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忧己”小议

人贵在自知之明，更青在有忧己之志。党的领导干部是人民的公仆，忧国忧民固然重要，但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忧己”切不可忘。韩非子曰；“知之难，不在见人，在自见。”人们在社会生活中，往往是知人、治人容易，而知己、治己就很难。有些人忧他人多，优自己少对别人的短处看得多，对自己的短处却视而不见，或见而不识，原谅自己太多。有些领导干部想私事多，想公事少；自我感觉良好多，看自己缺点少；还有少数领导干部高官厚禄不知足，想的不是勤政廉政，为人民服务，而是以权谋私，权钱交易。象陈希同、王宝森的所作所为，就完全背离了党…     

知民与使民知

立党为公、执政为民,是“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本质。胡锦涛总书记在“七一”重要讲话中阐述这一重大主题时,引用了我国古代思想家孟子的一句名言:“乐民之乐者,民亦乐其乐;忧民之忧者,民亦忧其忧。”这句话的意思是说,以百姓的快乐为自己的快乐的人,百姓也会以他的快乐为自己的快乐;以百姓的忧愁为自己的忧愁的人,百姓也会以他的忧愁为自已的忧愁。     

儒家忠恕的实践难点剖析

儒家忠恕的核心含义为“尽己而推己”，包含两个维度：“已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和“已所不欲，勿施于人”。忠恕实践之难主要体现在三方面：一是如何说服自己为或不为？二是如何确定公允的道德标准？三是如何设身处地、推己及人？解决这个难题的根本途径在于开展对话和交往活动，以增强设身处地的意识，从而推进忠恕实践。     

皮解干部工作“四难”的有益探索

“制治之要,惟有取人之难”。干部工作“识人难、流动难、退出难、监督难”等“四难”问题,一直是困绕深化干部人事制度改革工作的一个“瓶颈”。淮安市淮安区针对当前干部工作中“四难”问题,大胆创新、积极实践,建立以“四化”解“四难”的工作新机制。     

奖牌面前忧愁多

只闻奖牌多多益善,谁知多了也忧愁。一忧丢了奖牌难交差。后进要争先进,先进要更先进。尤其是先进单位,在领导眼里是“一好百好”,哪块奖牌也丢不得,必须“唯奖必争”。于是乎凑数字、编经验、布置假现场、编造假典型,作假之风便应运而生。二忧吃下的窟窿堵不上。有的检查团名曰检查,实吃基层,受检查单位稍一怠慢,便有被扣分、降等级之险。基层只得摆好酒、上好菜,临别再送点纪念品。但这些开支,用哪项经费报销呢?三忧正常工作受冲击。每逢岁尾年头,各级领导机关、主管部门的各路检查团、验收组蜂拥而至,有时一天就接待三四批。每项检查又都…     

离任之际须交“忧”

离任之际须交“忧”江苏胡建兵近闻：在本次换届选举后，一位处级干部在离任之际，不仅把公用物品作了认真的移交，还把自己在职期间出现的失误、存在的问题、单位的薄弱环节等告知了继任者。听完这则消息，笔者对这位离任干部的敬佩之情油然而生。相比之下，有的离任者却...     

写在《写在何樊论争之后》之后

何满子提出,人、作家应有人的庄严感,以我们这些普通读者看来,是戴不上“等级观点的残余”和“圣人之徒”之类的帽子的。即如吴颖同志,恐怕也不见得会随意侮辱自己的父母亲朋以及他所敬爱的什么人;也决不会是自己的大大被人辱骂时反而兴高采烈、欣然接受的;人们也不能据此而论定吴颖同志为“圣人之徒”,或有“圣贤之徒的味道”。     

“舍己”与“正己”

“舍己”与“正己”之说出自《黄石公三略·下略》：“舍己而教人者逆，正己而化人者顺。逆者乱之招，顺者治之要。”意思是说，教育者如果把自己排除在受教育者之外而去教育别人，这种教育必然行不通，行不通就会导致教育结果的混乱。与此相反，只有先端正自己的言行而后去教育别人，才顺乎常理，教育才能收到良好效果，也才符合教育的规律。由此反思当代教育效果不明显，甚至适得其反的原因，在一定程度上不能不说与道德教育者多“舍己”、少“正己”有直接联系。道德教育不仅要使受教育者人耳、人脑，更要使其落实到日常生活行为中，逐渐…     

从严治党关键是从严治吏

正苗成斌研究员在《红旗文稿》第4期撰文指出,从严治党关键在于从严治吏。一是增强从严治吏紧迫感,有的党员干部不讲人民民主专政,偏讲所谓"宪政";不讲社会主义核心价值,偏讲所谓"普世价值",甚至信奉"马列主义对人,自由主义对己"。有的认为理想信念不能当饭吃,过好自己的日子才是硬道理,认为为官不易,甚至散布"当官不为人民币,不如回家去种地"等错误观念;有的懒作为、不作为、乱作为,"看到黄灯跑过去、遇到红灯绕过去""不求百姓拍手、只求领导点头""章子不如条子、条     

“跑官”现象反谈

目下,对“跑官”现象的声讨是愈见激烈了,社会上大有口诛笔伐之势.一些“跑官”者也因此身败名裂,丢尽了脸.为什么那么多的人敢冒众人之怒、辱己之险去拼命地“跑官”呢?     

