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治理辨析:一个多元的概念

从上世纪末引起学术界注意的"社会治理"成为执政党国家治理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但是如何正确认识来自西方语境下的社会治理是学术界应该关注的问题。现代治理概念与西方发达国家成熟的市场经济与公民社会直接相关,但在中国语境下具有极为不同的意涵。从传统到现代的中国社会治理实践表明,当代中国的多元治理仍然以国家权力为主导,但社会也具有一定的自主性,国家需要通过社会中间层达到对社会的治理。在实现工业化过程中,社会治理也是现代性不断获得的过程,因此,社会治理又是一个不断规训的过程。     

权力话语中的爱米丽

杰弗逊镇是一个规训社会的缩影,权力关系渗透到政府、法律、宗教、家族等等社会机体中,后者运用各自的话语对违背规范和越界的＂他者＂予以规训和惩罚。爱米丽所住的大宅也是对她进行禁闭和驯化的规训力量,然而＂规训社会＂并非＂驯服的社会＂,反抗和权力是＂共生的,同时存在的＂。爱米丽做出种种努力反抗来自外界的规训力量,但她已经内化了父权制社会的主流思想,最终还是没有逃出自我监管的魔咒。不过,在发现无法逃脱人们对她＂末代贵族代表＂的定位后,爱米丽也借助父辈的独白型权威话语消解了新时代的权力话语对她的规训,为自己谋得一个小小的尽管是封闭的生存空间,从这个意义上来说也不失为一种女性生存的胜利。     

突发公共事件中政府的行政紧急权力的法理分析

在现代法治国家,为防止突发公共事件的巨大冲击而导致社会生活与社会秩序的全面失控,政府需要运用行政紧急权力并实施相应的应急法律规范,通过调整紧急情况下国家权力之间、国家权力与公民权利之间、公民权利之间的各种社会关系,以有效控制和消除危机,恢复正常的社会生活秩序和法律秩序,维护和平衡社会公共利益与公民合法权益。为此,我们需要对突发公共事件中的行政紧急权力进行界定,明确界限、建立法律保障机制和救济机制。     

关于民族区域自治主体问题的探析

随着国家逐步释放治理空间，民族区域自治实践过程的日趋复杂化，人们对民族区域自治及其主体的认识也必将深化。从法的维度、价值维度、权利/权力维度、公民治理维度这四个维度对民族区域自治主体进行分析，阐释民族区域自治主体由以政治主体为主逐步向政治、经济、文化、社会主体等多中心自治主体的演变过程，可以进一步深化对民族区域自治主体的认识。尤其是在国家主导下，充分发挥各民族公民、公民社会组织和国家等多层次主体的作用，以治理的理念创新民族区域自治制度，是解决民族问题、实现社会和谐发展的有效路径。     

农业市场转型中的组织化困局——从象征资本视角考察农业组织化行动的自主性空间

目前，农业市场转型过程中出现了许多以往经济理论难以完整解释的问题。这些都要求我们在理论视角上进行创新。从象征资本的角度，即对在转型过程产生重要影响的象征权力运作的各种技术与机制进行考察和分析就是这样一种新的尝试。尽管象征权力技术在任何社会、任何领域中都可能存在，但由于受到中国特殊的历史基础的影响，我国农业领域的象征权力生产与再生产过程有其独特性，并产生了一种特殊的支配效应，给农业市场化带来了西方经验未曾预料到的问题。基于计划体制的剩余——农村的弱积累和弱公民社会以及国家保留对相当大一部分社会资源的控制权，国家成功地在农民的市场性自主性空间之外架构起了一个与之相抗衡的制度性自主性空间，这个“意外”空间通过将能人吸引到集权关系体系中来而完成了对他们的控制，进而以他们为中介控制了乡村社会。     

论社会权力的存在形态

社会权力是指在国家与社会二元化格局下,社会主体拥有自己的社会资源和独立的经济、社会地位而形成对国家和社会的影响力、支配力。建立在公民社会基础上的社会权力是同国家权力相对应的,其存在形态包括社会组织的经济权力、政治权力、科学文化知识权力以及民间法权力、道德权力、宗教权力等等。     

现行宪法的规范定位及其价值修正

宪法规范必须以控制权力和保障权利为宗旨,合理安排好国家权力与公民权利、公民权利与公民义务和国家权力与国家权力之间的价值关系。最终通过对宪法规范的价值定位,来实现我国宪法的价值转变。     

