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行政程序法典化构想

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后 ,制定一部适合我国国情的完备的行政程序法典的立法任务更为紧迫。本文对制定行政程序法的立法方向、初步框架和具体思路 (对行政立法研究组的立法框架稿 )发表了学术见解 ,具有立法参考价值。     

我国行政程序法典化道路

我国的行政程序法典化已基本成为学者的一种共识。然而,我国行政程序理论还不够深入,立法也存在严重缺陷,法典化的道路当然还需要一段相当长的时间。对此,笔者拙文尝试探讨我国行政程序法典化。     

行政程序法典化之比较

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行政程序法典化一直是中国大陆行政法学的一个热门话题。可以断言,行政程序法典的制定和实施将会成为我国行政法治建设进程中的又一里程碑,并将深刻影响到行政活动的方式。在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制工作委员会的支持下,行政立法研究组于2000年着手草拟行政程序法专家试拟稿,目前已形成框架,并已两次征求我国行政法学界专家学者的意见。在2002年7月召开的中国法学会行政法学研究会年会上,来自全国各地的行政法学者们又再次围绕制定行政程序法典这个话题进行了讨论。《法学》杂志特编辑了一组有代表性的文章以飨读者。     

中国行政程序法典化道路分析

我国的行政程序法典化已基本成为学者的一种共识,行政程序法典化在我国具有可行性和必要性,近年来的依法行政实践也已为行政程序法典化提供了铺垫。我们认清目前行政程序法典化过程中的形势,旨在制定一部适合我国国情的完备的行政程序法典。     

浅论行政效率与行政程序法典化

目前还存在着这样一种观点：行政程序条文化、法定化是有碍于行政效率的提高的。此观点把行政效率与行政程序法定绝对对立起来,认为二者是此消彼长的关系。笔者不同意这种看法,在本文中将就行政程序法典化有利于行政效率的提高,谈谈自己的粗浅看法。 一、行政效率概述 “效率”一词源于经济学,是表示投入与产出的比例关系：成本与效率是成反比的。行政效率现已成为行政学上的专业名词．是指行政组织在行政活动中,所投入的资源与其所得到的收益的比例关系。 人们在社会生活中的活动都是有计划、有目的的,行政活动也不例外。行政的一切…     

论税收行政执法程序

我国现行税收征管法体现了程序控权的理念,但该法在税收执法程序上仍存有一些问题,本文对此提出了一些完善的建议。     

论民法法典化模式的选择

民法法典化就意味着必须面对是否制定民法典和制定何种类型民法典的争议,祖国大陆在这方面的争论十分激烈。法典化只是手段,我们必须明确法典作为法律的意义、法典的应有功能和价值要求,而这也是选择法典化模式的指导思想。在选择法典化模式时应斟酌民法的继受性、国内研究水平、立法者与法官的素质等因素。具体而言,民法的法典化模式共有四种可供选择的立法方案,每种都各有其优缺点。目前制定民法典的时机并不成熟。就现状所表露出来的立法方向而言,立法者采纳了体系化单行立法模式,并以制定松散式完整民法典为目标。这种趋向值得肯定。     

论中国民法的法典化

近代大陆民法法典化运动,反映了近代社会理性主义的思想基础和法制统一的政治需要以及法律科学化追求,但现代社会的多样性需求所导致的民法形式的多样化以及司法解释或判例规则所具有的实体法功能,却形成了反法典化的思潮。但民法法典化与反法典化的差异,归根结底是一个技术层面的问题而非本质层面的问题。中国民法必须法典化的根本原因,主要不在于实现民法规则的体系性、科学性和逻辑性,而在于对民众心理所发生的巨大影响及对于中国政治民主和法治进程的巨大推动。     

行政程序控权与传统控权模式的比较分析

随着＂行政国家＂现象的产生,政府开始大量干预国家的经济和社会事务,传统的实体控权模式逐渐显得力不从心。以程序控权为主的现代控权模式能够弥补传统控权模式的局限性,而且更适应现代社会事务管理的需要,其既有利于充分发挥行政权的积极作用,调动行政相对人参与行政行为的积极性,也有利于提高行政效率,避免事后监督造成的损失。     

美国法典化样态与模式分析——兼论美国法典化失败之原因

“法典化”(codification)概念可谓由来已久,最早使用这个名词者该是英国著名法学家杰里米·边沁(JJeremy Bentham1748--1832)。关于法典化具体涵义也一直颇有纷争,眼下流行一种定义：指主观系统性地对一个国家或地区涉及某特定领域、特殊专题或特别实践方面之判决、法规和法律进行收集和整理的过程。     

论非法典化

“非法典化”是指法典化所追求的确定、完整、和谐一致等目标的不能实现,法典总会被突破的一种趋势。在对“非法典化”的历史思潮进行研究的基础上,评述了“非法典化”的特别立法、司法解释、法官造法等五个方面的现实状态。“非法典化”的根源包括法哲学根源、经济与社会的发展、法典的固有弱点以及公权利介入的增强等。     

