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代中国两次民族国家构建中单一制选择之比较——兼论现代中国国家基本制度建设(上)北大核心CSSCI

民族国家构建是中国从传统走向现代的核心和关键问题。中国先后两次构建即1912年中华民国的构建和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构建,虽然都选择了单一制,但两次选择过程中又先后受到美国联邦制和苏联联邦制的影响。两次单一制选择的背景和条件、主体和主导力量、具体内涵、过程和结果有所同有所不同。两次单一制选择的复杂历史过程,引发对相关政治学问题的诸多思考:单一制的本质及与联邦制的区别、关联和现代中国单一制的属性特征;现代中国选择单一制与借鉴联邦制的缘由抑或必然性以及历史和现实价值;建设和完善这一国家基本制度的关键和基础。     

论思想政治教育话语的本原与思想政治教育话语的还原——兼论思想政治教育话语还原的哲学方法思维

实现思想政治教育的话语转向必须完成思想政治教育文本话语的转换.思想政治教育文本话语的转换与思想政治教育的话语还原,是思想政治教育上的一对哲学关系.本文在提出思想政治教育的本原和思想政治教育话语的还原等概念并进行论证的基础上,论述并论证了思想政治教育话语转向与话语还原的基本关系及其哲学方法思维,同时进行了思想政治教育的话语还原过程及其方法的探讨.     

大历史观视域下中国共产党的三个“历史决议”——兼论“历史决议”与民族复兴的关系

中国共产党建党百年来先后形成了三个“历史决议”。三个“历史决议”共同演绎了中国共产党的百年奋斗历程,是中国共产党团结和领导全国各族人民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而不断奋斗的历史缩影。从民族复兴的视角观察,三个“历史决议”形成于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关键历史节点;共同指向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宏伟蓝图;耦合于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理论与实践的飞跃;具有总结历史经验教训,维护思想、意志和行动的统一,推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践进而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作用。     

“民国空间”与“人的文学”——以新文学发生的“语言空间”为中心

以“民国”视角重新结构中国现代文学,最积极的意义在于在文学史研究中加入了“空间”的维度.“民国空间”与既往研究中出现的“文化社会学”及“外部研究”相比,区别在于打破了“历史决定论”思维并改变了对“文学”的理解.以新文学发生的“语言空间”为例,近代语言变革的最根本的动因是要突破语言表达的困境,而促进新文学繁荣的因素不仅仅在于使用了“白话文”或“现代汉语”,而是“活文字”观念的兴起解放了作家的语言压力.通过“民国空间”,“人的文学”可以切实落实到文学史研究当中.     

论恩格斯民族与国家思想及其当代价值——以《家庭、私有制和国家起源》为文本分析

恩格斯的《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是把历史唯物主义理论与方法同历史资料结合起来进行科学研究的典范,也是将革命性与科学性高度统一并贯穿于研究工作全过程的典范。它全面揭示人类社会历史发展的客观规律,论述民族形成过程及国家产生的三种类型,阐明了国家的形成过程及其本质,揭示了民族与国家产生和发展的一般规律,对马克思主义民族与国家理论的形成与发展具有多方面的贡献。对这一马克思主义经典所蕴含的民族与国家理论及其当代价值进行研究,既有助于人们更为科学、全面地理解和掌握这一经典蕴含的思想,也有助于充分促进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推动马克思主义民族与国家理论的中国化时代化。     

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民族文化视角与路径选择——兼论毛泽东推进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重要经验

文化具有鲜明的民族性,不同民族文化之间在交流和传播过程中既存在互补和融合,也不乏碰撞与冲突,马克思主义在跨文化传播过程中同样如此。要卓有成效地推动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大众化,必须使马克思主义走近中国实际,解决中国问题,具有中华民族的形式和风格,必须充分认识中华民族的思维方式与特点,并高度重视中华民族的情感与心理特征。概言之,中华文化是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文化土壤,是我们理解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重要视角,实现马克思主义与中华文化的有机结合是推动和实现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重要路径,也是毛泽东推进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重要经验。     

论文化的世界性与民族性——以资本逻辑和话语为批判视角

在文化的"世界性"这一表述或命题中,它为自己加冕了一件"科学"的然而是神秘的华丽袈裟,这就是资本的逻辑和话语体系。文化的"世界性"的论题是民族文化在现时代的焦虑,因此需要我们重新审视和思考自己的存在方式、生活样法和样式。文化的"世界性"的前提是文化的"民族性",文化的"世界性"需在交往中不断建构。     