论民主的监督机理及对腐败的遏制作用

民主政治内含着深刻的监督精神,民主制度无不以监督机制作为其实现的基本方式。文章分析了民主政治的监督机理及对腐败的遏制作用,阐述了民主监督制度的政治基础是公民权力的力量聚集和公民社会的形成,指出了公民社会对国家权力具有重要的监督制衡作用。文章还指出了公民享有必要的政治权利和政治手段对于行使监督作用和遏制腐败现象的重要意义。     

公民监督政府:行政监督的活力源——以宁波市为例

越来越多的有识之士认为,当前完善我国行政监督机制,最重要的是完善公民监督政府的机制,这将为行政监督注入新的“活力源”,对于扩大公民政治参与,保障党的方针、政策和国家的法律、法规的正确贯彻实施,惩治腐败,促进政府机关的高效、廉洁、公正建设,至关重要。一、限制政府权力:以公民权利制衡政府权力是关键当今中国社会在走向“和谐”,政府职能也在发生转变,但是,行政权力还要进入到社会的各个领域,行政机关还会得到越来越多的自由裁量空间。如何监督好日益扩张的行政权力,实质上是如何“以权力制约权力”,公民对于行政机关的监督,“以权…     

城市、权力与治理:城市政治学的论域、脉络与启示

城市政治学研究的是在城市这一空间内权力在社会各阶层的分配状况。精英主义与多元主义关于"谁"掌控城市权力的争论促成了城市政治学的兴起;增长机器论探讨了政商联盟对城市权力结构的形塑,它的问世预示着城市政治学进入了第一个发展阶段。早期的城市政体论仍处于过渡阶段,它主要从政治、经济与社会的动态关系出发,把脉城市的权力结构;后期的城市政体论则从推进经济发展和社会治理的角度,阐述了新型的作为生产模式的权力观,这也标志着城市政治学的发展进入了治理研究阶段。     

比较国家建构:近代西欧的历程与中国语境的阐释

国家建构是指国家能力的增强和权力扩张的过程,它所描述的是近代西欧各国在中世纪的政治基础上建立主权独立的中央集权式民族国家的历史进程。在战争和地缘政治压力的驱使下,西欧各国的中央政权开始向基层社会进行渗透,加强控制,逐步剥夺了封建贵族的权力,建立起自上而下的官僚体制以实现中央政权对地方社会的直接统治。而将近代西欧国家建构的历程与中国相比照,则无法逐一对应。中国自秦汉开始就建构起中央集权的直接统治,国家政权虽然没有很强的社会管理和控制能力,但却拥有进行大规模社会动员和强制干预的能力。与西欧相比,除未形成"民族"认同外,中国早于西欧千余年就已建立起类民族国家的政治结构,辛亥革命后的政治进程很大程度上是民族国家的重构。因此,对于当今中国的国家建构而言,其核心任务是通过由"民族国家"建设向"民主国家"建设的转向,实现国家权力与公民权利的良性互动,达到"权威"与"民主"的制度均衡。     

公民问责：价值、问题及对策

公民问责,是以个人权利制衡国家权力的一种表现形式,其核心价值在于对公共权力进行监督并预防政府官员失责行为的发生,其法理依据在于＂权为民所授＂。在我国现代社会中,公民问责存在许多实际问题,践行公民问责的有效途径：增强公众问责意识,塑造行政问责文化;建立信息平台机制,畅通问责渠道;完善公民问责法律制度,保障公民问责主体权利。     

社会资本视域下的我国城市社区治理

由于社会资本与社区治理在内涵上有耦合之处,以及中国传统社会的某些特质与社会资本相关联,因此社会资本理论在中国城市社区治理研究中是一个富有价值的解释性框架。社区社会资本包括规范、信任、居民参与、关系网络等要素。社会资本与社区治理相互依存相互制约,社会资本决定了社区治理的绩效。从中国城市社区治理模式的历史变迁过程及现状的分析中发现:资源结构及其配置决定了社区治理结构的变迁,而目前社会资本的缺失是制约社区治理进一步发展的关键因素。因此,应当培育公民精神和公共意识,为公民社会提供生长空间;通过制度和政策创新,开拓政府与公民共同运用公共权力的途径,扩大社区治理的合作网络;通过规范政府权力和非政府组织本身,促进非政府组织的良性健康发展等,从而重建社会资本,为社区发展提供可持续的动力。     