“能说会道”辨

最近,议论改进思想政治工作的人越来越多了,除了议论政治工作的方法、内容需要改进以外,还对政工人员的基本素质进行了探讨。有的同志提出:政工人员必须具有演讲的才能。对这一提议,有的赞成,有的不置可否,也有的提出异议:“决不能让能说会道、华而不实的人搞政工。”他们把“能说会道”与“华而不实”等同起来。其实,“能说会道”与“华而不实”乃是两个不同的概念。能说会道是讲一个人的表达能力和鼓动能力很强,善于表达自己的思想;华而不实是指一个人外表好看,内心空虚,言行不一,思想品德不好。二者并没有必然的     

庄子的逍遥之道

庄子的无奈缘于"忧生之思"。《至乐》篇曰:"人之生也,与忧俱生。"在庄子看来,忧患与生俱来,已成为生命的一种本己规定。在战祸绵延的战国时代,这种忧患是普遍存在的。作为有限的生命个体、置身于战祸纷繁、危机四伏的社会环境之中的庄子,真切感受到了作为渺小存在物的自己的生存方式及其生存意义所带来的困惑。立足庄子的文本,试图探析庄子的生命观感以及其对生命逍遥的诠释。     

列宁怎样消除“恐资”心理

在苏维埃俄国决定运用国家资本主义形式来为经济建设服务的时候,俄共党内、苏维埃政权内部以及在工农群众中有不少人大惑不解。有的人说,“我们刚把本国的资本家赶走,现在又要把外国资本家请进来了”,这是在“出卖我们的俄罗斯母亲”,让工人“退回去受资本家的奴役”;有的人认为,这是“对自己事业的背叛”;也有人担心,利用资本主义会在“某种程度上重新建立资本主义”,等等。列宁对这些反对意见非常认     

领导干部应不断增强“三忧”意识

增强忧患意识,居安思危,牢记“两个务必”,是党的三代领导核心一以贯之的重要思想,也是党的十六大和以胡锦涛同志为总书记的党中央向全党提出的政治要求。作为党的领导干部,只有把这一要求转化为动力,不断增强忧党、忧国、忧民的“三忧”意识,才能真正成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坚定贯彻者、具体落实者和忠实实践者。     

“理”从“礼”出

一位领导在会上批评有的同志传播“小道消息”,讥讽这些人“只长嘴巴,不长脑袋”,等等。会后,尽管这些同志明白了自己的错误,但对这位领导的非“礼”语言十分反感。开展批评固然要以理服人,但讲理的同时还应以“礼”相待:尊重同志,用礼貌语言。这样讲出的理才能使人听了“入耳”,心悦诚服。反之,理讲的再正确,但态度是“有理不让人”,甚至讽刺、嘲笑,别人就很难接受。     

“耕耘”在父辈的领域——记厦门大学副校长王洛林

听说中央候补委员、厦门大学副校长王洛林是我国著名经济学家、厦门大学前任校长王亚南之子,也是一位学有所成的经济学家,我们产生了兴趣:父子二人都事同一专业,又先后同治一校,是机缘巧合,抑或是袭承家学? 今年已50岁的王洛林,身材高大,挺直的鼻梁上架着副近视眼镜,平时显得很严肃,笑起来却又显得有些腼腆,流露出他这种年龄的人少有的孩子气。“我选学经济学,或许是家学之故,但这一选择也不是我自己做出的。至于我当校长和中央候补委员,则完全是机遇。”详尽了解了他的经历,我们深感他这番话是恰如其分的。 王洛林的少年时代是在动乱中度过的。抗日战争爆发后的第二年,他出生于武昌。这一年一月,国共     

批评也不应搞“大锅饭”

“有的同志爱发牢骚,不服从领导”,“有的同志对于领导交给的任务,讨价还价”,“有的人私心严重……”如此等等,是某些领导同志批评同志时的习惯用语。 像这样“大锅饭”式的批评,笔者并不一概反对。运用得好,它能够起到敲警钟,堵支流的作用。但是,事物如果绝对化了就会走向反面。对具体人的错误     

编余琐记

一口气读完了胡洁青的这篇回忆,周恩来与老舍间的深厚友情令人心醉神驰。“人生得一知己足矣,斯世当以同怀视之。”遥想当年,老舍对周恩来定是作这般想的。 作为伟大的戏剧家,老舍自己的人间喜剧却是以悲剧作为收场。但是,因为有了周恩来,使人在悲剧的阴霾中见到了亮色,在哀伤的氛围里感到了暖意。 周恩来的确不凡。他的功绩自有史家去评说,仅看他给亲者、疏     

人与书需要沟通

一方面是“买书难”的呼声日甚一日;一方面是“卖书难”的抱怨不绝于耳。毛病出在哪里?不是没人读书,也不是没人印书,关键似乎在于二者缺少沟通。如何沟通?还是一句老话:出版部门需要深化体制改革。这方面近几年有所动作,但需要做的事情依然很多。出版社、书店,应当共同致力于书与人的沟通。“通则不痛,痛则不通”,这句药品的广告词,似也适用于出版。我们这个国家,有十多亿人口。不读书的人有没有?当然有。有的是因为不识字;有的是因为没钱买;有的借口没时间(其实,“谓学不暇者,虽暇亦不能学”),但读书的人毕竟是一个庞大的人群,这就为图书的销售准备了一个广阔的市场。我们不应该再抱怨市场的狭小,而应当真正努力于市场的开拓。     

不再被奴役的心灵

一个人的岁月蹉跎是可悲的,若是岁月蹉跎再加上心灵被奴役,那就更可悲了。前者之可悲,在于浪费了人生;后者之更可悲,在于蹉跎者浪费了人生还自以为挣得了人生。十年前零零整整的岁月中,我不正是那悲而又悲的蹉跎者吗? 我出生在50年代后期,落地之日起就被划到“少数人”子女的类别里,因为父亲被不明不白地推进了“右派”阵营。然而,社会一再教导我,遗传不会千篇一律地简单重复“龙生龙,凤生凤,老鼠生儿打地洞”的法则——党的阶级路线是:出身成份不由己,道路可以选择。坚信这个理论,也是善良愿望的驱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