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闺女”→“媳妇”→“婆婆”——从习俗称谓看传统性别文化对妇女地位的影响及变革

专用于妇女的习俗称谓是传统性别文化对妇女的命名,集中显现了妇女的家庭身份,表明了历史上妇女在人生不同阶段的性别身份:"闺女"——父系家族的"他者"、娘家的"一门亲戚";"媳妇"——丈夫的"家室"、外来的"自家人";"婆婆"——娶了儿媳的妇女、夫家的"代言人"。习俗性别称谓产生于稳定的传统农业时代,根植于封闭的父系家族社会,是以男性为本位的父权家族制度和传统性别文化对妇女身份的构建,它消除了妇女独立的人格身份,使她们难以摆脱既定的性别命运。     

儿媳在公婆遗产继承中法律地位的再思考

如何协调好儿媳与公婆的关系,关系着许多家庭的和谐.婆媳关系涉及很多方面.从继承当中的婆媳关系看,依据《继承法》权利义务相一致原则和养老育幼原则,并辅之于民法之公序良俗原则,目前儿媳在公婆遗产继承中的法律地位及其法律效果还不尽如人意.应在坚持权利和义务相一致原则的同时,以有利养老为目标价值提出相应的立法建议.     

解读老子和他的《道德经》

老子的思想主要体现在他的《道德经》中,在《道德经》中,老子从哲学和人生两个层面阐述了“道”,“道法自然”玄之又玄,“道”作用于人生,是治国用兵之良方,休生养性、为人处世之秘诀。     

漫话婆与媳——从口承语言民俗看婆媳关系

世态百相,都有其文化的根据,而文化又有其自然的根据。婆媳矛盾在不同的时空条件下有不同的表现形式,从而反映出社会文化的差别,不同的文化可能强化,弱化或转化人的某些自然倾向,但似乎无法完全超越某些自然性的规定。比如同性相斥的定理,就会在婆与媳的心理中以潜意识的方式起导向作用。婆与媳,一为夫之母,一为儿之妻,本当至亲,因为母爱和夫妻情爱均为人间之至爱;但这母爱和情爱均有排他性,同时又都是最自私的爱,即使是在最细小的事项上,婆与媳的相互排斥也会相当微妙地表现出来。婆婆做的饭菜得到儿子的赞赏,婆婆便会在媳妇面前骄傲地微笑,反之亦然,媳妇的一道菜受到丈夫的称赞,如有婆婆在场,媳妇便觉得胜了婆婆一仗。母子之情与夫妻之情虽属殊途,然而不同归于亲近感一端,因而这个既为人子又为人夫的男子,便可称为     

女子称谓与妇女地位

女子称谓的变化纵然有历史、地域、语言等等因素的影响,但却从侧面反映出妇女在各个历史阶段中社会地位,家庭地位的变化。 纵观人类社会发展的各个阶段,女子称谓千变万化,如“阿注”、“帑”、“贱内”、“屋里的”、“家里的”,还有“夫人”、“对象”、“爱人”等等。 早在原始社会,群体为一个大家庭,“知母不知父,无亲戚、兄弟、夫妻、男女之别,无上下长幼之道,无进退揖让之礼” (《吕氏春秋·特君览》),家庭中的男女老幼是绝对平等的,这时的“阿注”之称,便反映了这一现象。     

试析《春秋》决狱在中国封建司法实践中的地位与作用

《春秋》决狱又称为经义决狱,是指在审判活劝中,直接引用儒家的经典,特别是《公羊春秋》中的伦理原则和事例作为判决案件的根据.《春秋》决狱是汉代出现的一种特殊审判方法,是汉武帝采纳了公羊派大师董仲舒提出的“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主张,儒家思想被确定为官方的指导思想后的产物.然而纵观中国封建司法实践的历史,如何解释盛极于汉时的《春秋》决狱的现象?《春秋》决狱在极力维护封建伦理的诉讼制度和诉讼原则的发展、完善过程中起过怎样的作用?如何评价其历史地位?正是本文欲分析之所在.据《史记·太史公自序》所载:《春秋》的内容,主要是“上明三王之道,下辨人事之纪,别嫌疑,明是非;定犹豫,善善恶恶,贤贤贼不肖,存亡国继绝世,被敞起为,大道之大者也.”就《春秋》的基本精神讲,强调“绝对的忠君”、“原心定罪”以及“亲亲相为隐”、“妇人无专制擅恣之行”、“以功过覆”等等.《春秋》决狱的实质就是用儒家伦理思想和道德原则来指导审判活动.《春秋》决狱兴起于西汉中期,绝非偶然.汉初经历了近70年的休养生息,到汉武帝时开始进入全盛时期,具有雄才大略的武帝,当然不会仅满足于汉初以来的“无为而治”,为巩固建汉以来政治、经济建设发展的成果,武帝认为还必须在思想领域内实现大一统,而董仲舒     

