共犯行为正犯化思路破解网站侵权入罪难题

许多网站为网络用户提供免费存储空间供网民自由上传、下载文档,本身并不直接参与侵权作品的复制、发行,但实际上却提供了发行"帮助"。如果按照共同犯罪理论处罚,存在正犯不构成犯罪、缺乏犯意联络等局限性;用刑法现有罪名评价,又不符合相关罪名的规范性特征。最有效的定罪思路应当是通过"共犯行为正犯化"理论将网站的"帮助行为"直接解释为"实行行为",按照侵犯著作权罪定罪量刑,或者另定其他罪名。     

职务犯罪领域共同犯罪相关疑难问题探究

职务犯罪领域共同犯罪的定性一直是刑事司法的重点、疑难问题。在对身份混合的共同职务犯罪案件定性时,国家工作人员这一身份应优先于其他身份对行为性质产生影响,宜按照国家工作人员所触犯的罪名对各共同犯罪人定罪处罚。应当承认职务犯罪中的片面帮助犯,并以帮助者是否认识到正犯犯罪的意思与行为,是否得力于自己的暗中帮助行为为标准判断是否成立片面帮助犯。职务犯罪领域存在过失的共同正犯,但不存在过失的教唆犯或过失的帮助犯。     

论我国犯罪参与体系的归属

以是否区分参与人的类型和程度为标准,划分了单一正犯体系和区分制共犯体系。根据我国刑法关于共同犯罪的规定,所有犯罪参与者只要为犯罪成立提供条件的,均按照正犯处理;将犯罪参与者以作用的大小为标准划分为主犯、从犯;对实行行为、教唆行为和帮助行为规定了统一的法定刑;这些均符合实质的单一正犯体系的特征。将我国犯罪参与体系归属为单一正犯体系,避免了理论上因区分正犯与共犯而导致的问题,有利于科学定罪、合理处罚。     

帮助行为的正犯化——以《刑法修正案(九)》为切入点

对于具有特殊性的帮助行为,设置独立的罪名、对其适用独立的法定刑,是帮助犯正犯化的立法模式。同时,帮助行为的正犯化这一特殊立法模式有合理性支持,贯穿刑法理论、刑事立法与刑事司法之中,具有坚固的根基。现在,帮助行为正犯化的立法模式主要集中于恐怖活动犯罪、网络犯罪等领域,立法者可以考虑在时机成熟之时将其他相关的帮助行为予以正犯化。     

帮助行为的正犯化——以《刑法修正案(九)》为切入点

对于具有特殊性的帮助行为,设置独立的罪名、对其适用独立的法定刑,是帮助犯正犯化的立法模式。同时,帮助行为的正犯化这一特殊立法模式有合理性支持,贯穿刑法理论、刑事立法与刑事司法之中,具有坚固的根基。现在,帮助行为正犯化的立法模式主要集中于恐怖活动犯罪、网络犯罪等领域,立法者可以考虑在时机成熟之时将其他相关的帮助行为予以正犯化。     

“片面共犯”评析

该文通过对片面共犯的不同学说之评析,指出片面共犯不符合我国刑法规定的共同犯罪的内涵,对此类危害社会的行为在刑法中的定罪量刑的出路有赖于在刑法分则中径行规定“暗助犯罪活动罪”或者按照刑法理论中“拓展间接正犯”的理念来解决。     

刑事立法帮助行为正犯化进程中的共犯独立性提倡——从共犯从属性的理论症结谈起

我国近年以来的刑事立法,增设了大量帮助行为正犯化的罪名。传统共犯从属性的理论症结在于现实性滞后与体系性脱逸,其突出表现于网络犯罪领域以及"帮助自杀"、"正犯背后正犯"等问题。而相对于共犯从属性的共犯独立性理论更加符合现时代的刑事政策意蕴而值得提倡。     

归责视野下网络犯罪帮助行为正犯化研究

对网络犯罪帮助行为正犯化现象的解读,应坚持正犯性立场对应单独归责、共犯性立场对应共同归责的思路。面对网络共犯的特殊结构,整体性归责、连带性归责为代表的共同归责思路已然无法适用,不能成为正犯化的归责依据。相反,单独归责才是网络犯罪帮助行为得以正犯化的归责依托,也只有这样才能更好地适应治理网络犯罪帮助行为的现实需求。帮助行为正犯化是单独归责的最高级表现。为避免网络犯罪帮助行为单独归责的过度化,应当对正犯化的罪名适用进行限制。     

