成本转嫁与校车安全管理研究

针对当前农村校车事故频发的状况,从校车涉及到的政府、学校、家长、校车自行运营者等多元利益主体的有限理性选择假设入手,分析了各主体对校车成本的转嫁以解释事故发生的原因,提出了完备校车安全管理制度的建议,探究了构建多元主体参与的网格安全监评机制.     

中国城市群治理:摆脱“囚徒困境”的双重动力

"囚徒困境"模型揭示了城市群治理中的合作理性与个体理性之冲突,但是囚徒困境的三个潜在假设并不完全符合中国城市群的博弈现实。中国城市群治理摆脱"囚徒困境"存在着双重动力。第一动力:城市群治理过程不是一次博弈,而是城市政府之间无限次重复博弈,这将提高区域合作的概率。第二动力:合作策略不是基于道德,而是城市政府者基于收益最大化而选择的理性策略。通过有效区域规则设计,对合作方公平分配合作收益,对违约方增加违约成本,从而改变理性经济人的目标函数,引导城市政府选择合作策略。     

试析农村公共产品供给与各利益主体间的博弈

我国农村公共产品供给存在着总体供给不足和局部供给过度并存的困境。在城乡二元供给体制障碍之外,单中心体制亦是造成我国农村公共产品供给困境的重要原因。因此,构建政府、市场和民间组织多中心供给的制度格局乃是必由之路。在这种多元互动的制度格局中,政府、市场、民间组织等利益主体之间的博弈过程及各自所采取的博弈策略无疑值得我们关注。本文以博弈论作为基本分析工具,探究各大利益主体之间的博弈,并对可能出现的博弈困境提出建议与对策。     

基层治理中乡村建设“最后一公里”问题

"最后一公里"是"末梢堵塞"的现象,反映出下乡资源在供给、使用和监督等方面的问题,在这三个层次的行为上,各行动主体之间的互动以及"最后一公里"的无法对接,有其背后的逻辑脉络。资源供给所涉及的供需和资源可用性问题,与上级政府的治理模式密切相关;公共资源在村庄的使用作为一种集体行动,受到农村社会的秩序与村庄的领导角色的影响;监督的对象与压力主要集中在基层政府,由于基层政府的共谋和农村集体监督行动的困境,使上下监督渠道堵塞。对此,应当转变政府治理模式,提高资源供给效率;发动农村社会资本,提高资源使用意愿;加强村民参与治理,应对资源监督困境。     

政府责任、分担机制及行为逻辑——对十八届五中全会“推动义务教育均衡发展”的思考

政府是义务教育均衡发展的责任主体。该责任体现在政府是义务教育政策的制定者、经费的主要承担者、师资力量的统筹调配者、均衡发展的效果评估者。农村义务教育作为一种近乎全国性的纯公共产品,中央和省级政府应共同承担发展责任。当前我国城乡义务教育供给制度和行为的逻辑缺陷而出现了失衡的现象。中共十八届五中全会提出的"提高教育质量,推动义务教育均衡发展"正是对这一现象给予的重视和政策纠偏。     

地方政府在农村社会保障中的责任探讨

现代社会保障制度的突出特征是政府在社会保障制度构建和运转中承担主体责任。对农村社会保障问题的忽视，是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社会保障制度建设的一大失误。从地方政府在农村社会保障制度建设中要发挥主导作用的意义上看，需要处理好以下几个主要关系：一是责任承担方面的中央政府责任和地方政府责任的关系；二是财政责任方面的中央财政和地方财政的关系；三是激发工作动力方面的领导干部考核机制和做好社会保障工作的关系；四是完善制度建设方面的地方政策和全国各地衔接的关系；五是协调利益机制方面的政府决策和农民意见表达的关系。     

农村公共产品供给失衡探究——基于公共选择理论的视角

农村公共产品的有效供给是实现公共服务均等化的必然要求,对于农村生产、农民生活乃至国家经济的发展有着重要意义。公共选择理论作为一种分析工具可以对政治主体的理性行为做出很好的诠释,进而有力解析了农村公共产品供给所面临的失衡困境。     

我国高校行政权力泛化的政府责任研究

在行政主导型的高等教育管理体制中,高校内部行政权力实质上是外部行政权力的延伸,高校行政权力泛化难题的根本性破解应从外部行政权力中探寻症结.我国政府与高校行政关系历经相对自由、相对集权与分权的曲折改革,当下政府仍存在角色定位模糊与简单、管理模式单一和行政权力在高校过度延伸等困境,催生高校行政权力泛化.据此,本研究尝试从责任主体角色、责任内容和责任实现形式三个层面对政府在高校行政权力泛化中应承担的责任进行理性选择,力图使高校行政权力适切.     

