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金融监管现状及美国金融监管改革之借鉴

当前我国金融监管制度还是"一行三会"的分业监管模式,面对金融国际化、金融创新和混业经营等对我国金融监管发起巨大挑战,我国的这种分业监管模式是否适应如今金融领域的发展?美国的金融监管改革是在金融危机发生之后各方力量妥协的结果,其在保护投资者、监管体系改革、防范系统风险以及对金融衍生品的监管等方面推出了相应的改革措施,尤其是对金融监管体系的改进,值得我国学习和借鉴。     

美国金融监管体制的思考与启示

金融市场是否能够健康迅速地发展,其主要取决于金融监管制度的健全与否。纵观美国金融监管体制的运作方式,探讨美国金融监管改革的得失与利弊,避免我国金融监管体制重蹈美国的覆辙,为我国确立分业与协调、高质量与高效率的金融监管体制提供一些建议。     

试论中国的金融监管改革问题

美国金融危机的爆发,暴露出美国乃至全球金融监管在风险防范,协调合作等方面存在问题,同时也为中国在金融监管问题上存在的弊端,提出了警示。在经济全球一体化发展的大背景下,随着国际间金融发展的联系更加紧密,我国的金融监管需要借鉴国际经验,顺应国际金融监管的新趋势、新发展,改革我国的金融监管体系,防范金融风险,为金融机构的健康运营提供良好的环境和发展空间。     

从提高转变发展方式能力看干部人事制度改革

提高领导干部转变经济发展方式能力源于经济领域,但其所具有的重大意义和影响却远远超出经济领域,对政治领域的干部人事制度改革也提出了新的要求。它要求干部人事制度进一步深化改革,从人事管理、教育培训、选拔任用、考核监督等多方面为领导干部提高转变经济发展方式能力提供高效、便利的指导、保障和支持。深化干部人事制度改革,必然有力地引领、保障和支持领导干部转变经济发展方式能力的提高,从而促进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全面深入地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     

回眸干部人事制度改革实践

干部人事制度改革随着经济社会的发展和经济体制改革不断深化而推进。本文回顾了干部人事制度改革的推进历程，简析了干部人事制度改革的实践探索，在对干部人事制度改革实践进行思考的基础上，从“以扩大民主为取向、确保群众公认程度，以建立机制为核心、确保常态长效建设，以攻坚克难为关键、确保改革全面深化，以关注倾向为引领、确保用人导向正确”等方面，对干部人事制度改革提出了对策建议。     

从构建和谐社会看社会保险制度改革

社会保险制度改革是建设和谐社会的重要保证，这是因为它有利于稳定社会秩序，有利于实现社会公正，有利于促进代际和谐．当前我国社会保险制度尚存在不少缺陷，主要表现为：社会保险制度导致新的不公平现象的产生；社会保险资金缺乏，收支缺口日益扩大；社会保险基金运营与管理不善，缺乏有效监督，导致资金流失；社会保险体系管理混乱，地区、行业差异严重。从政策选择的视角看，要完善我国社会保险制度，必须调整财政、金融、法律、税收等诸多领域的政策。     

从衡阳贿选案看地方人大选举制度的改革与完善

地方人大贿选的本质是金钱政治、权钱交易,它给国家和社会造成的危害是严重的。衡阳贿选案是地方人大贿选中较为典型的案例,深刻地暴露出我国地方人大选举制度的设计缺陷,如候选人提名制度不合理、缺乏相应的竞选机制、监督机制和处罚机制不完善等。推进地方人大制度的健全和完善,要建立规范的代表候选人提名制度,扩大选民和代表联合提名候选人的比例;在选举中切实落实差额选举制度,引入正当竞选机制;健全监督机制,加大处罚力度。     

从香港累计期权纠纷看金融监管与消费者保护

近年来,随着我国居民个人财富的大幅增长,居民金融理财市场空间也不断拓宽。自2003年内地与香港签署了《内地与香港关于建立更紧密经贸关系的安排》(Closer Economic Partnership Arrangement,简称CEPA)之后,两地的金融交流进一步加强。对于内地居民而言,在香港的外资银行进行理财投资非常普遍,因而跨境投资纠纷也频繁发生。在两地金融合作不断加强的背景下,两地金融监管也面临新的挑战,跨境投资金融消费者的合法权益如何保护成为关键问题。以香港累计期权投资纠纷的成因作为切入点,其主要包括交易信息不对称、两地金融监管体制不健全等原因,因此必须在新形势下完善信息披露机制,落实两地金融监管与合作,方可真正实现对金融消费者权益的保护。     

1978年美国文官制度改革的启示

建立权威性的改革机构，整合不同利益要求，确保改革的科学性和可行性；加强公务员制度法制化和民主化建设；坚持平等竞争和功绩制原则；加强政治、经济体制和公务员制度的同步建设；高度重视文官制度改革的必要性、连续性和渐进性。     