片面共犯的机能性解读--以间接正犯为视角展开

片面共犯理论的基石并非行为共同说。行为共同说只是不要求在认定共同犯罪时先对行为加以“定型”,并非不要求行为人对共同行为存在“意思联络”,因此,行为共同说不能为片面共犯提供基础。现有理论对于片面共犯的存废讨论流于表面,仅立足于概念本身,鲜有涉及制度价值层面的探讨。片面共犯是间接正犯的替补概念,间接正犯无法解决的问题,可以基于可罚性认定为片面共犯加以处罚。间接正犯的理论存在替补角色、支配说、实行行为说之聚讼,片面共犯必须在间接正犯特定理论的层面上加以理解。     

承继帮助犯理论诸说辨正

责任共犯论或不法共犯论的处罚根据无法为解决承继帮助犯问题提供理论根基,因果共犯论能够为解决承继帮助犯问题提供理论前提.在因果共犯论下,承继帮助犯中不可能承继介入前正犯行为已经造成的任何结果,即"犯罪行为的一部分不可能回溯地归属",而只能与介入后的正犯行为探讨是否成立帮助关系.基于评价角度的不同,正犯行为具有相对性,承继...     

中立帮助行为刑事可罚性研究

“中立性”既是中立帮助行为之特质，也是确定行为可罚性的事实根据。基于行为“中立性”的本质特征以及维持刑法自由保障机能与法益保护机能动态平衡的客观需求，即便中立帮助行为对他人实施犯罪具有事实性或物理性因果贡献，也不应无差别地全面肯定其刑事可罚性。然而，限制行为可罚性的既有路径不是限制逻辑存在明显瑕疵，就是限制标准过于暧昧、限制结论过于恣意，不具备相应的操作性和可行性，根本无法担负起限定处罚范围的重任。确定中立帮助行为刑事可罚性，应当立足行为之“客观中立性”特征，通过演绎客观归责理论，规范评价行为升高正犯实行犯罪的风险是否为法所不允许。只有在违反相关刑法前规范升高正犯行为之风险且该规范之目的在于避免行为被用于犯罪时，才应肯定中立帮助行为的刑事可罚性。     

帮助信息网络犯罪活动罪的独立性与依附性

帮助信息网络犯罪活动罪作为刑法新增罪名，具有独立的犯罪构成。但不能否定，帮助行为正犯化后具有了独立化立法属性的同时，其作为帮助行为的自然属性依然存在，帮助信息网络犯罪活动罪的成立不能绝对独立地脱离于被帮助对象。司法实践中，应当同时把握帮助信息网络犯罪活动罪的独立性和依附性，通过“情节严重”的入罪门槛强调依附性和帮助属性对本罪独立性外延的限缩，关注被帮助对象是否实际利用了帮助行为产生的作用力，不能仅基于违法数量的叠加而将帮助违法行为径直入罪，且应允许对本罪“积量构罪”推定规则的反证。     

非法利用信息网络罪司法认定问题研究

非法利用信息网络罪在司法认定中存在规制行为类型理解有局限、"违法犯罪"认定过于宽泛、部分罪量事实轻描淡写、此罪彼罪的区分标准不统一的误区,使该罪面临被轻易且过度适用而成为新的"口袋罪"以及定罪量刑上失准失衡的风险。应在认知上明确:一是该罪规制的行为包括相应预备行为的正犯化、相应帮助行为的正犯化以及一类新增犯罪共三类行为;二是对该罪"违法犯罪"罪状的理解应坚持限缩解释立场,切实按照罪刑法定原则将其限定在已经构成犯罪或者"可构成犯罪的违法行为"的范围内;三是但凡出现犯罪竞合时,均应以更严重犯罪定罪处罚。在制度上,最高司法机关应当对既有相关司法解释予以整合清理并发布指导性案例。     

间接正犯的实务厘清与限缩适用

间接正犯在我国司法实践中的不当认定导致了对构成要件要素的错误理解、对罪名的错误认定、过度压缩共犯成立空间等问题。间接正犯的认定不仅需要较高程度的规范判断，而且其正犯性根据也存在诸多疑问，因此应当限缩间接正犯的范围。一方面，应当确立直接正犯的优先地位，灵活解释实行行为和正确认定犯罪对象、既遂标准。另一方面，应当合理运用共犯原理分解当前间接正犯的司法适用。在利用限制刑事责任能力者的行为、利用他人缺乏故意的行为等场合，应当优先认定成立共犯。在间接正犯范围的确定上，应当采取类型化的解释方法。只有在特定的、符合类型的情况下，才能运用间接正犯的理论解决问题。     

