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抢”犯罪适用法律问题研究

近年来广州市“两抢”犯罪频发，并呈现出共同犯罪情况突出、犯罪手段多样化，恶性案件增多、外来流动人口作案率高、“两抢”犯罪低龄化，青少年犯罪增多等特点，严重危害了人民群众的生命和财产安全。目前在打击“两抢”犯罪中存在公、检、法之间对打击“两抢”犯罪刑事法律政策把握不一致、有关证据难以把握、在具体法律适用上存在某些分歧，及对未成年人“两抢”犯罪欠缺特殊规制等问题。为了有效打击“两抢”犯罪，公、检、法机关应统一认识，形成打击“两抢”犯罪合力；切实加强对流动人口的管理；坚持预防与打击并举，惩罚与保护并重，实现规制未成年人“两抢”犯罪的措施和结果相和谐；并针对法律适用上存在的分歧提出了具体建议。     

关于创设“继任犯”理论的构想

基于封约三年内先後出现的三个类似疑案的研究，笔者首次发现了这类犯罪是除犯罪预备、犯罪未遂、犯罪中止之外的又一种“不完整一罪”犯罪形态，首次提出了“继任犯”理论，有效解决了“继任犯”定罪乱、处罚乱问题。     

犯罪目的概念的表述

关于犯罪目的概念的表述,我国刑法论著大致有两种。其一如:“犯罪目的就是犯罪人实施犯罪行为希望达到的结果。”“犯罪目的是犯罪人希望通过犯罪行为所要达到的危害结果。”“犯罪目的是指犯罪人实施犯罪行为所希望达到的侵害了一定犯罪客体、并能够给这种犯罪客体造成损害的结果。”其二如:“犯罪目的是指犯罪人希望通过实施行为达到某种危害社会结果的心理态度。”“犯罪目的是犯罪人主观上要通过实施犯罪行为达到某种结果的希望。”     

论“套路贷”犯罪的刑事规制及其完善

“套路贷”犯罪是以非法占有为目的,假借民间借贷之名、行非法侵占他人财物之实的新型犯罪,具有犯罪意图的侵财性、犯罪手段的隐蔽性、犯罪团伙的组织性和犯罪后果的严重性等特征。我国对“套路贷”犯罪的立法规制,总体上契合惩处“套路贷”犯罪的情势与实际需要,但也存在一些问题。当前,对“套路贷”犯罪的司法规制呈现民多刑少的格局,规制的主要罪名是诈骗罪、敲诈勒索罪,规制的核心标准是划清“套路贷”犯罪与高利贷、非法讨债行为的界限。改进“套路贷”犯罪的刑事规制,应确立“重重轻轻,以重为主”的刑事政策,在《刑法》中增设套路贷诈骗罪,健全“套路贷”案件的刑民衔接机制,探索“套路贷”犯罪案件专业化办理机制,积极推行“套路贷”犯罪案例指导制度。     

论犯罪侦控能力

侦查机关、侦查人员之工作效果,依赖其具有的犯罪侦控能力。在市场化、数字化、全球化之当今社会,全面提高犯罪侦控能力尤为重要与紧迫。本文从犯罪侦查能力、犯罪识别能力、犯罪讯问能力与犯罪控制能力等方面具体诠释犯罪侦控能力,分析其“为什么”、“是什么”、“怎么办”之问题。     

上下游犯罪“量刑倒挂”困境与“法益恢复”方案——从认罪认罚从宽制度的视角展开

无论是从法哲学视域的公正视角还是司法实践的立场,基于同一笔犯罪事实的前提,“下游犯罪量刑不高于上游犯罪”原则已被普遍承认。然而,由于上游犯罪来源的多样性与下游犯罪的相对单一性特点,司法裁判中上下游犯罪“量刑倒挂”现象时有发生。为了应对这一不合理现象,近年来司法机关在认罪认罚从宽制度的“背书”下,着力探索了一系列方法,主要包括:将自首、坦白情节“可以减轻处罚”的实质条件模糊化并人为主导“减轻处罚”结果,技术化地创设“下游犯罪量刑轻于上游犯罪的主犯但重于从犯”规则,对下游犯罪大量适用非监禁刑。然而,上述方案与认罪认罚从宽制度并无实质关联。事实上,在认罪认罚从宽制度背景下,下游犯罪行为人退赃退赔的“赎罪”抑或“法益恢复”行为可以作为量刑实质从宽的理论根据。具体而言,下游犯罪行为人在上游犯罪案发前的“法益恢复”情形,可以考虑对其“相对不起诉”,在上游犯罪案发后的“法益恢复”情形,可以考虑对其“定罪免刑”。     

