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事实婚姻制度之重构——澳大利亚的《事实伴侣关系法》的启示

为保护事实婚姻当事人及其子女的权益,我国亟需重构事实婚姻制度。在国外,不少国家设立了调整事实婚姻关系的法律制度,尤其是澳大利亚构建了较为完善的事实伴侣关系法,其立法理念是保护人权和维护弱势群体的利益,尊重公民对私人生活方式的选择权。     

房地产诉讼之证明妨碍研究——以《民事证据规定》第75条为中心

证明妨碍与证明责任分配牵连重大。在证明责任分配制度下,当事人对于己方所主张的诉讼请求承担着证据提供义务,否则会产生诉讼不利益的可能。但是,若"事实不清、证据不足"非因证明责任负担方自身的原因,而是由于他人伪造、变造、毁弃、藏匿证据等妨碍行为所致,如依旧由证明责任负担方承担诉讼上的不利益则有违公平正义。而引入证明妨碍规则,明确适用条件,则可抑制法官在证明责任分配规则适用的恣意,清晰自由裁量的限度,进而衡平当事人利益,避免产生新的不公平。     

案件事实的认定与建构的机制——事实的感知和注意

司法裁判中的事实认定与建构问题是司法实践中最为重要和最难解决的问题之一。本文从裁判主体（主要是法官）的感知和注意及心理因素对认定与建构案件事实的影响以及对认定与建构案件事实的依据、方法等进行了分析。     

案件事实的认定与建构的机制——事实的感知和往意

司法裁判中的事实认定与建构问题是司法实践中最为重要和最难解决的问题之一.本文从裁判主体(主要是法官)的感知和注意及心理因素对认定与建构案件事实的影响以及对认定与建构案件事实的依据、方法等进行了分析.     

浅议物业管理纠纷的举证问题——以业主失窃索赔案为视角

在我国,物业管理企业是随着房地产业的发展,从房地产开发企业中分离出来的朝阳企业。由于物业管理活动范围的广泛性、服务对象的复杂性,物业管理过程中的纠纷也往往是多种多样的。虽然物业管理纠纷的法律关系相对简单,但此类纠纷的司法实践仍有一些值得商榷的地方。本文以业主失窃索赔案为视角,对物业管理纠纷的举证问题进行了探析。     

对美国“起诉无效”制度的事实描述与原因描述

美国的检察官在进行控诉时享有完全的自由裁量权,但是,“起诉无效”与自由裁量的考查基准有着很大的差异,前者有证据、目的、成本、法律规范,两这些要素不属自由裁量的考虑范畴.如果对“起诉无效”进行事实描述,可以得出“起诉无效”的概念只是对成熟的“陪审无效”制度的模拟或类推;如果对“起诉无效”进行原因描述,除上述要素外,价值观、社会正义、公共利益、当事人权利等也是必须的考量因素.     

论我国事实婚姻的法律问题

婚姻是为了满足繁衍后代,推动社会发展的需要,贯穿于人类发展始终的。我国现行法及司法解释均未明确的规定婚姻的定义,但从婚姻家庭法中不难看出,对于婚姻的定义一般有两种说法,一是"男女双方永久共同生活为目的的,以夫妻的全部权利义务为内容的合法结合。"二是"男女双方以共同生活为目的而缔结的,具有公示的夫妻身份的两性结合。"我国的婚姻家庭法中有一项重要的制度即婚姻登记制度,也就是说要形成受保护的婚姻关系就要在法律上进行登记公示,所以未经登记的婚姻不是婚姻,但是在我国这样一个地域广泛、民族众多、人员复杂的国家里,不可避免会出现事实婚姻的状况,也即在并未进行登记的情况下以夫妻名义同居并且其他人也认为他们是夫妻的状况。事实婚姻在现实生活中是普遍存在的,并且事实婚姻制度的存在具有内部矛盾性。     

