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市化进程中农民维权与宗族“复兴”——以赣中竹溪村建新祠为例

通过对竹溪村的个案研究可以得出如下结论:目前在我国农村城市化过程中出现的宗族复兴现象,与上世纪80、90年代的情形有所不同,即不是行政力量从乡村的撤退和村民选举制度的实行等原因所致,而是基层政府对乡村控制仍然过严,村委会行政化倾向越来越严重,村民在乡村治理过程中参与程度不够而导致宗族的“复兴”。这种复兴只是表面现象,掩盖的是村民维护自身权益的实质,即在宗族文化与现代文化共同作用下,村庄中的非权力精英如何借助宗族并通过宗族活动达到自己目的的政治参与模式。     

村两委会的极力博弈：村极政治结构的变迁与重构

一、村民自治背景下村级政治结构的变迁在传统中国社会,乡村治理一直存在国家行政权与社会自治权两个方面力量的交互作用。中国传统乡村的治理结构呈现出高度的网络化特征,即乡村公共权力的合法性镶嵌于"权力文化网络"之中。近代以来,随着国家权力的扩张,中国乡村治理的这种独特的网络化结构遭到破坏,乡村治理不得不依赖自上而下强制性的国家行政权。1949年以后,最初曾在村一级设立了政权组织,即村人民代表     

农村宗族势力与国家权力的互动关系

众所公认，在中国，宗族虽历尽变迁，但始终在农村社会有着特殊重要的意义。社会学家冯尔康先生认为，族权曾是国家政权的一种不可缺少的辅助形式，是仅次于国家政权的一种有系统的权力。无论在中国的南部或是北部，有相当多的乡村是中国宗族制度的象征。1949年新中国成立后，随着新制度、新政策的确立和实施．特别是随着政治运动的展开，宗族受到了史无前例的冲击，普遍转入一段较长时间的销声匿迹之中。然而，这一切．对于有着悠久的厚重文化积淀的宗族，显然并不足以构成摧毁性的打击。即使在“文化大革命”那段时间，少数地方的宗族仍在…     

破解我国当代乡村治理困境的文化路径

我国当代乡村治理过程中遇到国家权力与乡村社会内生权力失衡的困境,破解此困境的出路在于发挥乡村文化的治理功能。文中将提出一些可供参考的文化路径,具体包括关注传统乡村文化与现代文化的衔接、因势利导乡村宗族组织以及加强乡村文化与乡村经济的融合。     

腐败诱因与从政生态治理

<正>"权力崇拜"与"为民用权"中国传统社会是一种"权力崇拜"的社会。中央集权的国家权力深入到民间社会,从观念意识到宗族、结社都受到国家权力控制。政治权力掌握大量资源,拥有强大的动员能力。在中国古代,无论是宗法制度还是郡县制度,国家权     

农村宗族活动与村民自治

剖析当代中国农村社会变迁和村民自治进程不难发现，以血缘为纽带的传统宗族活动，是国家管理农村过程中的不协调因素，也是影响村民自治的抗衡力量。在一定程度上说，当代村民自治是在与传统族民自治的抗衡中推进的，是法治战胜礼治、国法战胜宗法、民主思想战胜宗族思想的过程。而且宗族活动还将在一个相当长的时间内对农村基层民主政治建设和村民自治的发展产生较大影响。因此，正确认识农村宗族活动的历史、现状及危害，并采取有力措施，控制并肃清其影响，扫清村民自治前进道路上的障碍，是发展和完善村民自治的重要内容。一、农村宗族…     

个体化背景下的民间权威与乡村公共生活

新中国成立后的社会变革,国家和市场的双重力量消灭了旧有社会结构中的宗族、社团等共同体,国家权力的末梢深入基层社会,但是随着市场化进程的重新启动、国家力量在制度设计上的退出,社区衰微的状况也在蔓延,面对草根社会中的种种失范状态,国家力量及法律体系未必能够面面俱到地解决实际问题.本文试图梳理学界对中国乡村个体化的研究,并以西方社会学中“共同体”和人类学中“民间权威”两个概念为切人点讨论乡村共同体生活重建的议题.     

宗族组织与乡村权力结构--赣南和粤东两个村镇个案的研究

中国农村的宗族组织是基于自然的世系关系和地缘关系而形成的一种有漫长历史的乡村组织。新中国成立后,宗族在形式上已经消失,而实际上却仍然存在于乡村生活的许多层面。20世纪80年代以后,随着农村改革的发展,宗族出现了复兴和重建的现象。赣南和粤东两个村镇具有典型性个案的研究,说明了宗族对不断变化的社会政治经济和文化环境的适应,及其在乡村权力结构体系中的角色和地位。     

清末乡村皇权、族权和绅权的联结

长期以来，学术界有关清末乡村社会政治特征的主要观点有三个：即皇权政治、乡绅政治和宗族政治。“皇权政治”认为，中国传统乡村社会从来都是在封建王朝的科举制度、官僚体系以及正统思想的控制之下，乡村组织和地方精英只是国家政权的附属，皇权控制清末乡村社会的一切。“乡绅政治”认为，中国传统乡村社会存在着国家、士绅和村庄三方面的三角结构。在清末，国家没有完全渗入自然村，各村庄是相对封闭的，村庄内各阶层中最上和最下层与外界关系较多，国家对村庄的联系是通过乡保进行的，而乡保是国家与士绅之间的缓冲器，各村庄是由士绅…     

