知识分子与国家建设：中国早期现代化的政治逻辑

近代中国的国家建设是在知识分子的主导下完成的,中国知识分子在传统"士人政治"形态中形成了"超越"与"介入"的政治文化传统,近代中国救亡与启蒙的压力强化了这种传统,并促使他们成为近代中国国家建设的主导力量。知识分子运用政治力量完成了国家建设所需的信仰重塑与组织重建工作。随着中国共产党的兴起,知识分子逐渐向知识--政治精英转化,并且选择了社会主义作为国家建设的共同信仰,选择了共产党作为国家建设的领导力量,实现了与农民等其他阶级的联合,最终完成了国家建设与现代化发展的历史使命。     

公安主体要“双强”：论强化社会治安组织

在公安主体中全面加强国家公安力量和社会治安力量的建设,克服"一手硬、一手软"的现象.社会治安组织是公安机关指导下的有组织治安力量,是公安机关强有力的助手.古今中外,社会治安组织都是不可或缺的治安力量.大力加强社会治安组织建设,提高对其战略意义的认识,加强社会治安组织的法制建设,加大投入,做到社会治安组织建设系统工程化.另外,国家公安力量与社会治安力量的原则界限亦不能混淆.     

不断被援引的国家:村庄的“气”与村民的上访

"出气"是农民上访的重要原因之一。上访并不意味着农民与国家的对抗,而是他们希望借助国家的权威找回村庄中已经失衡的秩序。在特定的时空条件下,村干部和村民都会不断地援引国家的力量为自己出气。同时,国家的无意甚至是被动介入,也会打破村庄既有的平衡,制造出新的"气"。村庄的"气"会不断地衍生,农民的上访也不会消失。随着资源下乡的日益增多和农民需求的多元化,以上访的形式借国家"出气"将成为基层治理的新常态。     

国家与农民关系的演变及公民权生长

从纵向的视角来看,可以将国家与农民的关系划分四种历时型模型,即传统社会中的国家与农民是一种四位一体、虚实双线关系,集体化时期国家与农民是一种四位一体、双边二元关系,改革以来国家与农民是一种四位一体、强弱双线关系,国家与农民关系的前景可能会演变成为一种三位一体、合作互动关系。在国家与农民这四种关系模型中,农民公民权的生长和演变有着不同的特点。     

建国初期中国共产党对农村社会的政治整合

建国初期,中国共产党及其组织体系成为政治整合的主要力量,而通过广泛的群众动员开展政治运动,则成为政治整合的主要方式。中国共产党的政治整合打破了传统国家所依赖的文化基础和社会联系,强化了农民对国家的政治认同,同时重塑了农村社会内部的关系结构,使传统的"国家—地主士绅—农民"之间的三角关系变成了"国家—农民"的双边关系。     

总体国家安全观视域下我国网络意识形态安全问题研究

网络安全涉及国家和社会的方方面面,维护网络安全成为我国具有战略性意义的重大任务。目前,西方敌对势力对我国网络舆论和网权力的控制已先入为主,"文化冷战"和"政治转基因"网络战略全面展开,国内一些网络力量作为西方敌对势力的内应力量迅速崛起。为此,我们必须从总体国家安全观的高度,加快提高网络技术,做到舆论引导有效,净网打击有力,尽快推动网络意识形态由"坐而论"向现实社会"起而行"转化,促进我国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健康发展,维护我国的国家安全。     

农民与政治现代化:一个理论综述

农民在政治现代化的进程中扮演了重要角色,在农民政治研究中,逐步形成了三种主要的研究范式,一是农民与国家政权建设范式,侧重于政治现代化进程中国家权力对基层政治社会的整合;二是农民与革命范式,20世纪农民政治的核心内容是农民与革命的关系;三是农民与村民自治范式,村民自治能够折射出国家与社会的重大关系,能够透视国家与社会的互动过程。如何重新找回农民政治研究的自尊,这是农民政治研究面临的挑战与机会。     