农村公共产品供给失衡困境及路径探析——基于公共选择理论的视角

公共选择理论作为一种分析工具可以对政治主体的理性行为作出很好的诠释,进而有力解析了我国农村公共产品供给所面临的失衡困境。     

农村公共品供给制度:变迁、博弈及路径创新——基于利益相关者理论的分析范式

改革开放后,农村公共产品供给制度经历了税费改革前后两个历史阶段,并发生了重大变迁。从利益相关者理论的分析角度来看,这些变迁是中央政府、地方政府尤其是县乡政府、农民等三方利益主体在需求决策、财政筹资、生产管理等方面进行利益博弈的结果,在当前的制度情景下,进一步走向各核心利益相关者之间的共同治理和利益均衡是农村公共品供给制度创新的方向。     

基于“创新、协调、共享”发展价值的理论思考——评《建设服务型政府与完善地方公共服务体系研究》

《建设服务型政府与完善地方公共服务体系研究》一书,以全新的研究视角,基于"需求—供给"分析框架,采用多学科的技术方法,力图展现服务型政府与地方公共服务体系建设中的价值理性与工具理性、过程维度与结果维度、多样性与统一性的均衡协调。该书基于"共享"的价值理念,在服务主体、服务责任与服务评价等方面进行了公共服务体系的发展建设设计,对于推进服务型政府建设和政府治理现代化作出了理论贡献。     

社会公益合作供给中公民参与行为选择与制度设计——基于公民参与的实证分析

作为特殊类型的公共物品,社会公益同样面临着供给的集体行动和治理责任的问题。本文基于社会公益合作供给的主体比较及社会公益的类型划分对各主体的参与方式与行为选择进行理论建构,并通过实证调查与分析,对社会公益供给中公民参与行为选择的影响因素进行探讨,进而提出从内部激发主体的合作动机,从外部改善合作的激励、约束制度体系的建设构想。     

扩大南京农村公共产品有效供给的调研与思考

近年来,南京郊区(县)集各方力量以多种方式扩大农村公共品的供给,虽初见成效,但与农业发展农民需求相比差距很大.农村公共品的发展仍严重滞后.形成这些问题的主要原因有一是城乡分立的供给体制,使农村公共品的有效供给缺乏政府财力的应有支撑;二是凸显的城乡二元结构,使农村公共品的有效供给缺乏坚实的区域经济基础;三是不合理的供给责任划分及非均衡的财权与事权配置,使农村公共品的供给主体虚置;四是"供给主导"的决策机制,使农村公共品的供需结构失衡.扩大农村公共品有效供给的主要思路是确立城乡统筹发展的农村公共品配置理念;转变城乡分割的二元供给体制,强化政府对农村公共品的供给责任;合理调整各级政府的事权与财权划分,明确农村公共产品供给中的权责关系;创新农村公共品决策机制,以农民的实际需求为导向供给农村公共产品;积极引入社会资金,构建多元化的公共产品供给体制.     

