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析日本的中亚外交

从20世纪90年代初日本与中亚各国建立外交关系以来,其中亚外交经历了起步、发展和加速发展三个阶段,近来展露出了强劲的势头.除经济原因外,实现"政治大国"的战略目标、争夺中亚的油气资源和遏制中俄是日本积极发展中亚外交的原因所在.日本发展中亚外交有其经济技术上的优势,但也有不利的因素.     

化解危机:东盟民族冲突与预防性外交

民族冲突长期困扰着东盟国家,对地区安全构成重大挑战。如何借助预防性外交化解民族冲突危机,已成为东盟维护本地区安全的重要议题。20世纪90年代,东盟接受加利所倡导的预防性外交概念,开始着手东盟预防性外交的规范建设与实践,并取得了积极成效。然而,东盟目前所发展的预防性外交,其作用仅限于应对国家间争端与冲突,难以触及东盟国家内部的民族冲突问题。客观上,东盟各国需要通过预防性外交化解民族冲突危机,否则东盟在民族冲突面前将难以有所作为。但关键问题是怎样使预防性外交在化解东盟民族冲突中行之有效。完善预防性外交的决策与执行机制,寻找本土化解决办法,将是东盟提高其预防性外交行动能力、有效应对民族冲突的重要途径。     

日本文化外交战略中的青年国际交流——以内阁府青年国际交流事业为中心

文化外交战略是战后日本恢复和平民主国家形象、推广日本文化的国家发展战略之一。青年国际交流是日本文化外交战略的重要组成部分,其中内阁府主导下的青年国际交流事业拥有丰富的交流内容、严格的招募选拔机制和官民协作的运作模式。半个多世纪以来,实现了文化外交和培养日本青年的双重目标,建立了世界性"事后活动组织"。不仅促进了日本文化和价值观念向海外传播,而且在塑造日本国家形象、提升国家软实力中也发挥着举足轻重的作用。     

日本领事保护机制的发展及对中国的启示——基于日本外交蓝皮书的分析

在全球化背景下,人员跨国流动增加,安全局势更为复杂,各国都面临着领事保护任务加重的局面.本文以日本外交蓝皮书中的相关内容为基础总结分析了日本领事保护机制发展的背景、发展的轨迹和特点,并对中日领事保护机制进行了简要对比.     

企业外交参与:以在粤日本企业为例

传统意义上的外交只是中央政府之间的双边外交和各国政府委托的国际组织所进行的多边外交.在全球化加速发展的今天,个人、企业、非政府组织都不可避免地成为外交的参与者.广东作为中国改革开放的前沿,外国投资企业非常密集,他们不仅在经济战略上是中国改革开放实现现代化的有机组成部分,而且在政治外交上也是中国营造实现现代化的良好国际环境不可忽视的一部分.本文以珠三角日本企业参与外交为个案,分析外国企业应该如何参与外交,为促进国家间关系的良性循环发挥自己的作用,以及广东如何通过推动外国企业参与外交,为本省的现代化建设乃至整个中国的现代化建设营造良好的国际环境.     

日本对东地中海地区外交：表现、原因、挑战及走向

鉴于东地中海地区地缘战略位置非常重要，日本近年来不失时机强化对东地中海地区的外交。日本的东地中海地区外交，着重聚焦于推动解决该地区热点难点问题、海洋合作、能源合作、难民救助与非传统安全等领域问题。在继续巩固深化与东地中海地区重要国家关系的同时，日本近年来也逐步拓展对突尼斯、利比亚与叙利亚等影响力较小国家的外交。日本不断加强对东地中海地区外交，可以从谋求地缘战略利益与彰显全球影响力等多方面来分析与解读。日本的东地中海地区外交，由于受限于各种因素的制约，今后将会面临着一些挑战与问题。     

日台关系的新发展

全面发展与台湾的实质性关系,是日本既定的外交方针,也是21世纪日台关系发展的基本趋势.深厚的"殖民情结"和现实的对华战略是日本染指台湾的根本原因.日台实质性关系的加强将使中日关系中的台湾因素日益凸显和复杂,台湾问题将成为今后中日关系中最具爆炸性和破坏力的敏感问题.因此,妥善处理台湾问题是中日关系健康发展的重要前提.     

