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际信任对青年农民工社会网络的影响

研究发现,青年农民工的人际信任结构呈现出对城市居民的信任缺失与对来自老乡、亲戚等信任度高的特征,这影响了农民工城市社会交往的模式,使农民工的社会网络在结构上呈现以强关系为主以及社会网络分割的趋势,而此种社会网络的社会支持具有一定局限性。     

半熟人社会与人际信任——兼论社会信任结构变迁的路径选择

熟人社会和半熟人社会是农村人际信任运作的重要场域.在半熟人社会中,人际关系和中间组织不仅构成了人际信任的二元化运作机制,而且还建构起人际信任发展的四种理想模型,并规范着农村社会信任结构变迁的路径选择.     

论城市外来工聚居社区社会风险生成逻辑

我国现阶段正处在快速转型过程中,历时态风险共时态存在导致中国的社会风险呈现出多元化、复杂化态势,由于风险分配的不均衡及风险转嫁机制的存在,城市基层特别是外来工社区成为社会风险的聚集地。本文通过分析引发外来工社区风险发生的各种影响因素,以及这些因素的复合形态和力量结构对比,找出外来工聚居社区社会风险的生成逻辑,从而为确定风险源,及时调整相关政策,降低或消除社会风险提供理论依据。     

社会资本对农民工信任流入地政府的影响研究

农民工已然成为我国城市建设和经济发展的中坚力量,但由于户籍制度和城乡二元体制的影响,他们无法得到城市、农村两地政府的有效服务和管理,导致他们对政府的信任感偏低。本文利用西安交通大学人口与发展研究所2008年12月在陕西省X市LH区对农民工进行实地调查所获得的数据,以政府信任理论和社会资本理论作为理论基础,对西部农民工信任流入地政府现状及影响因素进行研究。研究结果发现,高素质、年轻一代的农民工对流入地政府的信任感低;社会资本越丰富的农民工越信任流入地政府;政治活动参与意愿越强、社会经济地位越高的农民工则越不信任流入地政府。     

“无主体熟人社会”的逻辑是什么？——与吴重庆先生商榷

吴重庆先生提出的“无主体熟人社会”理论,描述了当前青壮年劳动力主体在农村社会的缺失状态,分析了社会关系演变中的病变问题。但是,作为一种新近理论,“无主体熟人社会”在其源起、阐释和特征等方面的概括,仍有必要做进一步的分析。     

从熟人社会到陌生人社会——雷锋精神帮我们重建社会信任

被妖魔化了的“陌生人”贺新：今年1月7日,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研究所发布（（中国社会心态研究报告2012-2013》。报告指出：“目前,中国社会的总体信任进一步下降,已经跌破60分的信任底线。人际不信任进一步扩大,只有不到一半的调查者认为社会上大多数人可信,只有两到三成信任陌生人。”寇教授,对此,您怎么看？“陌生入社会”又究竟是怎样一个概念？寇东亮：当代中国社会正在从“熟人社会”向“陌生人社会”转型。这种转型具有客观必然性与历史合理性,但人们对这种转型也表现出深深的忧虑、拒斥甚至否定。人们希望生活在一个“熟人社会”中。对多数人来说,“熟人”因知根知底,便认为是可亲可信的,而“陌生人”因其来历不明或形迹可疑而被不少人视为潜在的“坏人…敌人”,则是可疑可怕的,甚至被视为可怕的“妖魔”。多数人总是以防范的心态面对“陌生人”,告诫自己或劝诫亲朋好友“不要和陌生人说话…不要和陌生人交往”。另有一部分人则信奉脸厚心黑、情感冷淡、道德冷漠、为人冷酷等,通过瞒、骗、欺诈等手段,伤害或损害“陌生人”。     

政治秩序对社会信任的影响探讨

一个社会的信任状况,与其秩序类型有直接关联,政治秩序与社会信任之间存在着内在的逻辑关系,政治秩序维持者总是力图建构和维持与其政治架构相一致的信任模式。根据社会自主性的高低,社会秩序可分为外控型秩序和自主型秩序。在自主型社会秩序中,政治因素有利于社会信任的建立;高度集权的外控型秩序则不利于现代社会中信任的形成。     

社会信任构建视角下社区工作人员角色与行为的转变

社区工作人员在社区信任的构建过程中发挥着不可替代的作用,但是转型期下角色定位的模糊与行为选择的局限制约着社区工作人员在社会信任构建过程中作用的发挥。当前,社区工作人员的角色与行为取向应作较大的转换:从总义务人角色向合作者角色转换;行为取向要从伦理优先转向契约优先;角色评估从荣誉法则为主转向效率法则为主;对于居民的参与要求应从义务取向转向互惠取向,同时在角色转换过程中,还应建立相应机制来加以保障。     

农民工社会权的结构性变动——基于对S市社会服务的微观考察

社会权是市民权的重要构成部分,是考察农民工生活状况的有利视角。本研究通过对S市两个社区农民工社会服务的分析发现,农民工社会权呈现一种结构性变动的特点,即由农民工群体、市场及地方政府交互所形成的结构性力量共同塑造了农民工的社会权。其中,市场及其机制发挥了决定性作用,为农民工和地方政府提供行动空间;农民工表现出对社会服务的争取行为,但被社会结构所制约;地方政府为农民工提供社会服务的自发性和主动性有所增强。尽管农民工的社会权呈现一些良好的变动迹象,但是,这一结构性力量背后尚缺少最终真正实现"社会服务均等化"的有效途径和动力。     

从社会网络的视角解析新生代农民工的维权困境问题

新生代农民工群体是伴随着我国的改革开放而进城打工的青年农民工群体(准确地说应该是进城务工人员)。这一群体因为其出生和成长的年代、接受的教育程度和思想观念不同于父辈进城务工人员而成为一个特殊的群体。也正因为这一群体的特殊性事实上的存在和其生存的环境乃至整个社会对之认识和制度调节的滞后,这一行为主体的行为与其行为嵌入的结构体系的断裂才使一部分青年农民工在讨薪和维权的路上踏上了不归途的。因此,受吉登斯的“社会结构化理论”的启发,本文从社会网络的视角对此问题进行分析。     

从人权视角探讨青年农民工犯罪问题

失权是青年农民工犯罪的重要动因,扭曲的自救式维权造成了农民工更大的悲剧.预防青年农民工犯罪,增权理论的运用可以帮助青年农民工了解自身权利,提升融入城市社会能力,增强维权效力,进而改变弱势心理,削弱犯罪动因,起到社会安全阀的作用.     