小议“罪名”

有一些刑事判决书上在确定罪犯的罪名时,将犯罪情节、后果也一并附上,诸如“强奸中止罪”、“强奸未遂罪”、“故意伤害致人死亡罪”等等。这种写法,有欠恰当。所谓罪名,是指《刑法》分则中规定的犯罪名称,这是处罚犯罪的根据。一个人的行为是否犯罪,犯了什么罪,都应严格按照法定的罪名予以确定。所谓“中止”、“未遂”、“敛人……”等等,并不是犯罪性质,而是犯罪的情节、后果。情节、后果的轻重是量刑的权衡尺度,而与罪名确定无关。譬如强奸中     

商业领域犯罪研究

<正> 一、商业犯罪的概念和构成要件 (一)商业犯罪的概念 英语中的“business crime”一词,目前在我国有译为“经济犯罪”的,同“economiccrime”;有译为“商业犯罪”,同“crime in business”。还有的将“commercial crime”译为“商业上的犯罪”。 目前在外国刑法中除了意大利刑法中使用过“商业犯罪”一词外,其他国家和地区的刑法中很少使用“商业犯罪”。在意大利刑法中出现过“商业犯罪”的规定,如《各国刑法审编》中载的意大利刑法第八章“关于工、商经济之犯罪”第二节即为“有关商业之罪”,但该节并未明确规定     

单位犯罪中“以单位名义”和“为了单位利益”探析

“以单位名义”不是单位犯罪的本质特征,是否“以单位名义”实施犯罪,并非判断是单位犯罪还是自然人犯罪的可靠方法。犯罪以何种名义实施这种犯罪的外在表现形式,不能表明犯罪意志的归属。“为了单位利益”不是单位犯罪的本质要素,但是从单位犯罪与自然人犯罪相区别的角度上看,“为了单位利益”对认定单位犯罪具有重要意义,以“为了单位利益”区分单位犯罪和自然人犯罪在单位犯罪的大多数场合是可行的。     

“掩饰”与“隐瞒”之间不存在选择关系

在《刑法修正案（六）》第19条对《刑法》第312条修改后，最高人民检察院和最高人民法院作出司法解释，取消了窝藏、转移、收购、销售赃物罪罪名，确定了“掩饰、隐瞒犯罪所得、犯罪所得收益罪”这一新罪名。当前，对该罪名的理解存在一些分歧。有人认为掩饰、隐瞒犯罪所得、犯罪所得收益罪属于复合式选择罪名，该罪名包括“掩饰”、“隐瞒”两种行为和“犯罪所得”、“犯罪所得收益”两种对象，可以分解成多个罪名。有的人认为该罪名属于单一式选择罪名，只存在犯罪对象之间的选择，掩饰与隐瞒之间不存在选择关系。笔者同意后一种观点．理由如下：     

论刑事法律关系的内容

在理论上，刑事法律关系①涉及到刑罚权、刑事责任、国家、犯罪人、犯罪人利益的载体、犯罪。刑法规范、刑法的价值等诸多问题，并且更具从刑法内部诸要素的关系上研究刑法的特征。传统上我们将刑法学看作“是研究刑法及其所规定的犯罪和刑罚的科学”，或者“是研究刑法及其所规定的犯罪测事责任和刑罚的科学”。其实，作为刑法的要素或者说刑法学的研究对象，不仅有“犯罪”。“刑事责任”、“刑罚”，而且有“犯罪人”、“国家”、“刑罚权”、（“刑事责任’）“犯罪人利益的载体”以及这些要素的“关系”构造，尤其是还有这种“关系”的…     

掩饰、隐瞒犯罪所得、犯罪所得收益罪相关实务问题探讨

《刑法修正案六》对《刑法》第312条做了较大修改，这一修正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一是将犯罪对象从“犯罪所得的赃物”扩大为“犯罪所得及其产生的收益”：二是将犯罪方法增加了一个兜底性条款，即“以其他方法掩饰、隐瞒的”：三是提高了法定刑，情节严重的处以“三年以上七年以下有期徒刑并处罚金”。该修改对于更好地打击赃物犯罪（因实务中惯称，本文将掩饰、隐瞒犯罪所得、犯罪所得收益罪简称为赃物犯罪）具有重要的意义，但也在司法实践中产生了很多理解与适用的问题。本文拟结合司法实践，就如下问题谈谈笔者的一些看法。     