另类视角下的简·爱形象解析

海德格尔认为,作品的创作就是“创立世界”和“建起大地”,而《简.爱》这部作品中的“世界”和“大地”正是揭示了简.爱的双重性格：反抗与独立以及自卑与顺从。这一双重姿态是时代女性的不能承受之轻。     

我省刑法学界一部追新之作——读刘鹏等著《刑法新罪名论》

最近,刘鹏同志送来以他为主的7人所著《刑法新罪名论》,并要我“惠正”。不敢称“惠”,也不能称“正”。阅完此书后,谈点自己的感想和意见。 这本书是我省刑法学界的一部追新之作。从1981年6月至1993年7月的12年中,全国人大常委会先后通过了20个有关刑法的《补充规定》、《决定》和《条例》,从总则和分则上对1979年颁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作了重要的补充和修改。其中新增     

多角度审视布莱克力作——《老虎》

《老虎》一诗是英国18世纪著名诗人威廉·布莱克杰作之一。该诗也是布莱克著名诗集《经验之歌》中最广为人知的一首。它同《天真之歌》中的《羔羊》一诗形成鲜明对比,“构成了一幅诗的双连画”。这两首诗歌忠实体现了布莱克的哲学思想和创作主题。“他认为人生有两个方面,即天真与经验,……人就是从天真阶段走向经验阶段的。这两者之间有着特殊意义的循环,而且成人经历史兼有之。”在《羔羊》中,诗人歌颂自然界中的天真、淳朴、和善;而在《老虎》中,诗人向读者揭示的是神秘、暴力、恐惧。诗人在表现这个主题中显示出他的杰出诗才。他的谴词…     

论奥古斯丁的世界历史观念

《上帝之城》第十八卷中,奥古斯丁在“以色列”和“巴比伦”的主题下阐释了世界历史观念,这是古代作家第一次清楚地论述世界历史观念,它改变了古代社会的民族史观.奥古斯丁以为所有的历史都是救赎史,而救赎史乃是以上帝在历史中的行动尤其是耶稣基督的道成肉身为其前提,历史则是有位格的记忆.世界历史根源于历史的位格本性,基督教会而不是民族国家将成为世界历史的主体.     

扎紧防腐的“制度铁笼”

日前,党的十八届六中全会审议通过了《关于新形势下党内政治生活的若干准则》和《中国共产党党内监督条例》（以下简称《准则》、《条例》）,标志着一个“不敢腐”、“不能腐”、“不易腐”的制度铁笼正在织密扎紧。     

读古籍话官德

“当官不为民作主,不如回家卖红薯”,这是戏曲《七品芝麻官》留给人们最深刻的台词,久久难忘。但是,这句台词却是历史的颠倒:为官不是“为民作主”,而应该为民公仆,替老百姓办事。 柳宗元追随王叔文参与改革遭谗受贬下放永州,其河东同乡薛存义正在永州零陵当代理     

古罗马社会的女性、身体与政治——以莎士比亚笔下的伏伦妮娅形象为中心

普鲁塔克的《希腊罗马名人传》对莎士比亚罗马历史剧《科里奥兰纳斯》有深刻影响。不过,普鲁塔克笔下以母亲和罗马好公民双重身份三次出现在“家”和“敌营”两个空间的伏伦妮娅形象略显单薄,止于一种笼统的静态之美,而莎士比亚笔下以女人、母亲、国家政治的隐性操手三重身份六次显性在场、三次隐性在场的伏伦妮娅,展现出多维空间下的悖论之美,表现出一种理性、欲望、激情与活力交织下的女性动态之变与灵魂之美。莎士比亚从生活真实出发,在广阔的历史背景和富有时代特征的典型环境下通过对伏伦妮娅形象的重塑,反映女性在家庭领域和政治领域的生存现状。他围绕女性—身体—政治这一脉络,通过对伏伦妮娅的隐性政治参与与其家庭教育方式之间关系的想象与构建,将家庭伦理与国家政治有机联系在一起,以彰显其家国同构的思想。     

有关中医各家学说几個問题的浅见

《中医杂志》曾就全国高等医药院校中医专业试用教材《中医各家学说》一书发表讨论文章,这对于活跃学术空气,提高学术水平,促进学术发展,都是有益的。笔者对其中某些问题的阐述不敢盲从,故不揣浅陋,略述己见,以冀就教于高明。中医理论源流的分水岭“流由源出,无源则无流”,而流本身又有干支之别。由此可见,源与流之间实质是本与末的关系,而且两者只能相对而言.因     

