侵权上纯粹精神损害的界定

《侵权责任法》第22条确立了我国的精神损害赔偿制度,为纯粹精神损害赔偿的研究奠定了基础.如何恰当地界定纯粹精神损害,服务于未来的司法实践是值得思考的问题.本文通过对既有界定方法的逐一分析,归纳出纯粹精神损害应具有的法律特征及其主要类型.     

侵权行为法上的损害概念研究

从损害在侵权行为法上的地位出发 ,论述了侵权行为法范畴中损害的概念和特征 ,并对相关概念进行了比较。在对损害的性质进行探讨的基础上 ,认为侵权行为法上的损害本质上是一种法律保护的利益丧失状态。并且 ,作为侵权行为构成要件的损害和侵权赔偿中的损害在内涵上应该是一致的。进而对损害概念进行了分类 ,并认为我国即将制定的侵权行为法应该专门对损害概念予以规定。     

对刑事证明标准的思考——以刑事证明中的可能性和确定性为视角

证明标准是我国刑事证据理论研究中争议最大的问题之一。从英美法和大陆法关于刑事证明标准的规定看 ,证明标准的层次性或差异性主要从诉讼阶段、证明对象、证明主体等三个方面得到了体现。对不同程度的证明标准的划分 ,以实证主义哲学中的可能性和确定性思想为主要的认识论基础。证明标准的立法表述 ,既要做到准确传递有关可能性或确定性程度的信息 ,又要做到容易为人们所普遍理解和接受。     

侵权法中的可救济性损害理论

在现有的经济社会背景下,以过错为核心的传统侵权法逐渐暴露了其不足。可救济性损害理论的引入,有效地弥补了过错这一侵权法理论工具的缺陷,顺应了损害救济理念的发展趋势,给侵权法理论带来了巨大的冲击。可救济性损害理论的运用,宜采取"一般条款 类型化"模式,并应处理好与过错责任的衔接关系。     

环境侵权诉讼证明标准初探

在中国现行单一的“高度盖然性”证明标准下 ,环境侵权诉讼面临着受害人利益难以得到保护、诉讼成本高、错判率高的巨大难题 ,为解决这些问题 ,必须重新确定合理的证明标准。我国应在无过错责任基础上 ,通过设立多元证明标准体系、确定对不同主体与不同证明对象适用不同证明标准规则、借鉴先进国家合理的证明方法等 ,以建立中国环境侵权诉讼的证明标准制度。     

医疗侵权证明责任分配与风险分担

医疗侵权诉讼的许多问题突出反映在证明责任分配之中。通过将程序法与实体法相联系,将私法与社会保障法相衔接,对这个问题进行了较为系统的分析和讨论,勾绘出了一个客观评判医疗侵权,合理分担医疗风险的理论框架。     

环境污染侵权诉讼中的证明责任分配

环境污染侵权不同于一般的民事侵权,具有其特殊性,因此,在案件的证明责任分配过程中也就不能照搬一般的分配原则。原告应承担对损害行为、损害后果已经对两者之间存在一般的因果关系承担证明责任,被告应对因果关系以及免责事由承担证明责任。     

侵权法上"物的行为"研究

侵权法上的"物的行为"在各国法中都得到了不同程度的确认.涉及其适用的范围,日本、台湾地区模式以不动产中的人造物为外延,避免了法国模式和德国模式造成的弊端,是应当为我国法吸纳的模式.关于物的行为致害时的责任人,作为一般原则,应当让物的占有者,而不是其所有者承担责任.关于物的行为致害时责任的性质,应采用将严格责任、过错推定和一般过错责任相结合的体制.     

论服务商对互联网上侵权纠纷应承担的证明责任

随着网络技术的发展,涉及网络的侵权纠纷增多,由于互联网络技术上的复杂性和服务商对网络和系统的控制,被侵权人阻止侵权和提供证据能力非常有限,对网络侵权证明责任的分配缺乏相应的法律规定,作者试以证明责任分配的一般理论结合互联网侵权行为的特征,对服务商应承担的证明责任进行分析和研究,论述中突出了该证明责任的诉讼意义。     

论刑事诉讼的证明标准

证明标准是用以衡量对刑事案件的证明是否达到法律所要求的程度的具体尺度,不可避免地带有司法人员的主观判断因素,故有必要确立一个主观标准,同时,为防止其随意性,又必须确立一个客观标准予以限制,惟有二者结合,才得以保证案件处理的质量     

论环境民事侵权的证明责任

法律要件分类说是客观证明责任的分配的一种主导学说。探讨环境民事侵权的证明责任问题 ,须先讨论环境民事侵权的构成要件 ,由于盖然性因果关系理论的采用 ,对证明责任的分配格局发生了影响。     

