。应当积极推动立法的科学化,健全司法保障机制,并弘扬人权意识和法治观念,以促进刑事证明标准人权保障功能的实现。     

论我国提起公诉的证明标准

对比中外提起公诉证明标准 ,我国现行提起公诉的证明标准过高 ,应定位为检察官认为有足够的证据证明被告人实施了犯罪行为 ,即控方单方认为证明达到了高度概然性 ,就可提起公诉。同时 ,还应根据罪行的严重程度来掌握起诉证明标准的高低 ,对重罪案件 ,只要检察官认为有足够的理由相信被告人应当接受法庭审判 ,即证据达到优势证据的标准 ,便可提起公诉     

论刑事证明标准及其对公诉工作之意义

刑事证明标准是衡量刑事证据证明案件事实是否达到证明要求的基本准则,具有内在等级性.刑事证明可分为三级标准和不同的适用范围,刑事证明标准的等级性对公诉工作有重要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