西方国家犯罪的严重性及其研究的历史与现状

犯罪已成为当今世界一个普遍存在的社会问题,西方国家尤为严重。为遏制犯罪,西方国家采取了一些必要措施,如设立不同的专门研究机构等。由于犯罪学研究日益受到重视,西方国家学者提出了一些颇有见解的理论。过去有“犯罪生态学论”、“社会解体论”,现在有“环境预防论”、“社会参与预防论”,等等。这些理论虽不能从根本上消除西方犯罪问题,但对遇制犯罪仍起了一定的积极作用。     

唐律“劫杀”考

由汉至唐，“劫杀”有四种固定的用法。唐律中“劫杀”含义可概括为“劫财杀人”。唐律之“劫杀”不是独立的罪名，而是谋叛、劫囚、略人略卖人、强盗四种律文明确规定犯罪的加重情节。作为独立的犯罪形态，“劫杀”在主观方面、犯罪对象、犯罪行为、共同犯罪的形式上与其基本犯罪均有差异。“劫杀”在唐律中是一个完整的罪刑单位，但其不能绝对独立于基本犯罪。结合现存文献可知“劫杀”在唐代是一种普遍的犯罪，乱世尤甚。立法者对之给予了极大的关注,但精当的立法在司法实践中并未完全贯彻。     

洗钱罪若干争议问题研究

针对日益猖獗的洗钱犯罪,我国刑法第191条和《刑法修正案》(三)已经做了明确的规定,司法实践中也将其作为重点打击的锋芒所向。但是,关于“洗钱罪”的诸多问题,比如洗钱罪的上游犯罪、犯罪对象、明知的内容和程度等等,在我国理论界均争议较大,可谓众说纷纭。这在一定程度上影响到我国有关洗钱罪的立法及司法实践,有必要加以厘清。一、“上游犯罪”范围的界定准确把握洗钱罪,首先应把“上游犯罪”的范围界定清楚。综观各国关于洗钱罪的立法,对洗钱罪的“上游犯罪”范围的界定,大致有四种做法:一是将“上游犯罪”的范围限制为毒品犯罪。如1994…     

略论当前中国的黑社会性质组织犯罪

刚刚过去的2001年是中国的“打黑除恶”年。黑社会性质组织犯罪又称“黑恶势力犯罪”,属于在集团犯罪之上,向黑社会犯罪过渡的一个中间形态。当前中国的黑社会性质组织犯罪已步入一个新的阶段,犯罪普遍化、高度组织化、手段智能化、暴利驱动化、黑金政治化、犯罪国际化是其主要特点。本文对黑社会性质组织犯罪的概念、特征、当前态势、成因及打击对策等方面进行了阐述。     

有组织犯罪、带黑社会性质的团伙犯罪和流氓恶势力犯罪的特征及其认定

有组织犯罪、带黑社会性质的团伙犯罪和流氓恶势力犯罪 ,是“严打”整治斗争中要重点打击的犯罪。正确把握这类犯罪的特征 ,界定其相互间的区别 ,对依法“从重、从快”打击犯罪是很有必要的。本文结合办案实际 ,对这类犯罪的主要特征、区别及如何认定 ,作了初步的探讨     

犯罪预备中的“为了犯罪”

犯罪预备中的“为了犯罪”“ＦＯＲＣＲＩＭＥ”ＩＮＴＨＥＰＲＥＰＡＲＡＴＩＯＮＯＦＡＣＲＩＭＥ张明楷我国刑法规定：“为了犯罪，准备工具，制造条件的，是犯罪预备。”可见，要成立犯罪预备，行为人主观上必须是“为了犯罪”，即“为了犯罪”是成立犯罪预备的主观条...     

“一体四层”的犯罪论体系之提倡——以大陆法系与我国犯罪论体系为分析对象

自然主义的犯罪论体系是既无评价对象又无评价标准的“无体无层”的体系,存在论的犯罪论体系是评价对象与评价标准不分的“体、层不分”的体系,规范论的犯罪论体系是只有评价标准没有评价对象的“有层无体”的犯罪论体系,组合式的犯罪论体系是“体、层矛盾”的犯罪论体系,诸种体系皆为不当。事实与价值绝对二分论、一体论必须向相对二分论“温和”转向。犯罪论体系应建构评价对象与评价标准相对二分的“一体四层”的体系。     

未成年人犯罪的特点和对策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未成年人犯罪呈现出犯罪手段暴力性、犯罪类型初级性、犯罪形态团伙性、犯罪过程反复性等特点。在对待未成年人违法犯罪问题上，社会上存在片面地将他们看做是“受害人”，简单地主张“非犯罪化”、“非刑罚化”的误区。要正确认识未成年人犯罪的实质，注意在保护其合法权益的同时，改造其主观恶性。检察机关在深化社会治安综合治理中，应当有新的作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