日本对华官方发展援助的定位与评价

以日元贷款为主体的日本对华官方发展援助是20世纪70年代末以来中日关系中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20多年来的实践表明,日本对华官方发展援助不仅在中日两国经贸关系中发挥着助推器作用,而且也成为双方加深互信与理解的有效渠道.然而冷战结束后,日本官方发展援助中的非经济因素影响和制约了日本对华官方发展援助的顺利实施.日本在对华官方发展援助问题上突出强调政治效果以及两国就对华官方发展援助问题的不同认识,削弱了日本对华官方发展援助中的积极因素.     

公共外交与中日关系

在全球化、信息化和民主化时代,对外决策深受民众和媒体的影响.日本民众对中国日益增长的不亲近感成为发展中日关系的重要障碍.对日公共外交旨在通过开展信息传播和文化交流活动加深日本民众对中国的认识和理解,改善其对华态度.本文探讨了开展对日公共外交的主要内容、可采取的措施和应注意的问题.     

论美国对亚洲的商务外交策略

美国在亚洲有广泛的政治、商务和战略利益,为此,美国提出了对亚洲的商务外交策略,即通过积极推进双边和区域自由贸易和投资协定的签署,提升与亚洲各国的政治和外交关系,并通过发挥在世界贸易组织(WTO)和亚太经济合作组织(APEC)中的领导作用,保障其在亚洲的战略利益.美国在亚洲的商务外交策略还包括:通过"东盟企业发展动议"积极参与东盟的经济一体化进程,全面实施新时期的对华战略,在军事和亚洲事务上与日本保持合作,并把印度作为制衡中国和日本的战略伙伴国,从而巩固其在亚洲的主导地位.     

中亚——日本双边、多边关系及其对中国的启示

中亚各国与日本建立外交关系以来,随着官方交往水平的提高,其伙伴关系稳步发展。1997年,"新丝路外交"这一概念总结了日本的中亚政策。21世纪伊始,新的地区伙伴开始受到中亚的欢迎。20多年间,日本与中亚的合作突出了几个特别的领域,即教育、区域经济发展、政治改革以及能源资源,其多边外交关系提升到了建立"中亚+日本"的对话机制。构建"丝绸之路经济带"的构想,反映了中国领导人对中亚政策的重要体现,反映了中国的中亚战略。日本的中亚政策,会在一定程度上给中国与中亚国家合作关系的发展造成一些影响,但是不能看作遏制中国与中亚国家合作关系的政策,应从中获得一定的启示。     

公共外交:信息时代的国家战略工具

信息社会的深入发展不但加强了各国经济的相互依赖,同时也引发了一场新的外交革命.为适应信息时代新的国际环境,世界各国政府正追求和发展一种新的外交形式--公共外交.公共外交是一国政府对其它国家民众施加影响的外交形式,即通过情报、国际信息、文化交流项目、媒体等手段影响其它国家的民众并制造舆论,为一国在海外创设良好的形象,进而增进国家利益的活动,是信息时代各国实现国家战略利益的重要工具.     

多边主义与东亚高政治合作

中国在国际关系中积极倡导多边主义,充分体现了中国外交与时俱进的精神和当代中国外交文化的先进性内涵.推动东亚政治合作是面向21世纪中国奉行多边主义外交战略的重要步骤,它事关东亚能否崛起为世界重要一极.中国在东亚的多边主义战略目标是构建一个和谐的东亚政治经济和安全环境.由于传统和历史的原因,东亚国家一直比较重视在"低政治"领域展开合作,但对"高政治"领域的合作却畏首畏尾,显得比较缓慢和迟钝.其实,东亚国家在战后初期就存在着大国主导"高政治"领域合作的空间.东亚虽然是世界主要的文明发祥地、战后各主要国家也先后实现了经济的起飞,但是政治上的作用却未能很好发挥出来.相反,东亚却成为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轻易得手和随意操纵的地方,特别是由于政治合作意愿淡薄,直接导致了东亚大国政治上的分散化和政治问题的频繁发生,进而也威胁到经济社会发展领域,中日关系就是一个突出的例子.解决朝核问题的多边主义模式应该机制化,这是东亚"高政治"合作的重要起点,而中国应该成为该机制化过程中的主导力量.     

印度的经济外交

随着世界各国经济联系和交往的增多,经济外交愈来愈受到各国的重视;随着印度国内经济改革的不断推进、经济全球化程度的不断加深,印度的经济外交发展迅速.这对于促进印度的对外经济合作、提高印度的国际影响力、最大限度地增进印度的国家利益起到了重要作用.与此同时,印度的经济外交也存在一些问题,需要逐步改进.     

