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社会、文化权利在中国

近年来,中国采取了一系列立法、司法、行政等措施,促进和保护人民的经济、社会和文化权利,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目前,中国已形成了以《宪法》为核心,包括《劳动法》、《教育法》等在内的一系列保障公民经济、社会和文化权利的法律体系。劳动权 中国高度重视公民的劳动权,依法保护劳动者享有平等就业和选择职业的权利、接受职业技能培训的权利、取得劳动报酬的权利、休息休假的权利、获得劳动安全卫生保护的权利。     

从劳动权的历史维度看人的发展

从历史的维度考察劳动权,我们发现,劳动权与劳动现象并不具有发生学上的历史和逻辑的一致性。劳动上升为权利,得到权利确认和保障是人类历史发展和进步的结果,体现了人的发展的进程。     

公民劳动权及其宪法救济

公民劳动权属于人权的重要内容, 是经济、社会和文化权利中的一项重要权利, 世界许多国家在宪法中都明确规定了劳动权。近年来, 学术界、实务界、新闻媒体给予了公民劳动权及其宪法救济问题极大的关注。笔者认为, 只有对作为公民宪法权利的劳动权的涵义及性质进行研究, 才能对劳动权的宪法救济问题得出一个比较恰当的结论。     

构建社会保障权法律救济制度

没有完善的法律救济,就没有真正的社会保障权。从我国现行法的规定来看,目前只有劳动者的社会保险权和城市居民的最低生活保障权可以得到司法救济,而这种救济是不完整的和有限的,亟待完善。立足于我国司法实践,有两种思路可供参考:一是在现有法律框架下探索处理社会保障争议的理论和原则,补充和完善法律规定,使社会保障权作为一般权利得到救济;二是积极探索将宪法作为法院审判案件的直接依据或建立违宪审查制度,使社会保障权作为宪法权利得到救济。     

论宪法意义上的劳动权

劳动权的产生、入宪,并被载入国际法,充分显示其是人权的基本内容。劳动权是一项复合型权利,它依存于生存权,并同财产权高度关联。尊重和保护公民的劳动权是宪法应有之义。但劳动权并非不受限制,划定私有劳动权的“消极权利”边界是对宪法的极大维护。     

藏区牧民定居中牧民社会适应的法律保障研究

藏区牧民定居工程作为保护草场生态环境、保护草场耕地、摆脱贫困、促进城镇化建设的对策在各地逐步实施。依次从教育权、劳动权、社会保障权三个角度分析了藏区牧民社会适应的法律保障现状和问题,总结出应当从宪法保护、立法保护和司法保护三个方面完善藏区牧民权益的法律保障。     

司法中心主义权利观:在权利法定与权利推定之间

作为还原法律之多重含义的一个环节,作为回应型法理念对权利理论的一种启发,作为社会与法律互动中的权利保护,司法中心主义权利观强调从司法的角度关注权利问题,充分发挥司法的权利保障功能和司法的能动性,强调作为法定权利之组成部分的推定权利,强调司法的权利推定功能所具有的释放和保障权利法定之价值。     

论南非宪法法院对社会经济权利的保护

社会经济权利是否具有可裁判性是个颇具争议的问题,南非宪法法院司法实践对这一问题做出了肯定的回答。其中比较典型的案例是Soobramoney案、Grootboom案和TAC案等。通过上述一系列案例裁决,逐步确立了南非宪法法院在社会经济权利司法中的至高权力,在司法对社会经济权利的保护方面做出了有益的尝试。随着时代的发展,人权保护事业的进步,宪法性社会经济权利逐渐可受司法裁决必将成为大势所趋。我国改革开放三十多年来,经济社会发展取得重大成就的同时,贫富差距也在逐步拉大,党的十七届五中全会在制定我国＂十二五＂规划时,特别强调保障和改善民生,促进社会和谐稳定。保护好弱势群体的医疗权、住房权、劳动权等社会经济权利,对维护社会稳定,促进公平正义,建设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具有重大意义。     

宪法的最高效力与司法

长期以来宪法的非司法性,使宪法具有最高的法律效力似乎成了一种空泛之谈、一种政治意义上的口号,这影响了我国宪法这一根本法的法律地位及其最高效力在国民心中的真正确立,不利于法治理念在国民心中扎根。本文试从宪法最高效力的基础,宪法最高效力与司法方面进行论述,从理论上阐述宪法司法化的合法性与合理性,以期推动我国宪法法院成立或宪法对司法实践指引,加速我国法治建设进程。     

我国未成年人“双向保护原则”的实践困境及破解之策

"双向保护原则"在实践中表现出重视涉罪未成年人的权利维护,弱化社会利益保护的倾向。现代社会的法律个人导向使得刑事司法实践日趋保护个体权利,而使得法律实践的社会效能在逐步弱化。以权利保护为导向的法律完善,造成法律"内卷化"的困境,也使得法律个人原则在实践中遭遇多重瓶颈。回归法律的双重原则,通过不断平衡权利保护和惩戒教育、恢复性司法实践的关系修复以及社会监护体系建设的完善,以期实现对未成年人"双向保护原则"实践困境的超越。刑事司法实践过程中遇到的问题仍需置于具体情境中深入地分析,实现权利保护和秩序维护的双重目标,优化法律实践的效能。     

