刑事诉讼中的“审辩交易”现象研究

根据对法治的一般理解,法官角色应该是中立的,不应该也没有动力与辩方进行任何交易,但事实并非如此。在我国刑事司法实践中,审辩交易是一种客观存在的现象。一般表现形式是法官劝导、引诱甚至胁迫被告人认罪,承诺如果被告人认罪将对其从轻处罚,在被告人认罪后,法官一般也能够如实履行承诺。     

刑事诉权视野下的侦辩交易研究

侦辩交易是不同于诉辩交易的一种形态，在国内外侦查实践中均存在，如美国的刑事免责以及污点证人制度、我国的坦白从宽制度。侦辩交易的主体虽然是侦查机关和犯罪嫌疑人及其辩护人．但侦查机关应当通过向公诉机关和审判机关提出建议来践行交易。     

论刑事诉讼中的“司法交易”及同案被告证言

在某些重大案件的刑事追诉过程中，为了查明案情，实现成功追诉，控方经常利用同案被告的证言作为指控其他刑事被告的证据。作为相互合作的回报，同案被告在作证之後可能在定罪或量刑方面获得相应的利益。这种“司法交易”对于刑事追诉工作的顺利追行具有极为重要的作用，因此，应当追一步健全适种诉讼机制，从而在司法实践中予以应用。     

论刑事诉讼中的控审不分问题

控审分离原则的主要价值在于保障裁判者的中立,防止追诉权的滥用,从而强化辩护职能。在宪法和刑事诉讼法所规定的“配合制约”原则的影响下,我国现行刑事诉讼以及司法实践中的控审不分现象极其普遍,严重影响了司法公正的实现。应当通过程序的完善和司法体制的改革,对我国刑事诉讼中的控审不分进行矫正。     

刑事法官诉讼角色的再考察——以审辩冲突为中心

审辩关系作为对抗式刑事诉讼中的非典型性概念,现于当下我国亚职权主义诉讼模式中主要表现为一种冲突性的非对称关系。表面上,其肇因于辩方诉讼内的程序性与证据性辩护以及诉讼外的舆论性辩护三种辩护形式。本质上,其源始于裁判者在诉讼目的与庭审功能上的事实中心域立场。结果上,其导致了程序规范的惯习失灵与裁判权威的最终失却。在新《刑事诉讼法》背景下,刑事法官亟需在日渐朝向对抗式的改革话语中承担起全新的制度角色:立足于以裁判者为中心的审辩关系重构,刑事法官不仅需要完成整体上从权力集约型向权力分享型法官的职权转换,还需在相应的诉讼禁止与诉讼许可、程序控制与程序引导以及程序制裁与程序救济的单向性转换中实现其真正的个体认同与价值肯受。     

侦辩交易——现阶段职务犯罪侦查的现实选择

新刑诉法的实施将保障人权上升至与惩治犯罪并重的刑事司法价值层次。伴随之的非法证据排除规则和扩充后的侦查阶段律师帮助权,对职务犯罪侦查带来前所未有的挑战。面对如此现状,加强对职务犯罪侦辩交易的实务探索和理论探讨将显得尤为重要。本文通过对职务犯罪侦辩交易概念的解析,认为在当前职务犯罪侦查所面临的困境中进行侦辩交易有着现实意义且具备可行性,并着重强调了引入职务犯罪侦辩交易需坚持的几个原则。     

我国刑事司法中的“量刑交易”现象研究

我国刑事司法中的隐性量刑交易现象以有罪供述赔钱减刑预缴罚金三种模式最为典型,此为司法现实之下法官、检察官、犯罪人等多方压力驱动使然。该现象因有利于刑罚目的的实现、体现了量刑个别化的要求而具有正当性的一面,但因其缺乏必要的规范规制又带来现实中的量刑失衡等问题。应从实体规范角度明确功利对量刑的影响限度,对基于功利和基于真诚悔罪类量刑情节在从宽幅度上予以区别对待。     

构建我国刑事诉讼中的辩诉交易制度

在司法理论界,对辩诉交易制度的争议一直未断,这种近似于“私了”的做法被美国比较法学者批评为“等于是对控制犯罪的正当程序模式的根本背离.”随着我国社会转型以及加入WTO后,我国的刑事审判方式也走到了改革的风口浪尖.对于各法系制度的借鉴和移植不可避免,但存在的诸多差异,使我们不能完全照搬照抄,必须立足于我国特色的社会背景之下,理性地以审慎的态度来吸收、借鉴美国关于辩诉交易制度的优秀方面,从而构建出我国刑事诉讼中的辩诉交易制度.     

美国刑事诉讼中的“查禁审”

<正> 在传统刑事诉讼中,控辩双方的首次评判性交锋是在正式审判法庭上发生的;现代美国刑事诉讼设置于正式审判前的“查禁审”(The Suppression Hearins)却使控辩双方的正面冲突大大超前,从而实现美国从侦查到审判全过程中的彻底的当事人主义。     

美国刑事诉讼中的“查禁审”

在传统刑事诉讼中,控辩双方的首次评判性交锋是在正式审判法庭上发生的;现代美国刑事诉讼设置于正式审判前的“查禁审”(The S uppression Hearing)却使控辩双方的正面冲突大大超前,从而实现了从侦查到审判全过程中的彻底的当事人主义. 作为维护美国宪法第四条修正案和第五条修正案的配套制度.“查禁审”的直接目的是,决定控诉方所获有罪证据是否合法地取得.在查禁审中,第四条修正案是法官“查禁”经非法搜查或扣押所获物证的主要法律依据,第五条修正案则是法官排除被告人非自愿情况下所作自白的唯一依据.根据“毒树训”(Po-     