超国共同体:中国对全球化的可能回应

全球化、跨国联盟、地区自治、民族分离主义、宗教极端势力、国际恐怖主义等是影响民族国家未来前景的主要力量.这些力量总体上会对民族国家主权的完整性构成威胁,对民族国家的稳定性起到解构作用.经济全球化遵循资本的逻辑,国际资本在全球范围内投资和扩张,跨越国家主权的边界,甚至动摇国家主权的基础,重新塑造国家的角色、能力和功能.在全球化时代,跨国人口流动性增强,外来居民和本地居民之间存在的文化认同和政治认同冲突,引发国民认同危机.现代民族国家的民族文化价值还受到全球消费主义观念和世界大众文化的冲击.虽然民族国家将继续存在,但是其国家主权观念已经发生重大变化.现代民族国家将走向衰落,超国共同体将成新潮.国家将进入"后主权"时代,民族国家体系将让位于"后民族国家体系",产生像欧盟这样的超国共同体.在历史上,中国不仅是早熟的民族国家,而且是早熟的"超国共同体",两者交替存在甚至并存.中国不仅存在作为"民族国家"的编年史,而且存在作为"超国共同体"的编年史.中国是"超国共同体"的创始者,对"超国共同体"并不陌生.作为回应全球化的可能选项,中国尝试推进新一轮"超国共同体"建设当然会有风险,但无视其趋势是不明智的.     

公共治理框架下的政府政策能力研究——新公共管理运动后的反思

政策能力是国家公共治理能力的关键构成要素。政策能力受到学者们的关注始于新公共管理运动。新公共管理运动旨在致力于提高政府的反应能力,使有限的公共资源发挥更大作用,从私人部门的成功中汲取精华,将政府的力量和能力重新聚焦于既定目标,但却因政府职能转移、专业人才丧失导致了严重的"权力空心化"和"政策灾难"。政策能力下降引起政界人士和理论研究者的普遍忧虑,20世纪90年代中期研究者开始转向政策能力的建设(或重建)问题,提升政策能力也是加强我国整体治理能力的关键环节。     

国家与社会关系的重构与执政党社会整合

中国社会转型期间,社会力量的分化和多样化,特别是民间组织力量的兴起,对中国政治体系产生了深刻的冲击,并解构着原有的社会和价值结构。国家与社会的关系必须重新构建并在此基础上进行新的整合。为此应以"法团主义"理论为理论基础,寻求重构当前中国国家与社会关系的模式,并以此为背景从利益、价值、制度、组织的视角探索执政党的社会整合方式。     

习近平关于港澳青年国家观培育重要论述及其思想意蕴

习近平关于港澳青年国家观培育的重要论述是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宪法和基本法为宪制基础,以增进港澳同胞福祉和保持港澳长期繁荣稳定为原则,以整体推进国家建设为抓手,以发展壮大爱国爱港(澳)力量的社会基础为任务,以发展实践为主题的青年国家观塑造理论。该论述把民族复兴、国家建构、国家战略、全面参与、依法治理等新时代国家理念融入"一国两制"新时代事业,激发港澳青年在共担共建共享的发展实践中形成对国家制度的认识、尊重、维护,形成基本的国家意识和爱国精神。它是"一国两制"新时代思想的核心内容,是马克思主义认识论在国家观念培育的发展,开创了国家观培育的发展实践主线,丰富了"一国两制"的实践内涵。     

总体国家安全观指导下的总体国家安全教育

当前的国家安全教育,必须是与总体国家安全观相适应的总体国家安全教育。总体国家安全教育必须把"以人民安全为宗旨"的国家安全核心价值观放在首位,必须首先进行"以人民安全为宗旨"的国家安全核心价值观教育。在国家安全学学科建设方面,需要把当前高等教育专业目录中的"军事科学"门类扩充为"国家安全学"门类,并在国家安全学门类下设置十个一级学科。     

国家意识对促进民族团结的基础性作用——由新疆高校大学生国家意识调查引发的思考

文章在实证调查研究的基础上,归纳、总结了新疆高校大学生国家意识基本现状,结合国家意识在整合社会不同力量、统一国民思想行为、凝聚国民共同意志、激发国民爱国热情、强化国民政治意识等方面的基本功能,论述了国家意识对促进民族团结的基础作用,提出了新疆高校加强国家意识教育,要依托"民族团结进步年"活动,解决好文化认同问题,提升民族间交流、交融深度,全方位、多层次落实国家意识教育的具体措施。     

