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析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犯罪的预防

分析了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犯罪的特征,包括公民个人信息的泄露往往并非公民个人的本意,具体的泄露主体和泄露原因难以查明,泄露和非法获取公民个人信息的行为往往与特定利益特别是经济利益挂钩,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犯罪在近些年来呈现逐渐增多的态势。而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犯罪的产生原因包括相关的法律法规不够完善,信息传播速度的加快和公民个人信息保护难度的提高,合法或非法掌握公民个人信息的单位或个人的行为缺乏相应的约束,公民个人信息存在相当大的市场需求以及公民的自我防护意识不强。相应地,针对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犯罪的预防措施包括国家立法保护机制的完善,建立健全个人信息的技术保护机制,自律保护机制的完善,淡化相关主体对公民个人信息的市场需求以及增强公民对个人信息的自我防护意识。     

论公共行政领域的个人信息保护

现代社会公共事务的范围不断扩大,大量的个人信息为公共行政机关所收集、储存、处理和使用.然而,现代福利行政驱动下的政府权力的急剧扩张,使公权力对个人权利侵害的危害性远远超出私人领域.必须尽快确立包括目的约束原则、职权原则、公开原则以及比例原则等基本原则和具体程序性规定在内的法律规范,加强公共行政领域个人信息的保护,促进和谐社会、法治政府与高效政府建设.     

论公民财产权的宪法保护

建国后,我国宪法对公民财产权的保护经历了一个逐渐演变的过程,但由于受前苏联宪法的影响,财产权一直未被视为基本人权。没有财产权,人权就没有实际内容,以保障人权为目标的现代法治就不可能建立起来。     

论我国个人信息的立法保护

信息技术的发展与进步在给人类带来生活方式、交往方式巨大变化与便利的同时,也给人类带来了隐私信息被窃取及滥用等各种信息伦理问题.我国现行立法的缺失无法很好的保护公民的个人隐私.我国应秉持科学的立法理念,对个人信息进行立法保护、构建信息伦理规范体系,将其确定为一项具体人格权加以保护,把保护个人信息上升到宪法的原则性高度,尽快建立专门的个人信息保护立法.     

政府信息公开视野下个人信息的保护.

<政府信息公开条例>的实施标志着我国政府信息公开制度建设发展到一个新的阶段,但是,政府信息公开中的个人信息保护问题也不容忽视,这就需要在政府信息公开所代表的社会公共利益和个人信息保护所代表的个人利益之间进行平衡.     

论行政法对私有财产权的保护与限制

私有财产权的社会化使得行政权干涉私有财产权成为正当。基于我国漠视私有财产权的传统以及市场经济的本质要求,目前我国行政法对私有财产权的保护与限制的价值取向上应当强调保护而非强调制约。首先要限制行政权的滥用,保障相对人的私有财产自由权；其次要加强公共服务职能,保障行政相对人的行政受益权；最后要完善行政救济制度,保障相对人的行政救济权。     

数字经济时代个人信息的公法保护——兼论公私法保护之耦合

数字经济时代,严于控制,疏于利用的个人信息私法保护理论无法充分适应开放共享的数字市场环境,并有可能加剧个人信息控制与使用的矛盾。数据共享话语下,个人信息具有一定的公共属性,个人信息保护同样关涉公益保障和公权控制问题,这在一定意义上奠定了个人信息公法保护的合理性。公法保护视野之下,个人信息保护遵循利益平衡理念和谦抑控制的实践方向,有效地回应了个人信息在共享背景下的保护问题。但证成公法保护不代表放弃私法保护,多数个人信息保护实践需要公私法并行发挥保障合力,故应通过构建分层式权义规则、复合型责任体系、多元化监管模式以及综合性保障方法构筑个人信息保护的公私法耦合之路。     

论民法典编纂视角下的个人信息保护立法

个人信息保护已经成为互联网时代的重大法律问题之一。个人信息保护涉及多个法律领域、多种法律手段,因此必须采取综合治理的方式来解决个人信息保护问题,构建个人信息保护的多元法律体系。十三届全国人大三次会议将于2020年3月审议表决《民法典》,还将计划制定《个人信息保护法》。因此,我国个人信息保护立法将迎来历史性突破,以民事基本法与行政单行法构筑的我国个人信息保护法律体系将基本形成。     

我国网络环境下个人信息法律保护的现状及思考

20世纪有很多伟大的发明改变了人们原有的生活方式,在实物运输领域,飞机创立了空中运输方式,速度和广度是原有方式的几倍甚至几十倍;在信息领域,这一数字就更加惊人,互联网下信息传递的速度和广度是互联网产生之前人们无法想象的。互联网的确给人们的生活带来的便利显而易见,但是在欢迎与掌声的背后,互联网也带来有别于原有信息传输方式的各种挑战。该文所讨论的互联网世界的个人信息被滥用就是其中之一。该文旨在通过讨论网络中个人信息受到了哪些威胁,应该如何保护等问题,以分析我国当今互联网保护的现状优势和劣势,以期正在筹备中的《个人信息保护法》能够相应的重视网络中个人信息保护这一课题。     