刑事判决问题研究

刑事判决是人民法院代表国家行使审判权的具体体现,是国家法律的具体化,它是一个动态和静态相结合的统一体。我国法学界和司法实务界对刑事判决的研究与操作一直处于滞后状态,存在若干问题,使得刑事判决改革举步维艰,面临困境。因此,应该完善我国刑事判决制度。     

行政诉讼中的成熟性原则研究

成熟性原则是现代行政诉讼制度中的重要原则,对于协调行政权和司法权的关系、促进司法职能的正常发挥具有重要意义,最终将有利于维护和救济公民权利。中国行政诉讼制度中尽管有着对“成熟性”原则的考虑,但并未明确将之作为一个受理的原则确立下来,随着行政法治的发展,有必要在行政诉讼法中确立这一原则。     

刑事诉讼中的“程序分流”

随着刑事诉讼效率价值的凸现、刑罚目的的转换 ,程序分流在两大法系各主要国家得到了普遍确立 ,并有不同程度地发展。在我国 ,有关立法与实践同样体现了程序分流的内在精神。但相比之下 ,我国目前进行程序分流的机制还不够健全 ,具体制度亦不尽完备。对此 ,应当借鉴其他国家的有益经验 ,加以改革和完善。     

关于犯罪动机的跨学科研究

犯罪动机是刑法理论中的一个重要范畴,又一直是心理学的一个重要研究领域。本文在对现代心理学关于动机概念和基本理沦的研究分析的基础上,将心理学中的一般动机概念与刑法学中的犯罪动机概念进行了比较,分析了犯罪动机所独具的特点和功能;并从犯罪动机形成的角度出度,提出了犯罪动机的性质应当具有的刑法评价。同时,对犯罪动机不明显问题的实质进行了考察。综合前述研究,并结合我国刑法的具体规定,本文还进一步探讨了犯罪动机的刑法意义。     

论刑事司法中公正与效率之均衡及途径

现代刑事司法中,公正与效率二者既相互统一,又时有冲突,如何求得二者之均衡,为刑事诉讼理论与实践所共同关注.辩诉交易,既能够有效地节约司法资源,提高诉讼效率,又能最大程度地保障公正价值的实现,是均衡公正与效率之最佳途径.引入辩诉交易制度,应为当今中国司法改革之必然选择.     

我国侦查权的程序性控制

我国现有的侦查权程序性控制表现为以内部自律的科层制控制为主、外部他律的分权式控制为辅的基本制度格局。从制度构造的表象看,传统的线性分工模式、功利导向的控制方式和不彻底的程序性救济,暴露了侦查权程序性控制体系的残缺和现有制度的羸弱。在社会文化和制度环境的作用下,长期的科层制控制和检察监督所形成的固化观念,使我国侦查权的程序性控制陷入了理念上的“内卷化”,并逐步消解着以现有制度为对象而进行的种种机制性改良尝试。立足于未来发展,我国侦查权程序性控制的制度远景应该是建立合乎我国国情的司法审查模式,使侦查权的控制走向彻底的法治化和专业化。在既有的法律框架下,侦查权程序性控制的制度近景则是以非法证据排除规则为后盾,通过与检察监督的衔接,建立审前程序中以检察机关为中心、审判程序中以法院为中心的二阶层控制模式;并通过与案例指导、国家赔偿、司法建议等制度的配套运行,形成制度合力,倒逼侦查方式和技术的改善,进而促进制度远景目标的实现。     

“辩诉交易”纵横论

诉辩交易产生于上世纪二三十年代的美国。采取辩诉交易可以使被害人因犯罪行为而遭受的损失早日得到补偿,也有利于修复被犯罪行为破坏的和谐关系。当然辩诉交易也有局限性,有时不利于查明案件事实真相,也有可能损害被害人的利益,也有可能有悖司法公正。尽管我国目前不存在引进美国式辩诉交易的环境,但这并非是说我国不能借鉴于辩诉交易,扬长避短一样可以为司法实践服务。     

刑事司法中的“习惯”问题研究

在刑事司法实践中,司法习惯是一种普遍的司法现象,法律理解和操作上的习惯成为司法职业者实际遵循的规则。正确的刑事司法习惯一般对司法活动具有稳定性、司法行为结果的可预见性、司法处理方式和结果的一致性、减轻司法负担等几方面功能。然而,在我国存在大量与法律冲突,或表面上合符法律的规定实质上违背了立法原意,或虽符合法理但法律又无相关规定的背离或超越法律的错误和瑕疵习惯。纠正错误或瑕疵习惯需要采取建立完善相应制度,培养和树立法治观念,创造条件改善刑事司法环境,形成职业法律家群体等措施。     

关于完善中国与东盟各国刑事司法协助立法的几点思考

中国与东盟各国开展刑事司法协助存在着许多空白或重大不足.一方面,中国立法的某些缺失无法对双方的刑事司法协助给予强有力的国内法律支持,以致于双方在协助中产生矛盾与不协调;另一方面,中国与东盟国家已有的刑事司法协助条约中,其协助形式大多比较单一,无法满足现实需要,增加一些新型的协助形式应为当务之急.同时,中国应加快与东盟各国刑事司法协助条约的签订与完善工作.     

论辩诉交易对反贪工作之借鉴

在贪污贿赂等职务犯罪案件的侦查起诉工作中引入辩诉交易制度,可以加大反贪力度,达到遏制和预防腐败的目的。首先是辩诉交易的概念与特征;其次,引入辩诉交易可以从体现司法公正性、完善司法豁免体系和提高司法效益;最后是引入辩诉交易后的司法上如何运作及应遵循的主要原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