《刑事诉讼法》——再修改若干问题之思考

现行《刑事诉讼法》、《民事诉讼法》和《行政诉讼法》的修改已经列入全国人大常委会的五年立法规划,全国人大法工委刑法室曾召开专门讨论现行《刑诉法》修改的座谈会。我们认为,现行《刑诉法》的修改应当与《宪法》的修改和司法改革的推进相结合,既要借鉴国外的立法经验,同时也要注意符合中国的具体国情。本刊特邀著名刑事诉讼法学专家陈光中先生撰写本文,同时也欢迎法学界和法律界的有识之士继续就三大诉讼法的修改问题发表高见。     

刑法中事实错误及我国的立法完善

刑法中的事实错误问题始终是我国刑事立法的空白点,因此必然导致理论上的含混不清,致使错误理论的研究缺乏应有的广度和深度。在借鉴大陆法系经典的事实错误理论的基础上,对我国刑法中事实错误概念的界定和事实错误是否阻却故意这些问题的研究迫在眉睫。坚持具体的构成要件说的理论基础,在立法中用概括规定和一般列举相结合的方式完善我国刑法中事实错误的规定才是妥当的做法。     

论彻底的事实审重构我国刑事第一审程序的一种理论思路

事实审的形式化是我国第一审程序亟待解决的问题,而解决这一问题的根本出路在于在这一程序中构建"彻底的事实审".彻底的事实审意味着裁判者在法庭这一特定时空范围内,通过听取控辩双方的举证、质证和辩论,当庭独立形成对案件事实的认定.实现"彻底的事实审",不仅是完善我国审级制度的基础和前提,而且有助于维护第一审程序的正当性和合法性.我国自1996年以来的数次审判制度改革都推动着第一审程序逐步走向"彻底的事实审",但是这些改革都没有真正解决"事实审的形式化"问题.今后,改革者不仅要关注审判方式改革和证据规则完善的问题,更应该将实现"彻底的事实审"作为第一审程序改革的重要目标.     

法国第三人撤销之诉研究——兼与我国新《民事诉讼法》第56条第3款比较

第三人撤销之诉是第三人为避免自身利益受损而享有的一种非常上诉手段。第三人撤销之诉作为非常上诉制度的一种,应受"非常上诉"一般条款的制约。第三人撤销之诉是介于生效判决的确定性、法律关系的安定性、第三人利益保护之间的平衡机制。当第三人的利益遭到生效判决的侵害时,第三人撤销之诉是必要且惟一的救济途径。我国新《民事诉讼法》对第三人撤销之诉的条件、提出期限、管辖、法律效果进行了规定。对于第三人撤销之诉而言,我国《民事诉讼法》引进该制度可能造成与当前法律制度不兼容,与司法制度不适应,但是这些问题都可以通过立法和司法解释得以解决,实务部门对新制度的"抗拒"也将逐步缓解。     

刑事诉讼中司法认知的规制

诉讼证明是针对案件的“中心事实”,而大量的“背景事实”通常无需提出证据予以证明。这可以通过司法认知得以认定。比较美国和德国刑事诉讼的司法认知规则,两者基本相同,但也略有差异。从诉讼制度传统出发,我国应当借鉴德国的体例,将司法认知确定为两类事实,一类是众所周知的事实;另一类是法官因职业关系已知的事实。     

刑诉法应增加承认与执行外国判决的制度

我国从1997年开始与外国开展被判刑人移管合作并缔结专门的双边条约以及近几年加入《联合国打击跨国有组织犯罪公约》和《联合国反腐败公约》以来,承认与执行外国刑事判决已成为我国在一定条件应当履行的国际义务,我国《刑事诉讼法》在修订时应考虑尽快建立承认与执行外国刑事判决的制度,并为此确认“国际条约规范优先适用”、“一事不再理”等基本原则,同时确定与此相关的条件、程序等基本规范。     