《积极引导宗族发展,推进乡村治理与振兴——基于广东省揭西县的考察报告》

正宗族是中国传统乡村社会结构的基础构成,在传统乡村社会治理中发挥着全方位的作用,至今根深蒂固影响着农村地区的发展。本文着眼于当前乡村治理中面临的宗族问题,作者从历史文化研究与现实走访中重新考察审视宗族在乡村发展中的地位与影响,提出在乡村振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历史主体的概念诠释

历史决定论的理解模式、历史主体本身的不成熟以及历史主体与实践主体的混同等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历史主体被遮蔽的根本原因: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历史的主体性和马克思主义主体的历史性之间是一种逻辑互动的关系,前者是实现后者的力量源泉,而后者则是彰显前者的基础和保障;总的来说,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主体有三种存在样态.即知性存在样态、意义存在样态和实残存在样态.     

我国物权法中所有人抵押制度构建

所有人抵押是指所有人于自己所有物上存在的抵押权 ,是一种特殊的抵押权。确立所有人抵押制度可以防止后次序抵押权人获取不当得利 ,保护抵押物所有人的利益 ,有利于所有人进行融资 ,节省交易手续和费用 ,促进商品流通。我国《担保法》没有规定所有人抵押 ,可借鉴其他国家、地区的做法 ,从所有人抵押的思路选择、成立、变动等方面入手对此制度作出具体设计。     

行政三分制的行政法治契合

《深圳市综合配套改革方案》的出台,标志着“行政三分制”这一新型行政管理模式的付诸实践。行政三分制在彰显其制度创新优势的同时,也面临着行政法治契舍的难题,而这则关系到行政体制改革的成败。     

浅析共同贪污犯罪数额的计算

贪污犯罪数额的大小,是惩治贪污犯罪的主要依据。在共同犯罪中,犯罪行为人贪污数额的认定相当复杂,既有共同贪污的数额,又有各人分赃所得的数额,还有因贪污的停止形态而未实际获取财产等情形。关于共同贪污犯罪行为人数额的认定,理论界存在着“分赃数额说”、“参与数额说”和“犯罪总额说”等不同的学说。笔者更倾向于“犯罪总额说”。     

论业主委员会的制度建设

业主委员会是城市住房私有化的必然产物,也是城市社区治理的重要制度支撑.由于政府管理部门、居民委员会、开发商、物业管理公司、业主之间利益关系复杂,现行法律法规对有关规定的不完善,政府主管部门的行政行为失当,业主普遍缺乏公民意识和责任意识,业主委员会在筹备设立和实际运行方面都存在诸多的问题.我国应尽快出台<业主委员会法>,明确规定业主委员会的法律地位,规范业主委员会各项基本制度;并且进一步调整完善街道办事处、居民委员会与业主自治的关系,在物权法中明确居民的房屋物权;健全行政程序的有关制度.     

论环境公益权--兼论环境公益诉讼建立之实体权利基础

由于环境法上之权利(权力)的性质长期以来没有得到澄清,环境法上的权利(权力)不明晰及其司法实现手段的不足相互作用,使得环境治理缺乏有效的法律规制。因此,应当明确环境公益权的概念,通过环境立法,合理地配置权力和权利,并由此建立起环境公益诉讼制度,实现环境法权的可司法化。     

论虚假诉讼罪中的“捏造事实”

鉴于法条和司法解释内容规定的不明确性和不完整性,需要对虚假诉讼罪中"捏造事实"的含义进行进一步解释。虚假诉讼罪是单一行为犯,利用他人捏造的事实提起诉讼的,也构成虚假诉讼罪。篡改部分民事法律事实提起民事诉讼也属于虚假诉讼罪中的"捏造",成立虚假诉讼罪。虚假诉讼罪的行为方式不包括不作为,隐瞒他人已经偿还债务的事实依然进行民事诉讼的,是积极地虚构事实,理应认定为"捏造事实"。若捏造的事实不会影响法院的公正裁决,不能定性为虚假诉讼罪。     

传统规律观的理论困境分析

传统规律观的立论基础是以牛顿力学为代表的近代经典科学，其理论内涵不可避免地具有时代的局限性和滞后性，所面临的理论困境日益凸显；传统规律概念的界定，偏重事物的内部联系，一定程度地忽视了事物的外部联系，使之走向绝对和机械；由此产生了传统规律范畴的先验性、宿命性悖论，并且衍生出人类真理认识上的悖论。     

数据库法律保护的若干争议评价

作为信息资料汇集的数据库对经济、科技、文化的发展起着愈来愈重要的作用,引起了是否应对数据库予以法律保护的严重分歧。关于保护方式也众说纷纭,有版权法保护、邻接权保护、特殊权利保护、专有权保护、不当得利理论等意见,通过深入分析可以看出反不正当竞争法保护最能维持数据库制作者与社会公众之间的利益平衡,是最佳的保护方式。     

茂名市电白区中学生毒品认知情况调查研究

通过问卷调查和访谈发现,茂名市电白区中学生对传统类毒品的认知程度较高,对常见的合成类毒品有一定的了解,对伪装类毒品认知较低;当地学校开展毒品预防宣传教育频率不高,方法缺乏创新,体系不健全等。对此,应加强对伪装类、液态类毒品的宣传;在宣传方式上要注意创新,应结合青少年规律特点,构建信息传播新平台;学校应从长远的角度出发建立健全毒品预防宣传教育工作体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