第三法域之"三农问题"论纲

"三农问题"首先是一个政治问题,但从法治社会角度而言,"三农问题"同时是一个法律问题,而且是一个社会法问题.私法仅就农民利益问题寻求救济,而国家行为对市民社会亦难以作为,故"三农问题"由于牵涉到社会整体利益,应归于第三法域--社会法调整范畴.以社会法视角,可从降低农业人口、农村城市化和农民教育三方面,审视我国当前"三农问题".     

国家治理现代化:现实原则与善治向度

国家治理现代化本质上是一个政治过程。在推动国家治理向现代化演进的过程中需要明析其发展的原则与方向等问题。其中国家治理现代化的现实原则包括:实现治理利益的协调、治理关系的优化以及治理力量的整合。国家治理现代化的发展方向是"善治",具体体现为三个维度的"善意",即:国家治理现代化在理念上强调人民主体、社会公正、权责平衡的价值;在制度安排上主张主体多元、国家—社会良性互动、权力制约的体制;在治理行为上体现民主化、法治化、科学化的要求。     

以权利看待农民—我为什么关注农民公民权

农民问题一直是中国的根本问题，农民问题的核心是公民权利问题。以权利看待农民将从根本上有助国家对农民问题有解决。对农民公民权的关切和研究，缘起于长期以来的历史沉思、现实困惑、未来幢憬、理论追寻以及对农民和国家命运的深情关怀。     

《中华人民共和国反恐怖主义法》的反恐怖目标及战略

《中华人民共和国反恐怖主义法》总则提出了打击对象、反恐怖主义能力建设、维护安全等三个目标及实现目标的原则和策略。实现三个目标的基本原则是"反对一切形式的恐怖主义",强化打击恐怖活动的策略是将恐怖活动类型明确化,进行反恐怖主义能力建设的核心策略是以"一脑两足"整合力量,实现"国家安全、公共安全、个人安全"目标的重要路径是建设国家安全法律体系。     

土地流转:现状、影响与经验分析——以山东省W村为例

本文从国家建构、农民的社会化、村民自治、农业现代化四个维度,考察分析了W村土地流转的背景、现状与影响之后,认为"以农民为本",尊重农民的需求,合理划分公益用地和经营性用地,加强村民自治是农村土地合理流转的保障。     

比较国家建构:近代西欧的历程与中国语境的阐释

国家建构是指国家能力的增强和权力扩张的过程,它所描述的是近代西欧各国在中世纪的政治基础上建立主权独立的中央集权式民族国家的历史进程。在战争和地缘政治压力的驱使下,西欧各国的中央政权开始向基层社会进行渗透,加强控制,逐步剥夺了封建贵族的权力,建立起自上而下的官僚体制以实现中央政权对地方社会的直接统治。而将近代西欧国家建构的历程与中国相比照,则无法逐一对应。中国自秦汉开始就建构起中央集权的直接统治,国家政权虽然没有很强的社会管理和控制能力,但却拥有进行大规模社会动员和强制干预的能力。与西欧相比,除未形成"民族"认同外,中国早于西欧千余年就已建立起类民族国家的政治结构,辛亥革命后的政治进程很大程度上是民族国家的重构。因此,对于当今中国的国家建构而言,其核心任务是通过由"民族国家"建设向"民主国家"建设的转向,实现国家权力与公民权利的良性互动,达到"权威"与"民主"的制度均衡。     

海洋生态损害赔偿制度构建研究

海洋生态损害国家索赔的法理依据是国家的环境保护义务。海洋行政机关代表国家提起海洋生态损害索赔的正当性,源于宪法确定的"环境保护目标"。基于海洋生态损害的特殊性,构建海洋生态损害赔偿制度,以海洋行政主管机关为主要的赔偿权利人,检察机关为外部监督力量,发挥社会组织的补位、监督作用,以期形成维护海洋生态利益的合力救济机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