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华法系与罗马法系母法传播的比较

法律如何从母法地区传播到子法地区,这是法系形成中的一个很重要的问题.中国古代法和古罗马法分别是中华法系和罗马法系的母法,两者的传播路径却大相径庭.本文认为母法传播路径的差异与地理位置、民族文化意识、母法的封闭性或开放性等因素息息相关.     

现代法学诠释中的“中华法系”——以产权与合约为中心

我们对“中华法系”的理解仍具有相当浓厚的自我肯定色彩。上世纪80年代,在“中华法系”诠释上的定位,存在着两种矛盾的取向:即当代中国法学理念结构与中国本土法律文化危机意识的矛盾,这对探索“中华法系”的学术议题产生一定的影响。而自90年代以来,对“中华法系”的定义理解已经开始了转变,各学者对中国民事法性质的看法,已显示出“中华法系”在民法方面的丰富内涵,这反映了中国法制史学术语境发生的变迁。今天,我们对“中华法系”的讨论,至少受到系统类型观、文化差异观、规范法学观、市场法学观、民族世界观等几种当代的思潮或意识所左右。     

以古代中国与日本为中心的中华法系之律家考

美国著名比较法学家威格摩尔在《世界法系概览》一书中曾说,一个法系的兴衰存亡,就看是否有一个职业的法学家阶层。中华法系虽然没有形成如大陆法系、英美法系的纯粹职业法学家阶层,但形成了一个律家群体,这一群体包括了政治家、行政与司法官吏以及士大夫阶层。由于他们围绕着立法、执法、司法和法律解释所付出的辛勤劳动,才使中华法系不断成长、壮大,并生存、延续了1300多年。从律家的主要学说与理论以及律家的贡献上能够看到,在中华法系的运行框架内,律家在推动律(也包括令、格、式等其他法律形式)和律学的发展方面已经做到了极致。     

民族法文化与中华法系——以金代为例

本文试以12-13世纪中国北方游牧文明对中原农耕文明的又一波撞击中,女真习惯法文化与中原儒家法文化双向流动、融汇而成的多元一体的金法文化为例,说明中国传统法律文化荟萃各民族法律文化之精华,兼收并蓄,广采博取,取精用宏,才铸就了自身独特的法律品格;而作为中国传统法律文化的典型代表,中华法系的形成也经历了从分散的多元结合成一体的历史过程;中华法系是以汉族为主体的各民族法律意识、法律原则和法律制度长期交流、融合的产物。     

中华法系道德文化精神及对未来大中国法的意义

从中华法系的含义出发,以唐律(《唐律疏议》)为代表,探讨中华法系的传播及其原因,指出中华法系的文化精神,即贯通天、地、人、法的道德原理,是它先进性和优越性的根本所在,并因此而传播四方。近代开始中华法系解体,中国法律变迁至今,呈现出两岸四地三法域的状况。未来有可能在国家最高主权和根本法的基础上,整合大陆、香港、澳门和台湾地区的法律,形成大中国法的架构。在这个新的法律世界的形成中,作为中华法系文化精神的道德原理将发挥重要作用。     

儒学与古希腊思想相通性的法哲学阐释——兼及中华法系复兴的理论前提

春秋战国和古希腊都属于人类文明发展史上的轴心时代，均为思想的源头，它们对各自的文化思想传统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尽管先秦儒学和古希腊三位哲人的思想存在诸多的差异，但他们思想的相通性也是非常明显的。他们在实践理性、辩证思维以及对实践智慧的追求和关怀等方面具有深刻的相通性，这些契合性构成了对儒学与古希腊思想相通性进行法哲学阐释的理论落足点。这些因素也是中华法系复兴的重要理论前提。     

中华法系与世界主要法律体系——从法系到法律样式的学术史考察

法系论自穗积陈重提出伊始,就存在着对世界法律体系划分标准不一的困难。本文通过学术史的考察认为,以往的中华法系研究基本上没有跳出法系论的框架。事实上,中华法系研究不仅是印证法系论的个例,更孕育着比较法研究开新的学术价值。武树臣教授从中国法律研究中提炼出法律样式的学说,为重建中华法系和再造比较法的奠定了新的范式基础。     