论帮助信息网络犯罪活动罪的理解与适用

自刑法修正案(九)新增帮助信息网络犯罪活动罪伊始,学界聚讼纷纭。基于此,可在明晰帮信罪立法背景的基础上,将本罪界定为帮助行为正犯化,同时剖析作为本罪核心要件的“明知”和“犯罪”,得出“明知”包括“明确知道”和“应当知道”两部分、“犯罪”应被解释为“符合犯罪行为意义上的广义犯罪”之结论,实现对本罪司法适用环境的优化,提升本罪定罪量刑之效率与精准度。     

从正犯化的向度看共犯独立性的刑事政策意涵

近年以来的立法,尤其是《刑法修正案(九)》,增设大量帮助行为正犯化的罪名。这意味着传统共犯理论在回应现实挑战上的不自洽,例如在网络犯罪领域,正犯与帮助犯间的"罪责倒置"、共犯难以认定等与传统理论的悖反导致立法上不得不设立特别条款加以干预,但这样的效果只能是杯水车薪。从根本上解决该问题必须松动甚至舍弃"共犯从属性说"对司法裁量的枷锁。"共犯从属性"发展至今对正犯与共犯间"连结点"要求越来越少,正朝独立共犯说的向度发展。在对社会挑战的回应能力上,共犯从属性说类似"铁板一块"的形式三段论使得帮助自杀、正犯背后正犯、间接正犯等问题上的处理无所适从。在此意义上,采用共犯独立性说更符合刑事政策的期许。     

容留行为的中立性

容留型罪名可谓吸毒、卖淫违法行为的＂帮助犯＂,被容留的行为尚不构成犯罪,科处容留行为刑罚理应慎重。容留行为通常为提供娱乐服务的业务行为或出租房屋的日常生活行为,行为本身往往具有中立性质,中立行为帮助的理论可为借鉴,科处刑罚时应对法益保护与行为自由进行权衡。在自己家中接纳朋友吸毒,不宜作为犯罪处理。出租的房屋被用于卖淫场所,不宜作为容留卖淫罪定罪处罚。     

论间接正犯实行着手

间接正犯实行的着手是实行行为着手的一种特殊形态，故对此问题的研究既应以实行行为着手的一般理论为依据，还必须充分考虑其特殊性。以实行行为着手的一般特征为依据，同时对间接正犯的特殊性进行深入分析，结合刑法的谦抑主义精神，可以得出间接正犯的着手应采纳“被利用者说”的结论。     

违法身份与责任身份分类的尝试——以日本刑法第65条的规定为视角

日本刑法第65条第1项规定的是违法身份,第2项是责任身份;参与违法身份的,只能构成以此身份为要件的罪名的教唆犯或帮助犯,参与责任身份的,对于非责任身份者,应以非责任身份者所对应的罪名定罪处罚。贪污罪的主体国家工作人员属于责任身份,而受贿罪的主体国家工作人员属于违法身份,因此,国家工作人员指使其不具有国家工作人员身份的亲属收受财物的,国家工作人员构成受贿罪的间接正犯,其亲属构成受贿罪的帮助犯。普通公民伙同邮政人员私自开拆他人信件的,普通公民构成侵犯公民通讯自由罪,而邮政人员构成私自开拆邮件罪。刑讯逼供罪的主体司法工作人员属于责任身份,非司法工作人员伙同进行刑讯逼供的,不以刑讯逼供罪定罪处罚。     

刑法中“复制发行”的体系化释论——以知识产权刑事司法解释征求意见稿为切入展开

刑法作为著作权的“二次保护规范”,保护的依旧是前置法的调整性法律规范,应坚持《著作权法》对概念、术语、行为的定性,可对定性后的行为适当限缩,并由刑法进行定量规制。侵犯著作权罪中的“复制发行”应重构解释为“既复制又发行”。“以发行为目的的复制”的行为,在本质上属于“复制发行”这一复数行为的未遂形态,应以侵犯著作权罪未遂处罚,对“只发行不复制”的行为应以销售侵权复制品罪定罪处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