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市规模与农民工储蓄率关系探讨

合理的城市规模和农民工高储蓄率的成因一直都是学界讨论的热点话题.基于覆盖范围较广的国家卫计委流动人口动态监测数据,分析了就业地城市规模对农民工储蓄率的影响.研究发现:就业地的城市人口规模与农民工的储蓄率正相关;在超大城市就业的农民工的储蓄率显著高于其他城市;超大城市农民工的储蓄率与特大城市的差距要大幅高于特大城市与中小城市的差距.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要控制特大城市人口规模,贯彻落实十八届三中全会精神,探讨城市规模管控不仅可以缓解"大城市病",而且可以释放农民工的消费潜力.     

基于民生幸福的人口发展机制建设--以深圳为例

人是城市的主体，也是民生幸福城市建设的主体。民生幸福城市的建设必须以城市人口的状况为基点，以促进城市人口发展为指向。民生幸福目标对深圳的人口发展机制提出了新要求。     

如何推进中小城市创意产业

在我国城市化发展的进程中,城市及区域城市集群得到了快速发展,但也存在着城市的规模越来越大、人口越来越多所导致的环境越来越需改善、能源越来越紧张、公共性与私有性的矛盾越来越暴露、城市"病"越来越难治等制约城市发展且亟待解决的问题.     

深圳人口均衡发展的对策

人口均衡发展是指人口发展变化处于一种均衡合理的状态，这种状态是多因素作用下的结果，是动态的。具体表现为，人口规模、人口结构和人口素质之间的均衡合理状态，人口发展与资源环境、经济社会之间的均衡合理状态。深圳市要实现人口均衡发展，必须遵循经济社会发展规律和人口发展规律，     

人口迁移流动与城镇化发展战略任务

本世纪以来,特别是2010年以来,我国人口迁移流动和城镇化表现出的特点是：流动人口数量继续增长,人口流动向东部地区尤其是东南沿海地区转移,人口迁移流动存在“南强北弱”和“北人南迁”趋势,人口城镇化水平继续提高和中西部地区城镇化增长更快,人口更明显地向特大城市和超大城市集聚,带来超大、特大城市数量增加,并在此基础上带动若干核心城市都市圈和城市群发展等。结合人口迁移流动态势,直面我国城镇化发展进程所面临的战略任务,提出应加快推进农业转移人口和流动人口的市民化,在城镇化过程中实现更加平衡的国家发展,以及在不同地区实践多样性和因地制宜的城镇化发展。     

中国人口发展：新的挑战与抉择

中国人口发展正面临一个新的历史关头,受到新的挑战。本文认为,当我们实现了小康社会的时候,我们还需要控制人口的规模;当中国人口达到15亿、实现零增长后,在可能的条件下,应该平稳引导人口进入缓慢的负增长,逐渐缩小人口总规模。     

热词

◎超级县城 这是中国城镇化进程中的一个现象，指大量的县级城市向大城市规模发展，人口目标是50万～100万人，以达到撤县建市的目的。由于超级县城的发展过快，导致一系列城市病扎堆出现，成为新的发展问题。     

北市迁移流动人口区域分布及结构特征

本文利用2000年人口普查资料,对北京市1995～2000年户籍迁移人口和流动人口进行了人口学特征以及区域、产业、行业结构特征分析,结合京津冀区域经济发展战略以及"北京城市空间发展战略研究"新思路,探讨首都未来迁移流动人口的流向与分布趋势,阐述了城市功能定位、空间布局以及产业结构的新格局必将影响首都人口的规模及再分布.     

健康城市：城市发展的新追求

城市是人类的聚居地，是区域发展的核心．城市化已成为一个世界性的潮流。目前，全球人口城市化已逾半数．我国城市人口超过5亿。快速发展的城市化进程在使人们受益的同时，也给人类健康带来威胁：交通事故死亡和伤害事件增多．糖尿病、高血压等慢性病持续攀升，精神性疾患明显增加，传染病传播加快，还有暴力、意外伤害、食品安全事件等等，所有这些，正逐渐成为威胁人类健康的重要因素。健康的影响因素已从单纯生物因素转向社会、环境综合因素。     

“半人口城市化”现象

中国的"半人口城市化"现象从人口城市化的定义看,是指居住在乡村地区的农业人口转变为居住在城镇地区的非农业人口的过程,人口城市化水平则是城市人口占总     

北京市迁移流动人口区域分布及结构特征

本文利用2000年人口普查资料，对北京市1995-2000年户籍迁移人口和流动人口进行了人口学特征以及区域、产业、行业结构特征分析，结合京津冀区域经济发展战略以及“北京城市空间发展战略研究”新思路．探讨首都未来迁移流动人口的流向与分布趋势，阐述了城市功能定位、空间布局以及产业结构的新格局必将影响首都人口的规模及再分布。     