现存的《唐律疏议》为《永徽律疏》之新证——以敦煌吐鲁番出土的唐律、律疏残卷为中心

我国著名法史学家杨鸿烈先生曾对中华法系作了如下论述：“中华法系者,盖指数千年来支配全人类最大多数,与道德相混自成一独立系统且其影响于其他东亚诸国者,亦如其在本部之法律制度之谓也。”唐律是中华法系的代表性法典,它代表了中国古代立法的最高成就。长期以来,国内外学者对《唐律疏议》这部法典给予了高度重视,中国、日本、韩国以及欧美等许多国家的学者发表了众多研究成果,对现存《唐律疏议》的制作年代、版本流传、立法思想、条文内容等进行了认真的探讨。但是到目前为止,法史学界对于现存的元代刊本《唐律疏议》究竟是永徽四年（653年）的《永徽律疏》还是开元二十五年（737年）的《开元律疏》仍存在着重大分歧。值得庆幸的是,二十世纪初,在中国西北敦煌的藏经洞发现了部分唐律、律疏的残卷;二十世纪六、七十年代,在新疆吐鲁番的阿斯塔那等地又发现了一些唐律、律疏的残卷。     

法理学与比较法学——法学的基石——兼评《法理学与比较法学论集》

<正> 艰难拔涉 走出误区 呈现在读者面前的这两厚册专著,是一部著作的上下卷。它由三部分组成:第一部分为北京大学法学院沈宗灵教授自选论文74篇,还有1篇沈先生的自序。沈宗灵教授自选的论文绝大部分发表于1978～1998年间国内主要学术刊物和《北京大学学报》、《中外法学》,以及《人民日报》、《光明日报》;还有一少部分是参加国内外学术研讨会的交流论文。第二部分是从学界参加庆祝沈宗灵教授执教五十周年——“沈宗灵学术思想暨中国法理学的改革与发展研讨会”上交流的论文中遴选出的20篇论文和1篇纪念文章。第三部分为沈宗灵教授指导的博士研究生提供的6篇毕业时通过的博士学位论文。全书约126万字。抚今追昔,中国法理学走过四     

从唐律与罗马法的比较看唐代奴婢的身份

在中国中古时期良贱身份制的研究中,20世纪50年代日本学者仁井田陞在其<中国身份法>的<部曲奴婢法>一章,曾将唐律中的奴婢与罗马法中的奴隶作过简要的比较.[1]虽然仁井田陞氏的比较是粗线条的,总共只有二百多字,难以全面了解唐代奴婢与罗马奴隶在法律规定上的异同,但这种方法却给了我们良好的启示.近年来,随着罗马法原文被大量的译为汉文,进一步将唐律与罗马法中关于奴婢、奴隶的律文进行全面、深入的比较研究,对于认识中国中古奴婢的身份、地位,认识中国中古时期良贱制度的特点,都是具有重要意义的.[2]     

构建法律体系 重塑中华法系——张晋藩先生的学术情怀与社会责任

从事法律史研究,既需要在学术研究上具有史学与法学的双重知识结构,也需要在学术生涯中兼具史学家、法学家的双重学术品格:浓郁的学术情怀,坚定的社会责任。没有浓郁的学术情怀,没有厚重的文化底蕴,没有“板凳要坐十年冷”的学术韧劲,对于法制史的研究难以深入;没有坚定的社会责任感,没有对于国家、民族、社会鞠躬尽瘁的赤子之心,在法学研究方面,也难以形成有助于法制进步、国家发展的优秀学术成果。在这一方面,张晋藩先生身体力行,给我们做出了表率。     