突发公共事件中公民权利的保护机制分析

在现代法治国家,为防止突发公共事件的巨大冲击力导致整个国家生活与社会秩序的全面失控,需要运用行政紧急权力并实施应急法律规范,来调整紧急情况下的国家权力之间、国家权力与公民权利之间、公民权利之间的各种社会关系,以有效控制和消除危机,恢复正常的社会生活秩序和法律秩序, 维护和平衡社会公共利益与公民合法权益。为此需要对突发公共事件中的公民权利进行界定,明确界限、建立程序制度保障和救济机制,以寻求突发公共事件中行政紧急权力与公民权利保护的平衡．     

网络反腐与当代中国公民社会的成长

公民社会是政治学领域研究的热点问题,它在政府治理中扮演了一种新型的角色,可以对国家权力形成有效的监督和制约,促使政府职能的转变,成为防治腐败的杀手锏。网络反腐是信息化、网络化时代的产物,是新时期推动反腐倡廉建设的重要手段。公民社会组织充当了网络反腐的时代先锋。信息时代互联网自身的时效性、多样性和隐蔽性等特征为公民社会参与网络反腐提供了新的机遇。通过培育和推进当代中国公民社会的成长来加强网络反腐建设,可以有效推进反腐败斗争迈上一个新台阶,实现一个新飞跃。     

转型时期的合法性变量：利益、权力、权利——基于国家与社会关系的分析

合法性的转型源于国家与社会关系的重建。在市场经济条件下,产生了市场经济条件下国家与社会关系的分化和张力。除了利益满足之外,权力约束和权利实现成为新的合法性要求。只有建成强社会和强国家的国家与社会关系,才能使国家得到更为强烈的认可,才能得到稳固的合法性。只有维护私有财产,尊重公民的利益,有效约束权力,建立法治国家,社会实现了自组织基础之上的＂善治＂,才能实现国家与社会的良性互动。     

人权与社会正义——从《另一个“奇迹”：南非经济发展中的低人权成本优势》谈起

在一个共同体(如国家)内,人权问题实质上就是社会正义与社会公平的问题.在一个低人权的国度里,也即在一个以国民付出"高'人权成本"'为代价得到维持与发展的国度里,也一定充满不公与不义,一定充满国民的辛酸血泪与屈辱哀怨.因为在现代民主国家的宪法所规定与确认的那些基本人权得不到真正维护与保障的地方,也一定是国民的各种权利以及与这些权利相关的基本利益备受损害的地方.国民人权的高程度被损害,在一些国家里被转化为权力与资本的"低'人权成本"'发展优势.这种低人权发展模式是难以持久的,它真正需要修正的是主导这种模式的权力本身,即对一元化权力进行有效限制,直到使之不可能再对人权进行损害,并承担起维护人权的责任.     

国家治理的机理性创新——以城乡统筹发展为视角

城乡统筹发展战略在地方空间的实施遭遇了多种相互嵌套、复杂纠葛的难题。破解困境的关键路径在于从中央到基层的治理空间中,通过对"治官权"、"治民权"、"治事权"的科学分任,重构国家治理的权力结构,改变"政府—市场—社会"三元主体之间的治理权力配置与治理绩效互评制度,在基层空间真正建立政社协同治理,以国家治理到地方治理的全面变革引导社会、市场科学地参与公共决策、合理地表达私人或群体利益、积极地消除城乡差异,以实现既推进城乡统筹发展,也促进国家治理现代化的目标。     

政府公权力与公民私权利的法律冲突——“一篇帖子换来被囚八日”事件的法律分析

社会公权即政府权力,是维护社会治安之必须,维护和谐社会之必须。无公权则无法协调社会秩序。但是公权与私权之间具有不平等性,享有对公民个人的支配权,并以国家强制力为后盾,公民相对于公权本来就为弱势群体,公民个人无法与之相抗衡,往往处于被动、服从的地位,极易受到侵害。如果公权被滥用,将对国家、集体和公民利益造成超乎任何犯罪的损失。因此,要控制行政权力膨胀,加强对行政权力的法律控制,以防止其滥用和越权行使以保障基本人权,防止权力异化损害人民民主权利。     

侵犯公民民主权利罪是什么

刑法分则第四章规定的"民主权利"与注释宪法学上的"政治权利"的内涵和外延相同。政治权利的本质是公民直接参与或者影响国家权力运作的权利,其直接对应的是国家权力而非社会权力等非国家权力。以法条排列顺序确定侵犯公民民主权利罪的范围是不可靠的。从宪法权利属性分析,只有报复陷害罪、破坏选举罪两罪属于侵犯公民民主权利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