我国金融监管体制存在的问题与解决

金融是现代经济运行的核心和枢纽,金融在国民经济社会发展中具有重要的作用。加强金融监管,防范金融风险,维护金融业的安全与稳定,是金融业健康发展的重要标志,也是金融业监管的重要目标和一直的价值追求。我们应借鉴金融业发达国家金融监管的经验,尽快改革与完善我国的金融监管体制。     

从注重改革“三性”看农村改革及试验

注重系统性、整体性和协同性是全面深化改革的重要原则和方法。农村改革是全面深化改革的重要组成部分,农村改革也越来越"牵一发而动全身"。以改革"三性"为分析框架,针对农村改革试验的实际,深入讨论了农村改革及试验过程中值得重视的几个问题,并以分析结论为依据,提出了完善农村改革试验四个方面的思考与建议。     

从制度变迁看振兴东北

为了实现东北的振兴,吸引更多的经济资源流向东北,需要对其现行制度进行重新安排;经济发展存在路径依赖问题,所以制度重新安排将是政府主导下的强制性制度变迁;而产权制度是制度集合中最重要的制度,东北需要在产权制度方面进行创新。东北市场经济发展不足,国有经济占比例较高,当地政府需要提高经济的管理水平,减少对经济的不适当干预。     

金融全球化对金融监管法律制度的影响

金融全球化是上个世纪中后期国际金融市场发展的趋势,其表现是各国金融市场的逐步融合和相互联系。金融全球化的发展趋势给国际金融法,尤其是金融监管的法律制度带来诸多影响,促使各国相应调整金融政策法律。     

行政审批制度改革:政府从管制走向服务

当前,我国正在进行行政审批制度改革,这项改革实际上是对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建设过程中出现的问题进行革除创新的工程。在一定程度上,行政审批制度是我国的一项独特制度,它产生于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轨的过程中,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建设的深入,已经表现出许多不适应的方面。行政审批制度改革应当分三个阶段进行,即以法律、法规为标准、依据公共利益为标准和依据创建服务型政府的目标追求为导向而进行三个阶段的改革。只有朝着创建服务型政府的目标推进行政审批制度改革,才会避免低水平重复的局面。     

美国各州的公务员制度改革

本文简要回顾了1980年代以来美国各州人事部门在公务员制度改革领域的主要措施，并围绕各州在遴选和录用，职位分类，绩效评估和精简编制等四大改革领域进行分类分析，试图揭示美国各州政府人事部门在公务员制度改革领域的共同挑战和应对措施，为我国地方政府人事部门在健全完善公务员制度领域的改革提供借鉴和参考。     

利率制度市场化改革的制度条件分析

在利率制度由管制到市场化的改革中,既有的制度系统能否保证在新的利率制度条件下合理有效的利率水平的形成,直接决定着利率市场化改革的现实推进。从合理利率的形成看,资金供给者———商业银行合理定价的能力、资金需求者———企业对利率的敏感性、监管者———中央银行的监管水平等方面的因素都是至关重要的,但目前这些条件并不具备。因此,从政府、商业银行,信贷市场、企业、中央银行等方面推进各项相关改革,为利率市场化创造各种条件无疑是目前最优而可行的选择。     

行政改革与制度创新

行政改革处于中国体制改革逻辑发展全程结合部的战略地位。把行政改革定位在正确处理国家与社会、政府与公民的关系上 ,是适应全球化与民主化进程的必然结果。从总体上看 ,我国的制度变迁带有明显的政府主导性特征 ,从战略与理论两个定位出发 ,强化政府的制度创新职能、实现行政行为方式的转变、政府与社会及政府与基本的社会制度之间关系的完善和规则体系的健全等现实目标 ,是当代中国行政改革的任务。     

改革审批制度与转变政府职能

转变政府职能不但需要解决政府做什么或干什么、管什么的问题 ,还需要解决政府怎样管、怎样做的问题。本文通过对传统的审批管理方式弊端的分析 ,提出政府职能转变的内在要求即改革审批制度的必然性 ;并对现代政府应具备的职能进行了分析和总结。     

制度改革与制度定型:改革开放40年后中国制度发展的双重合奏

在改革开放进入"不惑之年"前后,推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更加成熟更加定型的历史任务悄然提到执政党的议事日程。从制度机理来说,制度定型与制度改革如影随形,只要是制度改革,自然会提出制度定型问题。就二者关系而言,制度改革是制度定型的前提条件,制度定型是制度改革的重要目标。因此,在中国改革开放的后半程,必须准确把握制度改革与制度定型的关系,既不能因为制度改革是制度发展的主旋律而忽视制度定型,也不能因为推动制度定型而搁置制度改革,而要按照制度发展的内在要求推进制度改革与制度定型的双重合奏。而且,还应明确,无论是制度定型还是制度改革,都只是制度发展的过程,而不是制度发展的最终目标,制度改革和制度定型的终极目标是要提升制度秉赋,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自我完善和发展。     

公务消费制度改革浅议

现行公务消费,浪费巨大,隐藏腐败,必须实行以消费方式货币化、消费行为个体化为基本方向的改革。公务消费改革是一项复杂的系统工程,要坚持量力而行、逐步完善、上下联动,注重改革的合理性与合法性的统一,妥善处理好现实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