中国语境下的刑事证明责任理论

坚持和实践客观真实与法律真实相结合的中国特色诉讼真实观,离不开与其相适应的证明责任理论和制度的支持。在中国语境下,刑事证明责任包括公安司法机关的证明职责和控辩双方的举证责任。坚持法院承担证明职责,就要坚持法院拥有一定范围内的调查证据职权。举证责任包括推进责任和结果责任。在刑事诉讼中有必要在制度上明确结果责任的例外、辩护方承担一定的推进责任、非法证据排除规则中举证责任的分配。     

审查逮捕程序诉讼化改革的路径考量——以《刑事诉讼法》的修改为背景

审查逮捕程序诉讼化强调逮捕程序应当由控辩审三方主体参与,检察机关在侦查机关及犯罪嫌疑人之间保持中立地位,保障犯罪嫌疑人及其辩护人的有效参与,决定逮捕的过程须遵循正当程序的要求。当前我国的审查逮捕程序普遍存在行政化、追诉化、救济虚无化、"一劳永逸"化等诸多问题,2012年修改通过的《刑事诉讼法》已经对此做出了适当的回应。但是,审查逮捕程序的诉讼化是今后我国刑事诉讼改革发展的必然趋势,仍需要对审查逮捕程序进行理念重构和制度创新。     

浅议新《刑事诉讼法》中口供制度的完善

我国新《刑事诉讼法》关于口供制度的新规定有进步性,但还存在不足,要通过建立非法口供排除规则的确认标准、明确非法口供的排除程序、确立自白任意性规则、建立沉默权规则、完善看守所管理体制等路径,完善我国口供制度设计。     

探析我国刑事诉讼中测谎权的配置问题

我国刑事诉讼中的测谎权是一种权力,单向配置给追诉机关.这一配置格局既忽视了测谎技术在刑事诉讼中的保护无辜功能,违背了刑事诉讼中控辩平等的基本原则,削弱了辩方的举证权和辩护权,也不能满足被追诉人单方主动提出测谎的现实需求.因此,我国刑事诉讼中的测谎权应当重新配置,赋予被追诉人有条件的独立测谎申请权,坚持测谎申请权与测谎决定权的结合.     

古代衙门建筑与司法之价值追求——考察中国传统司法的一个特别视角

建筑常常是一个国家和民族的思想和文化载体，这在重视礼制的中国古代，尤其如此。衙门是中国古代地方官员行政司法的主要场所，是古代中国人的政治、法律思想的载体。考察现存的古代地方衙门建筑，我们可以发现，其建筑模式、规制、陈设等，无不在体现“亲民、教化、息讼”这三个中国传统司法价值追求的关键词。     

论修订后刑诉法下侦查阶段辩护律师的角色与地位

刑事诉讼的历史就是辩护权不断扩大的历史。辩护权发展的核心在于辩护人介入刑事诉讼程度的不断深入以及辩护权的不断完善。公安机关需要正确理解辩护律师在侦查阶段的辩护人法律地位及会见通信权、讯问在场权、调查取证权等诉讼权利。辩护律师在侦查阶段主要是帮助犯罪嫌疑人行使辩护权并监督制约侦查机关的活动,维护犯罪嫌疑人人权的重要作用。     

如何打造具有法理合理性的刑事诉讼法——审思2018年刑事诉讼法修正案

2018年刑事诉讼法修正案及时回应了我国当下监察体制改革和司法改革,对我国刑事诉讼制度的发展具有积极意义。然而,从法理合理性角度审视,修正案的一些内容存在不足,主要是修法内容欠缺必要的法理合理性。这源于实用主义立法取向下过度注重修法目的合理性。未来刑事诉讼立法应当认真对待法理合理性,既要全面考虑法律体系的法理合理性问题,又要统筹考虑刑事诉讼法内部的法理合理性问题,还应通过科学的立法技术将法理合理性融贯于相关法律规定之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