经济利益·地缘政治·意识形态——二战后日本对华外交基点的摇摆

二战后日本对华外交的基点,在经济利益、地缘政治、意识形态等多种因素之间徘徊.冷战结束后,日本对华外交中的意识形态因素反倒变得更加浓厚.这种局面在安倍内阁的"价值观外交"中达到一个高潮,而在福田内阁时期重新进入低潮.21世纪日本的对华外交究竟将做出何种抉择?目前日本还在几种选择方案之间动摇和彷徨.     

安倍第二次内阁期间日本对中东能源外交

安倍晋三第二次内阁期间是日本深化与拓展对中东能源外交非常“显著”的时期。安倍在第二次首相任内,经常出访中东,特别是重点加强与中东海湾重要能源出产国的能源合作关系。安倍第二次内阁期间,日本对中东能源外交主要涵盖了石油与天然气、可再生能源以及核能等领域。安倍第二次内阁期间,日本深化与拓展对中东能源外交是各种因素合力推动下进行的。日本深化对中东能源外交,首要目标是要绝对维系与确保日本中东能源进口安全,以为日本经济社会正常发展提供绝对支撑与保障,同时适时乘机扩展和彰显日本在中东地区能够发挥出的独特外交影响力。日本深化与拓展对中东能源外交面临着不少挑战与问题。未来日本能源消费结构还是相当程度上要依赖油气等化石能源,所以,未来日本客观上无法避免地还要继续深化与拓展对中东能源外交。而是否能够有效深化对中东能源外交,将是检验日本能源安全战略与日本整体外交智慧的“观察窗口”。     

21世纪初日本对外目标及外交战略探析

21世纪初期,日本在坚持“普通国家化”既定战略目标的基础上,从国家战略原则、战略重点及国家利益出发,围绕日美同盟、联合国外交、亚洲外交、应对全球气候变化等战略重点,力求以“全方位外交”实现日本国家对外目标及外交战略意图。     

日本对东南亚的经济外交:历史与现实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日本对东南亚的经济外交大致可以分为五个阶段:20世纪50-60年代的"对美依存外交"、70年代的"桥梁外交"、80年代的"积极自主外交"、90年代的"重视东南亚外交"和进入21世纪后的"小泉福田主义"和"新福田主义"外交。日本战后的经济外交虽然取得了一定的成效,但也遭受了一些挫折。20世纪70年代末,越南入侵柬埔寨导致日本"桥梁外交"的失败;80年代,日本对东南亚国家实施的"积极自主外交"受到美国的干预而没有实现目标;90年代的"重视东南亚外交"因与"对美依存外交"发生结构性矛盾,而无法有效推进等。进入21世纪后,日本对东南亚外交将出现两种趋势:"小泉福田主义"和"新福田主义",但两者都摆脱不了战后日本外交面临的一个结构性矛盾,即对美依存与独立自主的亚洲外交之间的矛盾。     

论美国对亚洲的商务外交策略

美国在亚洲有广泛的政治、商务和战略利益,为此,美国提出了对亚洲的商务外交策略,即通过积极推进双边和区域自由贸易和投资协定的签署,提升与亚洲各国的政治和外交关系,并通过发挥在世界贸易组织(WTO)和亚太经济合作组织(APEC)中的领导作用,保障其在亚洲的战略利益。美国在亚洲的商务外交策略还包括:通过东盟企业发展动议积极参与东盟的经济一体化进程,全面实施新时期的对华战略,在军事和亚洲事务上与日本保持合作,并把印度作为制衡中国和日本的战略伙伴国,从而巩固其在亚洲的主导地位。     

中美战略竞争:日本的认知与回应

随着中美实力差距日益缩小,竞争逐渐成为中美关系的主要方面.作为中美关系中的第三方,日本对中美在整体和具体领域层面的竞争有着基于自身视角的认知.对于中美的整体性竞争,日本认为其在态势上是长时期、大范围和多领域的,其根源是秩序主导权之争;就影响而言,对日本有利有弊.对于中美在具体领域的竞争,日本认为其主要集中在地缘战略和经济领域,在中国香港问题和新冠肺炎疫情等问题上也有体现.基于这种认知,日本对中美竞争的回应是坚持和巩固日美同盟,在此基础上与中国建立稳定关系,同时积极拓展"第三空间"外交,灵活采用多种形式实现其维护国家利益的目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