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间组织党建的双重发展路径

1998年,国务院将设于民政部的原社会团体管理局改为民间组织管理局,此后民间组织就被作为官方用语正式使用。民政部把民间组织分为社会团体与民办非企业单位两大类,社会团体分为基金会、学术性社团、行业性社团、专业性社团与联合性社团五类。民办非企业单位分为教育类、文化类、科技类、体育类、社会福利类等。     

法律类社会组织的生存条件

法律类社会组织指的是“从事各种法律研究、咨询、援助、代理的组织”.据民政部披露:截至2013年底,全国共有社会组织54.7万个.在各类社会组织中法律类社会组织占比最小.全国共有法律类社会组织3264个,仅占社会组织总数的0.6％. 民政部统计的是正式登记的法律类社会组织的数量.但实际上,绝大多数法律类社会组织并没有在民政部门登记.国家民间组织管理局2010年公开的数据显示:民间组织的实际数量远远超出经过合法登记的数量,而且其超出数与合法登记数的比例大约达到12:1.相对于一般社会组织而言,法律类社会组织属于“特别规定的特别领域”,成立审批关卡重重,未经正式登记的数量更多.     

加强民间组织中党的建设工作的思考

民间组织包括“社会团体”(简称“社团”)和“民办非企业单位”两类社会组织。社会团体是指中国公民自愿组成,为实现会员共同意愿,按照其章程开展活动的非营利性社会组织。民办非企业单位是指企事业单位、社会团体和其他社会力量以及公民个人利用非国有资产举办的,从事非营利性社会服务活动的社会组织。1999年11月,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下发的《关于进一步加强民间组织管理工作的通知》(中办发〔1999〕34号)中把社会团体和民办非企业单位统称为“民间组织”。《通知》中提出了业务主管单位对民间组织加强管理的九项任务,“党的建设”被…     

制度主义视野下的民间组织研究

<正>一、引言改革开放三十年来,经济体制改革引发的社会结构转型引起了国内外学者广泛的研究兴趣。其中,各种社会团体和民间组织     

多方联动形成合力完善社会团体党的工作

为贯彻落实市委社区党建工作会议精神,切实加强社会团体党的工作,保证社会团体正确的政治方向。今年ｌ—３月,区委组织部、区民政局、区社会团体管理局对全区社团开展了调查研究,根据市委组织部、市民政局和市社会团体管理局《关于在社会团体中切实加强党的工作的若干意见（试行）》,结合我区的实际,制定了《静安区关于切实加强社会团体党的工作的若干意见（试行）》,并狠抓各项措施的落实。到目前为止,我区７６个法人社团,除２个宗教社团外,已有１个社团建立了党总支,２个社团分别建立了独立党支部,其余７１个社团全部建立了临时党支部,落…     

新加坡、香港培育发展社会组织的启示

社会组织指由自然人、法人和其他组织为满足社会需要或部分社会成员需要而设立的非营利性组织，主要包括社会团体、民办非企业单位和基金会三种组织形式。其称谓原来并不统一，有“非政府组织”、“非营利组织”、“第三部门”、“社会团体”和“民间组织”等，党的十六届六中全会以后，     

社会团体年度检查的法律困境与制度创新——以S市为例

社会团体年度检查是政府监督社会团体的一种重要方式。通过对S市社会团体年度检查工作考察,发现S市社会团体管理局经过多年的实践探索,在社会团体年度工作中形成了自身的特点,取得了较好效果。同时也发现年度检查面临法律依据失效、部分检查项目缺乏明文规定、主管单位初审责任加重、年度检查结果的执行刚度不够等法律困境。实现制度创新,促进社会团体健康发展,关键在于明确年度检查目的、修订《社会团体年度检查办法》、理顺社会团体党建工作和年度检查的关系、优化社会团体年度检查流程等方面。     

公民社会视角下的社会管理创新研究

公民社会就是国家或政府系统以及市场或企业系统之外的所有民间组织或民间关系的总和。它是官方政治领域和市场经济领域之外的民间公共领域。公民社会的组成要素是各种非政府和非企业的公民组织,包括公民的维权组织、各种行业协会、民间的公益组织、社区组织、利益团体、同人团体、互助组织、兴趣组织和公民的某种自发组合等等。公民社会组织蕴含着巨大的社会管理功能,大力完善公民社会组织,积极推进公民政治参与是我国社会管理创新的方向。     

社会资本视阈下两种农村民间组织比较研究——以湖南四县民间组织为例

目前活跃在农村的民间组织形式可分为两种不同的类型,传统型民间组织和合作化型民间组织.传统型民间组织多由农民自发组织起来,通过传统的宗族组织模式吸纳资源,以填补农村公共领域的缺失;合作化型民间组织的构成大多出于利益的驱动,部分是在当地政府的帮助下建立起来的,与当地政府之间有良好的合作关系.上述两种类型组织在农村治理模式变迁时,各自面临不同的发展瓶颈.在调查湖南省四县的农村民间组织的基础上,运用社会资本理论,通过分析这两类不同组织的社会资本构成,可知这种发展上的瓶颈来源于它们自身社会资本构成方式所导致的先天缺陷.传统型民间组织通过社会资本的叠加能很好地增益组织社会资本,对成员个体社会资本的增益较少;合作型民间组织虽可以更好地增益个人的社会资本,但在组织社会资本的聚合与增益方面有欠缺.     