基于利益平衡视角的个人信息法律保护探析

大数据时代信息主体需要对其个人信息更强有力的法律保护,与此同时,信息业者呼唤对合理收集、处理信息的法律认可,信息主体和信息业者都对法律提出自己的利益诉求。基于对人格利益和信息自由的利益平衡以及对信息人格属性和财产属性的利益归属,应以利益平衡思想指导个人信息保护立法,对信息主体和信息业者的不同利益诉求进行不同保护,并对个人信息不同权利主体的权利内容进行科学界定。     

论个人信息保护模式

对于个人信息的保护问题,当代世界大致可分为两种模式:一是以美国为代表的行业自律与单行立法相结合模式,二是以欧洲为代表的立法综合规制模式。这两种模式的差别导致的结果是,国家对个人信息保护的侧重点具有很大不同。这种差异的原因追根溯源在于,美国与欧洲的历史文化与政治哲学传统不同。我国对个人信息的保护不应当采用单一模式,而应实行立法规制与行业自律相结合的综合模式。     

侵犯公民个人信息行为刑事规制路径及其优化北大核心CSSCI

2015年《刑法修正案(九)》对"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罪"进行修订,2017年《网络安全法》和最高院相关司法解释开始施行,及时回应加强公民个人信息保护的现实需求,体现出"又严又厉"的刑事政策。然而,在刑法上将"出售"与"提供"行为并列且同刑同罚的做法值得商榷,将"非法获取"和"出售、提供"行为整合为同一罪名的科学性稍显不足。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罪的司法适用应从法益保护出发,对"公民个人信息"的内涵外延、"其他方法"的行为方式、"情节严重"的认定标准等予以确定,针对区分个人信息的不同类型,予以明晰化、定性化和具体化。     

物联网环境下的个人信息权利及保护

以物联网为代表的新兴技术正在逐步进入我们的日常生活,在带来巨大便利的同时也给个人信息保护工作带来了新的挑战。在物联网环境下,更多、更真实、更准确并具备人身属性的信息可以被实时收集。在这种情况下,对个人信息的保护需要依赖有效的用户协议,也需要物联网服务提供商避免对个人信息的过度收集。在对物联网设备所收集到的个人信息进行使用前,需要对所收集的个人信息进行去隐私化处理。另外,政府部门与行业协会也应当针对物联网的新特性及时制定并更新个人信息的保护措施。     

论内部行政法的功能

内部行政法是相对于外部行政法的一个概念范畴,在以往研究中,对外部行政法给予了足够的关注,但内部行政法却被忽略掉了,使得行政法学研究缺少了对行政实践的解释能力。在复杂行政时代,内部行政法的作用将得到充分彰显,它是行政机关解释执行法律、组织协调自身、自我控制权力和补缺法律漏洞的重要载体。阐释内部行政法的功能,澄清人们认识上的某些误区,对行政主导型法治的实现具有至关重要的意义。     

论内部行政法的功能

内部行政法是相对于外部行政法的一个概念范畴,在以往研究中,对外部行政法给予了足够的关注,但内部行政法却被忽略掉了,使得行政法学研究缺少了对行政实践的解释能力。在复杂行政时代,内部行政法的作用将得到充分彰显,它是行政机关解释执行法律、组织协调自身、自我控制权力和补缺法律漏洞的重要载体。阐释内部行政法的功能,澄清人们认识上的某些误区,对行政主导型法治的实现具有至关重要的意义。     

论行政法的本位

现代法治的精神是对人权的保障和促进,行政法作为实施宪法的技术法,是权利本位的法.行政的公共性或公益性要从服务于国民的人权保障中寻找其中心意义.权利以其正当性和道德价值为基础,决不受制于政治的交易或社会利益的权衡,当公共利益和公民权利发生冲突时,不能简单地以公共利益优先为原则,以社会功利牺牲个人的尊严.     

刑法新增侵犯个人信息两罪之评析

《刑法修正案(七)》第七条新增设了出售、非法提供公民个人信息罪与非法获取公民个人信息罪,两罪的犯罪对象应适当扩展到所有值得刑法保护的公民个人信息;保护法益应由个人隐私权扩展到个人信息控制权,并包含个人信息财产权、个人信用权等;罪状设定也须进一步完善。     

网络个人信息的侵权法保护

随着网络技术的迅速发展和广泛应用,在给人们带来便利的同时,各种侵犯个人信息权利的案例时有发生。网络个人信息的保护迫在眉睫,加之我国立法方面的缺失,使个人信息侵权保护变得更加艰难。因此,在侵权法保护方面,完善侵权行为的责任承担内容和方式,为网络个人信息侵权提供司法救济。以期更好地保护个人信息所有者的合法权益。     

再论行政法的理论基础

中国行政法学界有关我国行政法理论基础问题的探讨已经从原来百花齐放的局面逐步集中到控权和平衡两种理论上来。前者认为行政法就是对行政权力加以控制的法律,而后者则主张行政机关与相对人之间、行政机关与相对人自身的权利义务互相平衡。然而考虑到行政机关与行政相对人间的互动关系、行政权本身所具有的扩张性和潜在危害性以及中国社会的社会文化背景,以限制政府权力为核心的控权论更为适合目前中国的国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