舆论监督与司法活动的冲突及调整

伴随着现代民主法制建设的推进，新闻报道和司法活动愈加深入到国家政治、经济和社会活动的各个方面，且影响呈不断扩大的趋势。从理念上说，传媒和司法都是依照宪法、法律的规定行使权利、履行义务的，社会公众享有通过传媒表达自由、行使舆论监督的权利，审判机关也依法享有独立行使审判权的权利，二者是并行不悖的。从实践中看，二者在价值取向上有一定的契合点，在政治立场及追求公平正义的目标上也是一致的。但是，近年来大量的事实表明，媒体与司法“相处”的并不融洽，不少地方甚至冲突不断。然而，舆论监督与司法独立都是现代民主法治国家不可缺少的基本要素，二者之间不存在舍此取彼的问题，只能往协调互动方向寻找出路。     

创新和加强审判管理 确保司法公正高效

创新和加强审判管理,是落实社会矛盾化解、社会管理创新、公正廉洁执法三项重点工作,实现新时期人民法院科学发展的重要举措,是人民法院坚持党的事业至上、人民利益至上、宪法法律至上工作指导思想,践行为大局服务、为人民司法工作主题,落实从严治院、公信立院、科技强院工作方针的必然要求。创新和加强审判管理,既是重要司法理念问题,也是重要司法实践问题,必须从理论和实践上解决好以下几个问题:一、充分认识创新和加强审判管理的重要性和必要性     

浅析劳动者职业稳定权基本内涵

劳动者职业稳定权是劳动者基于劳动就业权所享有的,能够在某一工作岗位上持续稳定工作,没有法定事由不被解雇的权利。该权利并非法律规范明确规定的一项权利,但从宪法规定的劳动权和政府所担负的促进就业的义务中可推导出来。国家是职业稳定权的主要义务主体,但用人单位作为劳动关系的相对人,也具有无可逃避的义务。     

创新和加强审判管理确保司法公正高效北大核心

创新和加强审判管理,是落实社会矛盾化解、社会管理创新、公正廉洁执法三项重点工作,实现新时期人民法院科学发展的重要举措,是人民法院坚持“党的事业至上、人民利益至上、宪法法律至上”工作指导思想,践行“为大局服务、为人民司法”工作主题,落实“从严治院、公信立院、科技强院”工作方针的必然要求。创新和加强审判管理,既是重要司法理念问题,也是重要司法实践问题,必须从理论和实践上解决好以下几个问题：     

美英妇女权益保障与我国立法的完善

美国、英国在妇女权益保护立法方面具有先进性。美国历经了两次声势浩大的妇女运动,男女平等、反对歧视、加强对妇女保护的理念已经深入人心。我国尽管在《宪法》中规定了妇女在政治、经济、文化、社会和家庭等方面享有与男子平等的权利,但仍多有不足,所以,在完善我国的妇女权益保护立法时,可注意其他国家的法律改革,扬长避短,为我所用。主要包括加强立法,完善程序、强化反歧视和实现宪法司法化。     

试论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劳动权

劳动权是宪法赋予公民的一项基本权利,犯罪嫌疑人和被告人作为公民理应享有。但介于我国目前的实际情况,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劳动权不能得到有效的落实和保障,甚至处于一种被忽略的境地。从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劳动权的法律基础入手,尝试分析这类群体享有劳动权的特殊性及现实意义,并试图提出保障其劳动权的有效措施。     

我国审判监督模式评析与重构

良性审判权制约机制应当体现的几个重要理念和原理,即诉讼程序系统中的自组织原理与当事人主义理念、宪政体制中权力分立、彼此独立和相互制约的原理、审级制度中的职能分层与双向制约原理、司法错误救济机制服从于司法终局性与正当性的原理。而我国宪法和法律对于权利和权力资源的配置模式以及以此为基础形成的审判监督模式违背了上述原理。1.诉讼程序内法官权力与当事人权利的配置模式。在我国传统的超职权主义诉讼模式下,法庭的权力没有受到来自程序主体当事人权利的有效制约。具体表现在:(1)在实体权利范畴内,当事人的处分权仅受到法律…     

论劳动权保障的维度

劳动权作为人权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实现人的生存权的一项手段性权利.对劳动权的制度关注是人类社会进步与全面发展的必然要求.从实践层面看,劳动权的实现又是一个动态的、复杂的过程,它的实现不但需要具备各种主客观条件的配合,还必须有一系列保障手段的跟进.在劳动权保障过程中,应该遵循的基本理路是:权力主动性与社会能动性相结合.     

浅议女童权利保护相关法律问题

最近,不断有女童遭遇性侵的案件曝光,引起了各界的关注和讨论。从法学研究的角度来看,女童性权利的法律保障作为弱势群体的法律保护问题,涉及到多种维度不同层次的法律问题。从国际条约的缔结和遵守,到宪法基本权利的保障和实施,并具体到各种法律及行政法规的制定和贯彻,需要我们从     

宪法视野中的食品安全

食品安全问题必须从宪法视野进行考察。个人在缺乏有效强制的前提下,倾向于追求自己的利益,侵犯他人的权利。有效强制有赖于各级官员的积极努力,而目前我国的法律规定根本没有对各级官员积极执行法律构成足够的激励。通过对有关食品安全的法律进行修改也不可能完善这种激励机制,因为有关法律的修改受制于宪法,宪法不变,下位法的变动空间总是有限的。因此,食品安全问题的有效解决,取决于政治体制改革:从生产性国家向保护性国家转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