用优秀文化培育和熔铸民族精神——近百年优秀文化的历史轨迹与改革开放30年的伟大实践

每个时代的优秀文化,都融注着每个时代新的民族精神。社会发展和历史进程都一再表明：中华民族自强不息的民族精神,已经深深地熔铸于中华民族的生命力、创造力和凝聚力之中,这是中华民族得以绵延千载、生生不息的精神动力,更是凝聚中华民族空前力量的无尽源泉。     

正确认识新中国发展的两个“30年”——兼论60年的历史经验

新中国60年的探索之路，有成功的欢悦，也有走入误区的痛苦，但是，历史的挫折由历史的进步得到补偿。总的说来．这60年是神州大地发生翻天覆地变化的60年，这种巨大变化说明．中国人民经过艰苦探索而开辟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是建设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的现代化国家的光明大道。新中国60年可分为两个时期：从建国到十一届三中全会前的29年为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     

中国对外话语体系建设的现实困境、经验借鉴与优化策略——以传承和发展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为中心

百年变局与世纪疫情交织叠加,建设中国对外话语体系的重要性前所未有地凸显出来。当下中国对外话语体系建设仍存在以下问题：强调为“我”所用多而关注被“他”所知少,被动防守式澄清多而抢占先机式引领少,核心话语阐释多而支持性话语跟进少。突破中国对外话语体系建设的困局,应充分传承和借鉴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宝贵资源。儒家话语以强大的国力为保障,以系统完备的话语框架为主体,以友好和平的交往实践为基础,以接收使者和译经述典为手段,成功走向了周边各国并取得广泛认同,给当代中国对外话语体系建设提供了重要借鉴。据此,今后应从以下三个方面着力：运用传统文化的思想资源丰富话语内容、发挥传统文化的粘合功能融通话语表达、汲取传统文化传播经验增强话语传播实效。     

中华民族文化认同与国家凝聚力——兼论新形势下的统一战线工作

中国经济的快速发展为民族文化认同提出了内在要求：其一,社会经济体制全面转型导致人们价值观念多元化。价值观念多元化具有双刃性：既是社会的巨大进步又存在自身困境,而民族文化认同有助于国家凝聚力增强;其二,文化认同实质是一种“自我认同”,是以核心价值为原则的民族归属意识。民族文化认同的方式和程度是国家软实力的重要体现,为加强民族团结、凝聚合力、统一意志、遏制分裂、消除政治歧见提供了最坚固的精神堤防。倡导与强化中华民族文化认同需要处理文化核心价值与多元价值的辩证关系,从而重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新形势下增强民族文化认同成为统一战线工作的一个新着力点。     

西方政策设计研究的源起、转向与新的进展——兼论政策设计话语的中国构建

政策设计的实践源于设计科学领域方法的借鉴,是政策科学研究中的重要议题。对于政策设计的特性,西方学界形成了以问题为中心、以政治为中心和以非设计为中心的三种解释路径。工具主义与建构主义是政策设计研究的两种典型取向,前者关注政策工具的选择与组合,历经旧工具主义到新工具主义的转向;后者关注目标人群属性及其相应的政策利益与政策负担的分配,重在重新审视拉斯韦尔的政治关心。作为一种复杂的技术和政治性分析,有关政策设计影响因素的研究呈现出了从宏观、微观转向中观层面予以考察的特点。在中国语境下,政策设计话语的构建应当积极塑造和形成中国场景的政策设计思维,着力构建基于知识与证据的政策设计风格,促进政策设计者与政策执行者之间的对接,平衡政策设计中的工具理性与价值理性、经验目标与规范目标。     

经济全球化与共产主义——兼论两种全球化之间的转换

资本主义必然灭亡,共产主义必然胜利,资本主义必然被共产主义所代替,这是马克思恩格斯全部学说的重大革命结论。然而,一个半世纪过去了,资本主义非但没有灭亡,反而在经过波澜壮阔的无产阶级革命斗争之后,迎来了一个相对稳定的发展时期。不仅如此,随着两极格局的崩溃和冷战的结束,以及社会主义国家以市场经济为取向的改革开放,使得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又一次在世界范围内“活跃”了起来。马克思恩格斯 150多年前在《共产党宣言》中所描述的那种资本主义经济全球化的景象正在更高的层次上再一次显现出来。面对新一轮的经济全球化的发…     