论《庄子》“言”、“意”之辩中的“忘”

“言”、“意”之辨是《庄子》思想的重要内容，“得意忘言”是其中的主旨所在。分析《庄子》“言”、“意”之辨中的“忘“，可见其能够区分为“言为体“道”之障，和““言”为得“意”之具这样两个不同的方面。对“忘”之含义的区分，有助于对《庄子》之“三言”有更为深入的把握。     

历史视角下和谐思想的四度论

“和谐”一词在中国古代的运用,始于礼乐教化：讲究韵律与心灵的相应,如《中庸》说喜怒哀乐“发而皆中节,谓之和”;继而泛化为人伦关系：夫妻和悦谓之“琴瑟和谐”，“交情通体心和谐”（司马相如《琴歌》）;后来再延伸到社会政治领域：“八年之中,九合诸侯,如乐之和,无所不谐”（《左传》），“和谐则太平之所兴也,违戾则荒乱之所起也”（曹操谋士仲长统）。历史视角中的和谐思想内涵在不断丰富,适用领域逐渐扩大,但主体结构的生成均围绕以下四度展开：     

略论《双雄记》、《万事足》

《双雄记》和《万事足》是迄今为止能确定为所冯梦龙创作的两种传奇,就作品而论,这两种传奇虽称不上佳作,但也决不是作者的“戏笔”。强烈的社会责任感,对家庭、人生深深的思索,“思有以正时尚之讹”,期望“韵协音和传不朽”,促使冯梦龙创作了这两种传奇。     

三晋文化与古代小说

熟悉中国古代小说的人大概总有一些感受———一是中国古代小说同古代历史确有不解之缘,许多小说形象来自传说或历史上的真人真事,往往是在正史记载之外再增饰若干内容,于是古代小说中由“讲史”、“平话”到历史演义的作品层出不穷,连小说批评理论中也出现了“正史之补”、“羽翼信史”、“演述政事”等说法。二是古代小说具有明显的传奇志怪特征,而许多奇奇怪怪的情节往往要托付给某一真实人物,似乎是让人能够考信,从而增加其可信度。于是又有了周穆王驾八骏西游,汉武帝宴请西王母等题材的作品,连《搜神记》、《聊斋志异》中的神怪乃至狐…     

主持人的话

黄克剑,哲学家,我国中国哲学、马克思哲学研究领域的著名学者。中国人民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福建省政法管理干部学院入文学研究所所长、《问道》辑刊主编。 主要研究方向为比较文学与文化,哲学与美学。学术专著有《两难中的抉择》、《寂寞中的复兴》、《挣扎中的儒学》、《人韵——一种对马克思的读解》、《心韵——一种对西方哲学的读解》、《百年新儒林》、《眺望虚灵的真实》、《由“命”而“道”》,译有《政治家》等。主编《当代新儒学八大家集》。发表论文百余篇,其中有代表性者如：《“悲”从何来？——中西悲剧人文审美意趣之比较》、《从“命运”到“境界”》、《康德哲学辨正》、《现象学旨趣辨略》、《审美自觉与审美形式》、《“审美观念”辨微》、《孔子之生命情调与儒家立教之原始》、《（周易）经传与儒、道、阴阳家学缘探要》、《老子道论价值趣向辨略》、《先秦名家琦辞辨微》、《由“命”而“道”》、《价值形而上学引论》等。 《两难中的抉择》一书后记有谓：“治学的底蕴原在于境界。有入凭借聪明,有人诉诸智慧,我相信我投之于文字的是生命。”《政治家》译序中亦有谓：“知识若没有智慧烛照其中,即使再多,也只是外在的牵累;智慧若没有生命隐帅其间,那或可动人的智慧之光却也不过是飘忽不定的鬼火萤照。”这些说法,当可视为其人治学之心迹的吐露。     

《唐律疏议》"知而犯之谓之''故''"辨正

《唐律疏议》中“故”有六种用法，其中两种表示犯罪的主观意图，即“故纵”之“故”与“故杀”之“故”。张斐《晋律注》释“其知而犯之谓之故”，后世律学注释奉为圭臬。从法典渊源与律文疏解来考察，“知而犯之”仅指《唐律疏议》中“故纵”之“故”。“故杀”之“故”应用其疏解“无事而杀”。“知而犯之”与“无事而杀”非指一事，不应混淆。唐律中“无事而杀，是名‘故杀”’延续了魏、晋律注“无变斩击”的注解模式并在唐律注解中将之细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