社区公益服务的体系整合与机制创新

社区公益服务标志着我国社区发展层级的提升,但仍呈现体系破碎、功能紊乱的状态。因此需要努力推进机制创新,统筹公办福利与民办公益两个体系的改革,在同一进程中解决行政化的问题与社会化的问题。借助治理理论提供的思考框架,可寻求一种融合多种制度体系、容纳多元主体共同参与、有效配置资源并且承担更大社会变革使命的社区公益服务新机制。这种新机制以多主体参与为轴心,以建构责任政府、"社会企业"和"社会市场"为要旨,以政府、服务机构、自治组织、社区居民和基层党组织的适应性调整为基础,以协商性参与、知识整合、体系开放、社会学习为纽带,可组建起一种社区公益服务的大格局。     

公共服务多元主体合作供给模式的缺陷与治理

随着公共服务需求的多元化发展,政府垄断公共服务的单一供给模式已经难以满足公共需求.建立政府、私人组织和第三部门等多元主体共同参与的合作供给模式是必然的选择.然而公共服务多元主体合作供给模式存在诸多缺陷,如多元合作易产生的效率低下问题,公共伦理的缺失问题,责任模糊带来的问责困境以及合作关系造成政府和社会独立性侵蚀的问题等.面对这些问题,可以通过提高多元供给主体的供给能力,建立健全相关法律法规,加快促进公共服务多元主体合作机制建设,倡导公共精神,培育合作文化,落实公共服务责任等措施来完善公共服务多元主体合作供给模式,从而实现和增进公共利益.     

乡镇在农村公共产品供给中的角色

农村公共产品供给现状严重制约着农村经济发展和农民生活水平的提高，乡镇在供给公共产品中承担着重要的角色，但是乡镇在公共产品供给方面面临很多困境。因此，应该积极探索公共产品供给市场化运作，平衡农村公共产品“自上而下”供给决策与“自下而上”需求决策，鼓励私人参与，吸引社会公益组织参与农村公共产品供给。     

农村税费改革中的政府责任

农村税费的高低,直接关系到乡镇政府的收入规模,进而影响到乡镇政府能否有效地承担其责任。中国农村税费改革在减轻农民负担的同时,也导致了乡镇政府的责任困境。为了摆脱困境,政府在伦理价值选择上采用了一种无为而治的价值取向。然而,在历史上曾经是维系和延续中国传统皇权的无为而治,在中国现代化进程中却显得不合时宜。中国政府在推动中国农村现代化的发展过程中,必须在制度上要保证农村公共财政足以供给农村政权的正常工作,并能为农村地区提供必要的公共物品。此外,在进行农村税费改革后,还必须改革公共物品的投入体制和方式,使农民负担明显减轻,并在机制上保证不会反弹。也只有这样,才能在农村税费改革中建立起乡镇责任政府。     

我国农村公共产品供给中的政府角色转型研究

当前,面对农村公共产品供给不足与不均衡的现实状况,我国政府不断推动农村改革与农业发展,但在角色定位上仍面临着缺位、越位和错位的困境。破解这一困境的关键在于尽快推动政府角色由传统的直接供给者向多元综合布局下的体系主导者、机制构建者、利益协调者、运行监管者等复合角色转型,并从体系选择、制度设计和能力建设等三个层面寻求角色转变的现实路径。     

征地拆迁过程中的政府—农民博弈机制分析

征迁矛盾的性质是利益博弈而非观念对抗。地方政府一方,有将土地资本化的冲动,村民一方,也有将土地货币化的意图,双方共享一套"发展"的话语。征迁矛盾难以化解的主要症结在于,地方政府与村民之间的博弈越来越往"无序化"逆向发展。如果只有村民和地方政府两个博弈主体,村民在双方"策略行为"的互动中将完全处于下风。中央政府和媒体作为第三方,预期角色为平衡者,平衡的结果应是抑制地方政府各种不合理的"策略行为",将双方纳入共同的规则之治中。但由于中央政府和媒体倾向于从绝对化的角度定义"出事",第三方的加入反而强化了民众的"策略行为"。地方政府和村民相继升级"策略行为",到最后难免有村民使用"边缘政策",从而引发双输的悲剧。     

从校车事故谈政府对农村基本公共服务的供给

校车是政府应该提供给义务教育阶段孩子上下学的一项福利，属于基本公共服务的范畴。反思各地校车事故，政府部门应当重新审视农村基本公共服务的供给问题。政府职能转变滞后、城乡二元结构、教育资源严重失衡是校车事故的主要原因。为避免类似悲剧再次发生，政府须对症下药，从问题的源头着手，增强对农村基本公共服务的供给能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