基于信任视角的新农村建设问题研究

信任作为一种强大的社会资本,对新农村建设具有重要意义。当前中国农村社会的信任状况不容乐观,在人际信任层面主要表现为村民之间的熟人信任受到威胁以及村民对＂外人＂的普遍信任尚未建立,在制度信任层面主要表现为农民对制度信任模式缺乏认同和农民对制度公正性的怀疑与不放心。为此,该文从政府、组织、制度等方面提出了相应措施。     

农民工城市适应性与城市治安问题

农民工群体的治安问题对社会秩序的稳定有着不可忽视的影响。农民工犯罪具有群体性和年轻化特征。要帮助农民工建立新的社会网络,使他们适应城市环境。要开展法制教育,使农民工知法、守法,能运用法律维护自身权益。应该对农民工采取实名登记、属地管理、集中居住等管理方式,实现其身份的显性化,改变其边缘地位。同时,要从社会保障、政治民主等方面改变农民工的弱势地位,保障其权益。     

新生代农民工市民化的特征和实现对策

在新生代农民工与第一代农民工并存的当今时代,如何推进我国的城市化战略将是今后一段时期内我们必须认真研究的重大课题之一.新生代农民工作为农民工阵营中的主力军,不仅具有融入城市的强烈诉求,而且其群体特征也为城市化的实现提供了条件.因此,要实现我国的城市化,必须明确新生代农民工的主体地位,即把新生代农民工作为推进我国城市化战略的重要对象,同时采取一系列措施着力解决影响新生代农民工"进得去、留得住、活得好"的相关问题.     

金融危机下的政府责任理论研究——以农民工权益保护为视角

在建设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过程中,中国形成了自己的政府与市场关系模式、资本与劳动力保护关系模式.发端于资本主义国家的金融危机从反面告诉我们,必须理顺政府与市场的关系,强化政府对市场的监控责任;理顺资本与劳动力之间的关系,强化政府对劳动力价值的保护责任.金融危机冲击了中国的加工制造业,导致大量农民工失业返乡,农民工的权益受到损害.从中国的政府责任理论出发,中国政府救市的侧重点不同于美国等西方国家,政府不仅要救助企业更要救助农民工,化解金融危机对农民工权益的冲击,保护劳动力价值.     

从认知局限看两岸政治互信

从心理层面看,两岸政治互信可以理解为双方政治信息的释放、被理解、被回应的心理互动过程。如果双方均视对方释放的政治信息为善意,并作出善意的回应,则两岸的政治互信可逐渐建立起来。在两岸关系60多年的发展历程中,因为认知相符与认知失调现象的存在,两蒋时期与李登辉、陈水扁时期两岸没有建立政治互信,2008年以后两岸虽然建立了初步的政治互信,但仍很脆弱。因此,两岸要增进政治互信,双方都必须克服上述两种认知局限。     

社会行动的逻辑:传统的以及当代的视角

围绕“社会行动是如何可能的”这样一个基本问题,文章首先全面梳理了社会学研究的实证主义和人文主义研究传统,指出了它们在解释这个问题方面的学理效用和解释困境,在此基础上,通过对传统社会学研究基本假定和理论抱负的反思,提出了从过程论的起点出发,运用社会行动体系这样一个中观的视角,统合宏观和微观、主观和客观的研究进路,以此重新考察和审视社会行动的实际逻辑的观点。     

社会认知与两岸互信的形成

基于不同学科对信任定义的不同以及信任来源的差异,信任可被分为工具型信任与认同型信任两类.从既有研究成果来看,在两岸关系研究中学界更多地侧重于工具型信任的研究,而认同型信任则尚未得到应有的重视和探讨.这样的研究取向对于两岸互信形成问题的解释效力是存在局限的.有鉴于此,我们需要寻找新的解释路径.由社会认知取向可知,应该正确理解两岸因价值观和社会制度差异所导致的不信任感,并着重研究如何消除之.与此同时,通过两岸共同参与的过程,建立起两岸认同,进而形塑两岸之间的认同型信任,才能促进双方更深入的合作与更快的发展.     

从现代国家构建的视角看社会管理体制的创新

现代国家制度的构建是国家崛起的基本政治前提。从本质上讲,上世纪以来中国围绕以现代国家构建而展开的政治实践,为社会管理体制的完善提供了强劲的动力。面对新时期的复杂形势,胡锦涛总书记在今年全国省部级主要领导干部社会管理及其创新专题研讨班提出的关于加强和创新社会管理的改革主张,将进一步推进社会管理体制的创新,实现中国现代国家构建的目标。     

主观博弈论视角下的两岸政治互信初探

本文从主观博弈论的视角指出两岸的政治互信就是我们在互为＂他者＂的情境下,互相理解,然后形成共同理解。通过对政治互信演进轨迹的历史分析,梳理出政治互信的逻辑起点、关键节点和路径依赖机制。最后对增进政治互信提出一种现实建构,即一种公共秩序和集体行动逻辑的达成,以及制度创新和文化实践的促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