传统法贪污贿赂犯罪研究——以《唐律疏议》为例

贪污贿赂犯罪是历代传统法打击的重点。唐律有关贪污贿赂犯罪的规定,不仅法网严密,条文齐备,而且立法详细,内容博大精深。本文拟从唐律疏议之条文出发,就其规定的贪污贿赂犯罪进行阐述,还原唐代惩治官吏贪污贿赂的原貌,以期更深入的理解传统法的精髓。重新认识传统法,挖掘传统法文化资源,以史为师,必将为我们深入开展反腐败斗争,加强惩治贪污贿赂犯罪的立法及司法,提供值得借鉴的历史经验。     

故杀重判略析——以《唐律疏议》为中心

在《唐律》中,谋杀与故杀是两种既有紧密联系,也有深层差异的杀人罪名。与现代法律重谋杀轻故杀不同,唐代对故杀的科刑要比谋杀为重,其根源在于古人对犯罪恶性的特定思维模式。由于《唐律》没有直接言明对故杀、谋杀量刑差别的依据,使得明、清以至近现代的一些法制史学者对故杀在《唐律》中的地位出现了认识上的偏差。本文之写作目的即在于纠正这种偏差,为唐代法制的研究排除一点障碍。     

论自然人权利能力制度的法哲学依据——以近代德意志法系私法制度为对象

近代德意志法系私法制度创立自然人权利能力制度的主要法哲学依据乃是德国古典哲学中康德和黑格尔的自由意志理论。依据此等自由意志理论,只有具备自由意志这一质的规定性,生物学意义上的人才既能谋求自己的利益,又能受理性法则的约束,从而才具备行使权利、承担义务的资格,才可以成为私法上的主体。     

略论中国古代的法律伦理——以《唐律疏议》为中心

中国古代也存在法律伦理。《唐律疏议》是中华法系的代表作,以它为中心来审视古代的法律伦理,具有一定的代表性。中国古代的法律伦理存在于法律的原则、制度和具体内容之中,《唐律疏议》中法律伦理的形成有一定的条件支撑。与中国古代的法律伦理相关,法律伦理的作用、阐发和影响等问题值得关注。     

《唐律疏议》受贿罪罪名体系探析——兼与《刑法》比较

从《唐律疏议》受贿罪罪名体系,可以看出我国《刑法》惩治受贿罪之法网较为疏漏。以现代刑法受贿罪的概念分析《唐律疏议》各条,规定受贿罪罪状、刑罚的条文有20条,依刑法上确定罪名的原则和方法,可概括归纳出罪名57项。排除12项特殊罪名,仍有30项罪名在《刑法》上无明确对应罪名,即这30项罪名规定的行为在《刑法》上不构成或不一定构成犯罪。《唐律疏议》受贿罪立法的有益经验,对完善《刑法》惩治受贿罪之法网有积极的借鉴作用。     

律令关系、礼刑关系与律令制法律体系演进——中华法系特征的法律渊源角度考察

古代中国的法律体系的律令制架构,是认识中华法系特征的关键。一般认为这一架构至唐代才正式形成。其实,这一体系特征大致萌芽于战国时代,秦汉时代已初步成形,至两晋基本确定。所谓律令制体系,其要害特征在于律令间的特定关系。律为主(正),令为辅(副);律为刑罪法,令为政导法;律为稳固少变之法,令为因时修订之法。二者间这种关系,正好体现了中华法系的礼刑关系构思,也大致体现了古代中国政法模式的一般特征。通过对古代中国历代律令关系变化历程的考察,总结了律令制法律体系演进的四个阶段及其主要阶段性特征,并就中华法系律令制架构特征及礼乐政刑综合为治模式特征做了进一步阐发。     

唐朝礼与法的制度影响——以《唐律疏议》为视角浅谈唐律对唐陵制度的影响

帝王陵墓是帝王安葬之地,但在中国其意义远非如此。其与政治,权力,经济发展程度,当时的朝代制度等都有着密切相关的联系。这里我主要想浅谈一下《唐律疏议》对皇陵制度的影响,进一步讨论统治者在法律制度层面是如何用此工具来捍卫等级森严的宗法等级制度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