人口问题对红桥区经济发展的影响及对策

人口与经济之间的关系是区域可持续发展的核心问题．人口的发展变化和经济的发展变化是相互依存、相互制约的。当前，红桥区正处于城市建设与发展的关键时期．要抢抓机遇加快发展．就必须妥善解决好人口问题。本文立足红桥区实际．阐述人口问题对区域经济发展的影响．以期更好地处理好人口与经济的关系．促进我区人口与经济的协调发展．     

我国城市发展中的新城建设探讨——以上海市新城发展为例

新城的产生是城市发展到一定阶段、形成多中心城市体系的必然要求.早期新城的“卧城”功能较强,但伴随发展的需要,新城逐渐成为具有规模较大的人口集中度、较为独立的产业结构、较为发达的商业服务业体系和较为完善的公共设施与公共服务体系的中小型城市.梳理新城发展的模式与历程,并对上海市新城建设实践进行研究,可探究我国新城建设的内在规律、发展的动因以及应解决的问题.     

关于成都市城乡统筹发展中接纳农业人口转移的可行性研究

测算农业人口转移规模与二、三产业接纳容量,对成都市城乡统筹发展中接纳农业人口转移进行可行性研究,是加快农业人口向二、三产业转移的重要基础工作,是推进试验区建设和构建"和谐成都"的关键所在。     

略论城市流动人口的“管理”与“服务”

在我国城乡"二元经济"结构下,人口由农村流向城市是经济社会发展中的普遍现象。20世纪80年代中期以来,中国人口流动的数量逐年增加,流动人口的规模持续扩大。在此过程中,人口流动的形态在发生深刻改变,对国家战略规划、社会管理和公共服务提出了严峻挑战。流动人口的管理和服务是一项复杂的系统工程,需要政府的有效引导和社会各界的普遍参与。为此,需要改革不合时宜的城市流动人口管理体制,将流动人口纳入城市基本公共服务的覆盖范围,逐步实现对城市流动人口的规范化的管理和均等化的服务。     

使农民成为真正的市民

辽宁省城乡差别较大，地域发展不平衡，二元结构特征明显，因此，不能简单借鉴美国、日本等国家走特大城市和大城市的城镇化模式，而是要因地制宜，科学定位，将发展农业和农村所需的劳动力稳定在经济合理空间半径内，将城镇化的核心放在人的城镇化上，更加注重城镇化的质量，有序推进农业人口转移，实现就地城镇化。     

台湾地区城市化发展经验

正20世纪50年代以来,台湾地区城市化发展迅速,并且城市规模和人口分布较为均衡。从台湾地区城市化进程来看,产业发展是台湾地区城市化快速推进的主要支撑力量,科学的城市规划、较为合理的土地开发制度、人口分散化政策和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政策,是台湾地区城市化均衡发展的重要原因。20世纪50年代以来,台湾地区城市化发展较快,城市化水平从1952年的47.6%提高至2010年的87.2%,城市化与经济发展相协调,不存在工业化超前、城市化滞后的现象,2010年,全球平均城市化率50.9%,工业化     

“后世博时期”上海构建城市生态文明的思考

改革开放以来，上海经济、社会都有了突飞猛进的发展。与此同时，日益扩大的城市规模、日益增长的城市人口、相对滞后的环境基础设施建设，以及持续弱化的城市生态，使得上海生态环境的胁迫效应逐渐增强，制约着上海的可持续发展。如何在生态文明的视角下，充分把握2010年上海世博会中体现的城市发展的生态价值和理念，探索出一条符合上海城市生态文明建设和发展的新模式，实现可持续发展，已成为当务之急。     

有人说中国的大城市不能再大了 大城市还要不要扩张

大城市发展速度快于中小城市和小城镇,是世界各国城市化的普遍规律。我国把50万人以上定为大城市,100万人以上为特大城市,200万以上为超大城市,长期坚持的是控制大城市的发展、合理发展中小城市、积极发展小城镇的方针。而实际情形是,原有大城市不论是城区面积还是人口规模,都在不停地膨胀。一些中小城市也有迈入大城市行列的趋势。 国民经济研究所经过对我国不同城市规模的实证分析发现:最有效率的城市是规模最大的城市,考虑到城市负的外部效果后,在我国,     

自然与人力双重影响下特大城市脆弱性及其底线治理机制建构

城市是由人类创造的巨大空间和文明形态，在城市发展的进程中，特大城市的出现创造了更加繁荣的经济和更为发达的文明，但同时也蕴含风险，自身存在脆弱性。当前国际局势复杂多变、生态环境问题凸显、民族与种族矛盾等时有发生，维系特大城市有序发展的基本条件存在为偶然性事件所消解的可能，即特大城市坚韧的表象之下所隐藏的自身发展的脆弱性。这种脆弱性本质是人类需求的日益增长与有限资源之间内在张力的外在表现。当今世界处于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中，研究特大城市脆弱性的表征与发生机理，提出运用底线思维的城市治理机制来应对特大城市的脆弱性风险是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题中应有之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