开启和发展中非关系的两个里程碑——兼谈周恩来的历史贡献

在新中国发展对非洲关系的历史上,万隆会议和周恩来访问非洲十国是两个重要的里程碑,对开启和发展中非关系具有重要意义.作为新中国外交事业的重要奠基人,周恩来在浇铸这两个里程碑的过程中发挥了重要作用.他对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国际形势的分析和判断,对争取非洲国家必要性和可能性的认识,促进了新中国对非政策的确立;他在万隆会议和访非实践中总结和概括的一系列重要经验和作法,对今天的外交工作仍然具有借鉴和启示意义.     

价格二元调节的法律调整和国家调节少数民族经济的法治化选择——以两起政府对牛肉拉面限价为例

市场调节机制调节下的生产者和消费者的价格关系是一般价格关系，主要接受民商法调整，国家不作过多干预。但市场调节机制有其自身缺陷，国家调节应当对市场缺陷进行救济。转型期少数民族经济有其特殊性，除了市场调节之外，国家调节应当介入，国家对价格的调节既是一种调节方式，又是一种国家职能，应当严格依法进行。     

论哈萨克族民族刺绣产业的发展与创新——以木垒哈萨克自治县哈萨克刺绣文化产业园发展为例

新疆地域辽阔,民族众多文化多元,发展具有地域特色的文化产业已成为各地调整经济结构战略布局的重要策略。木垒哈萨克自治县以当地哈萨克民族刺绣文化产业园项目为抓手,八年来坚持创新发展,走出了一条创收致富的黄金大道。     

民族复兴的问题、答案与逻辑——论新时期的三大历史任务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内在关系

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是近代以来中国人矢志不渝的奋斗目标。为了在改革开放新时期更好地推进这项光辉事业,中国共产党人立足于中国实际和时代特征,提出了推进现代化建设、完成祖国统一、维护世界和平与促进共同发展这三大历史任务,从而科学地把握了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上实现民族复兴的立足点和着力点,不仅在实践中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而且在理论上积累了丰富的经验。     

延安时期坚持和维护党中央权威的历史经验与时代价值——兼论“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

坚持和维护党中央权威是中国共产党始终面临的重大理论和实践问题。延安时期中国共产党坚持和维护党中央权威经历了从长征结束到党的六届六中全会,再到延安整风直至党的七大等为主要标志的党中央权威巩固完善发展的过程,核心逻辑就是毛泽东同志在党中央和红军的领导地位的确立、毛泽东思想成为全党指导思想。延安时期党的事业的顺利推进离不开党的领导核心的确立与巩固、科学的指导思想、不断推进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党的纪律与制度建设等。新时代要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毫不动摇坚持和维护习近平同志党中央的核心、全党的核心地位,坚定不移坚持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指导地位,坚持不懈推动“两个确立”制度化。     

试析曹操的文学形象和历史形象——以《三国演义》与《三国志》的描述为视角

曹操历来是一个颇有争议的人物。在《三国演义》中，他被塑造为“奸雄”形象，其奸险狡诈令人生畏；在《三国志》中，他是一个具有“双重性”的人物：既有阴暗的一面，也有辉煌的一面。作为小说，《三国演义》以曹操的历史形象为原型，突出了其“奸雄”的一面，塑造了一个新的人物形象，与《三国志》分别体现了曹操的文学形象和历史形象。     

员工满意度:概念界定与影响因素分析——兼论当前员工满意度研究中的两个逻辑问题

当前员工满意度研究中存在两个逻辑混乱问题:其一是同义反复,即某些因素在被界定为员工满意度的内在维度后,又被用来当作影响因素看待,从而出现循环论证的逻辑混乱;其二是将条件性的相关关系当作直接因果关系,即把一些人口学变量当作员工满意度的直接影响因素,这往往导致了研究结果上的逻辑矛盾.文章首先对员工满意度的界定和维度进行了明确界定,然后提出员工参与度才是员工满意度的重要影响因素的研究假设,并通过调查数据对此假设进行检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