德国行政程序法法典化的发展

德国行政法的发展过程中,受到早期重实体轻程序思想的影响,使得一般行政程序法的法典化进程直到20世纪70年代才逐渐得以实现。在随后40多年的实施过程中,为了和不断发展变化的行政活动相适应,法典化的行政程序法虽然也经历了一系列的修改,但是关于法典化改革的呼声却从未间断。尤其是在经济、社会以及科技高速发展的今天,如何有效应对信息行政、电子化行政以及多元化行政活动形式带来的挑战;如何在欧洲一体化进程中协调本国行政程序法与欧盟法之间的关系;如何在权利救济方面更好地将行政复议程序与行政诉讼衔接起来,成为德国行政程序法典化发展中必须要解决的问题。     

行政程序法目标模式之选择

行政程序法目标模式的选择体现了立法的价值取向,并确定了立法的基本架构。因此,目标模式是制定行政程序法的先决问题,选择什么样的目标模式对行政程序法的发展具有重要的作用。目前,法学界对行政程序法应具备目标模式并未达成共识,因此,对行政程序法目标模式的研究将有利于推动我国行政程序法的制定。本文从比较法的视角对现代西方国家分别以美国和奥地利为典型代表两大目标模式——控权模式和服务模式进行阐述,从中比较和借鉴,再结合我国法律体系建设进程并提出在转型期的中国大陆的行政程序法宜选择控权模式、维权模式和服务模式并重模式作为其目标模式,希望本文对中国大陆行政程序法的法典化有所裨益。     

行政法的法典化及其模式选择

否认行政法的法典化的观点在理论和实践上都是没有依据的。行政法的法典化目前在我国不仅必要,而且是可行的。通则意义上的行政法典和渐进式的行政法典的立法模式应为我国行政法法典化的现实选择。     

法典化理念与特别法发展之间的行政程序法

1976年颁布的德国《联邦行政程序法》正处于时代的转捩点上。德国的行政程序法是由总则性法典、部门(领域)法典和特别法以阶层模式构成的体系。法典化理念在立法现实中是动态的和周期性的,立法史随着法典化理念波动,其是以法典化、解法典化和再法典化为轴心的辩证发展过程。法典具有法的统一化、定向和稳定化、精简规范等功能,但同时其自身也具有割裂风险、过时风险、固化风险等弱点。近年来,德国的行政程序法出现了解法典化的趋势,包括水平的解法典化和垂直的解法典化。德国联邦行政程序法在再法典化的过程中,需要再次反思一般行政(程序)法的秩序理念与结构化能力。     

论法典化与环境法的发展

法典化是大陆法系的立法传统,对英美法系也产生了深刻影响,在不断变迁的社会形势下,法典化运动自身也进行着变革。环境法作为一个新兴法律部门,经过几十年快速发展后正面临着如何统一化、综合化和体系化的发展完善问题,是否进行法典化成为一个富有意义的命题。欧陆国家开始进行的环境法法典化运动引发了关于环境法法典化的激烈论争,目前看环境法法典化的利弊都很鲜明,法典化能否成为环境法发展的路径选择还取决于各国环境法律制度发展的具体实际。     

法典化背景下的经济法体系构造——兼论经济法的法典化

法典是部门法体系化的最高形式。经济法的体系化有利于厘清市场与政府各自的边界,为不同主体分别提供权利、义务和权力清单。现阶段立法和司法实践经验缺乏、概念化不足、基本理论的欠缺和法典的自闭性缺陷决定了经济法尚不具备法典化的条件,但应当积极促进自身体系的优化升级,以子部门法典化为路径推进法典化进程。以国家为中心的经济法体系具有时代和历史的局限性,市场决定资源配置的规律决定了经济法应当以市场主体行为为依据进行内部体系建构。重构后的经济法由竞争法、消费者权益保护法、劳动法、资源环境法、财税法和金融法等子部门法典构成。     

我国环境法法典化刍论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环境法治建设在取得长足发展的同时也暴露出一些问题,如立法模式的碎片化导致出现立法冗余、“多龙治水”状况,冲突解决机制的不完善导致不同法律规范对同一事项出现规范重叠、矛盾抵牾情形,自由裁量权的扩张导致出现权力滥用、贪污腐败现象等。通过比较、分析和借鉴其他国家环境治理的经验可知,环境法法典化是解题之匙。2021年,全国人大常委会将编纂环境法典列入立法工作计划,环境法法典化的理论条件和实际条件已经成熟。本文认为,按下环境法法典化“快捷键”的关键在于做到“三个明确”,即明确环境权的宪法地位,明确环境法典的立法思想,明确环境法法典化的时间表和路线图。     

行政程序:对传统控权机制的超越

行政程序作为现代法治的控权机制,是对传统法治控权机制的超越它可避免传统实体控权机制的僵硬、死板,既不过于束缚政府行为的手脚,又可防止政府实施行政行为的恣意、滥权;有利于充分调动行政相对人参与国家管理、参与行政行为的积极性,避免传统法治“以权力制约权力”的局限性;有利于改进政府内部运作机制,提高行政效率;有利于事前、事中纠错,尽量避免给行政相对人和社会公众造成不可挽回的损失。     

论中国赦免制度的法典化

河北省政法委颁布“大赦民企原罪”的《决定》引起了社会各界的广泛关注,社会各界对其合理性作出了褒贬不一的评论。本文认为赦免应当依法而行,我国赦免实践的无序,源于赦免制度的缺失。作者从现代赦免制度的特征谈起,评析我国赦免制度之不足,提出赦免制度法典化的建议,并对中国赦免制度的适用范围、原则、程序、效力进行了初步的构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