国家侵权精神损害抚慰制度实施问题探讨

新修订的《国家赔偿法》确立了精神损害抚慰金制度,但在立法规定上还存在一些模糊性。精神损害抚慰的范围与国家赔偿的范围有很大的不同;以后果是否严重为标准,抚慰的方式分为两种,但如何认定严重后果将会成为实施的难题;抚慰金标准如何确定目前还是空白,这会带来实施中的困难;建立典型案件公示制度可以规范抚慰金确定中的自由裁量权。     

大规模侵权损害救济机制探析

应对大规模侵权事故,侵权诉讼机制、责任保险机制及赔偿基金机制在当前都难以发挥较大作用.在实践中形成的行政主导型损害救济机制能够以较小成本对大规模侵权所造成的损害进行非常及时、较为充分的救济,最为理想.但目前该机制还缺少科学参与机制、完善的赔偿规则和合理的追偿机制.在未来,应当引入听证程序以构建科学的参与机制,增加赔偿范围、赔偿标准和赔偿限额方面的规定以构建完善的赔偿规则,明确追偿权的行使条件、可追偿费用的通常范围及减免条件以构建合理的追偿机制.     

大规模侵权损害赔偿金的价值研究

当今社会,随着大规模侵权事件的频繁发生,传统侵权责任法的赔偿机制已不足以让大规模侵权中的众多受害者得到及时有效的救助,本文拟从以下四个方面阐述损害赔偿金适用于大规模侵权的必要性和重要意义。     

环境民事侵权诉讼中的证明责任分配

我国民事诉讼中举证责任分担的一般原则,在大多数情况下是可以被适用的,但在一定的情况下,可能发生举证责任的倒置。我国应实行举证责任倒置的诉讼案件包括因环境污染引起的民事侵权诉讼。盖然性因果关系理论的采用,对原先的证明责任分配格局发生了影响。     

论侵权法上因果关系的认定

因果关系问题是民事侵权案件构成要件之一,是一个比较复杂的而且在法律上尚无明确规定的问题。尽管各国法学家对因果关系问题进行了大量卓有成效的研究,但至今仍无法妥善解决。而我国目前对于侵权行为法上因果关系的研究仍非常滞后,不能适应现实司法审判实践的需要,因此,对侵权法上因果关系的研究是非常必要的。本文从世界两大法系代表理论之比较论述了侵权法上的因果关系。     

植物新品种侵权诉讼的证明责任分配

证明责任的分配和证明标准的设置是证据制度的核心内容,对侵权诉讼结果产生重要影响。2021年《种子法》的修改,扩大了品种权的保护范围,延长了保护链条,为权利人提供了更多的权利主张机会,有助于降低维权取证的难度,但没有改变证明责任的分配规则,也没有降低证明标准。为有效便捷运用证明责任分配规则,保障育种创新主体的合法权益,建议应根据植物品种间的实际关系在《植物新品种保护条例》中明确“与授权品种没有明显区别的品种”的法律地位;通过司法解释总结植物新品种侵权证明责任分配的特殊形态;统一植物品种鉴定标准中的结果判断规则,科学准确表述鉴定结果;品种权人应围绕证明责任分配规则实施维权取证行动。     

德国侵权法上的继发性损害类型及其启示

在标的物所有权移转后因其自身自始即存在的瑕疵,导致物之整体价值减少、无法使用或完全灭失的场合下,当受害人因物之瑕疵担保责任时效期间届满而无法通过合同责任主张法律救济时,德国司法实践为给受害人提供充分法律救济,而通过法之续造,发展出所有权侵害的继发性损害类型,并将之纳入《民法典》第823条第1款的涵摄范畴,为受害人提供了适当的救济方案。对中国的司法实践而言,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已经形成时,审慎关注德国司法实践于此通过规范解释路径处理法之安全性与向社会生活开放性间之紧张关系的有益经验,有助于法院具体案件审理时,能在维护法之安全以及权威的同时保障具体人在法律上的充分实现。     

论法官的道德自觉与法的确定性

法官道德包括个人道德内在自律和职业道德外在约束,法官的个人道德又包括作为常人的道德层面和高于常人的道德层面。道德自觉的法官既可在司法程序中维护法律的确定性,又能引领社会的变迁。法官、公众以及法律三者的道德价值取向,在实质内涵上都以公民基本权利和自由为根本。崇敬权利价值是法官道德信念的极致,是法官个人道德和职业道德的升华。法官是现代法治社会道德共同体的守望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