深圳的社会组织新政

<正> 深圳再次走到了中国建立公民社会和责任政府的前列 2009年,李光明终于获得了他朝思暮想的"合法"身份——他所在的慈卫公益事业发展中心,拿到了深圳市民间组织管理局颁发的登记证书。     

民间组织发展与现代社会民主政治

目前有关民间组织和公民社会的研究成果可以说是汗牛充栋,但是系统阐述民间组织与民主关系的论文较少。本文通过对民间组织的含义、特征的扼要分析,试图重点揭示民间组织以及以民间组织为核心构成的公民社会与现代社会民主政治之间的内在联系,希望能对我国民间组织的发展以及培育公民社会推动我国的民主政治建设起到一定的促进作用。     

促进草根社会组织开展公益活动——以“青年家园”为例简

一、案例描述＂上海青年家园民间组织服务中心＂（英文名为＂Shanghai Youth Community NGO Service Center＂,以下简称＂青年家园＂）,成立于2006年10月,是经上海市社团管理局审批成立的民办非企业机构,其业务主管单位为共青团上海市委员会。＂青年家园＂联系和服务上海的青年社会组织和各类青年群体,发挥社会中介的桥梁纽带作用,     

促进草根社会组织开展公益活动——以“青年家园”为例

正一、案例描述"上海青年家园民间组织服务中心"(英文名为"Shanghai Youth Community NGO Service Center",以下简称"青年家园"),成立于2006年10月,是经上海市社团管理局审批成立的民办非企业机构,其业务主管单位为共青团上海市委员会。"青年家园"联系和服务上海的青年社会组织和各类青年群体,发挥社会中介的桥梁纽带作用,引领广大青年积极投入上海城     

农村民间组织参与乡村治理的解释路径与工具选择——社会资本理论分析视角

社会资本理论为农村民间组织参与乡村治理奠定了社会网络基础,推动了农村民间组织建立社会信任,促进了农民合作,规范多元主体参与。但是,农村民间组织参与乡村治理的网络、信任和规范缺失也影响了治理的绩效。要促进我国农村民间组织更好地参与乡村治理,实现乡村的良性治理,应促进公民参与,引导社会网络良好发展、提高民间组织活动透明度,重拾社会信任、加强农村民间组织立法和制度建设,规范社会资本运行。     

去行政化:中国民间组织发展的必然要求

中国民间组织行政化的原因是复杂的。无论从中国民间组织社会功能的发挥、社会公信力的提高方面来看,还是从民间组织的自身建设、去营利化方面来看,行政化都是民间组织良性发展的主要制约因素。因此,去行政化是推动中国民间组织健康发展的根本举措。     

民间组织发展与执政党建设——对上海市民间组织党建实践的思考

被称为“第三部门”的民间组织在我国的蓬勃发展是经济体制改革、政府职能转变和社会结构变化的必然结果。在民间组织中开展执政党的基层组织建设 ,是面向新世纪巩固执政基础的战略要求 ,也是民间组织健康发展的内在需要。本文从当前我国社会发展与政治发展的现实出发 ,认为党的建设应当考虑民间组织的社会自组织性质、结构特征以及运作规律 ,贯彻实事求是、注重实效的原则 ,将促进民间组织健康发展和增强党的影响力统一起来。在此基础上 ,对在民间组织中扩大党的组织覆盖面与工作覆盖面的关系、设立基层党组织的具体形式、党组织在民间组织中的功能定位以及工作方式、民间组织和民间组织党建的管理体制等问题进行了较深入的思考     

社区矫正问题的调研和思考——以抚顺市为例

社区矫正是与监禁矫正相对的行刑方式,是指将符合社区矫正条件的罪犯在社区内,由专门的国家机关在相关社会团体和民间组织以及社会志愿者的协助下,在判决、裁定或决定确定的期限内,矫正其犯罪心理和行为恶习,并促进其顺利回归社会的非监禁刑罚执行活动。社区矫正积极利用各种社会资源、整合社会各方面力量,对社会危害性不大的罪犯,进行有针对性管理、教育和改造的工作,是当今世界各国刑罚制度的发展趋势。     

论民间组织的社会责任

民间组织的快速发展是当代中国社会转型过程中正在发生的重大事件,它必将从根本上改变我国的社会政治结构状况。本文以分析民间组织的公益性质作为逻辑起点,全面剖析了民间组织社会责任的科学内涵,并就民间组织社会责任的实现机制的内在机理作了较为完整而精当的探讨。     

积极发展中国民间组织

民间组织的建立和发展不仅生产和再生着社会资本,建构和重建着市民社会;而且通过公民的广泛参与,奠定善治的现实基础。中国民间组织从无到有,经历了一个较为长期的发展过程。新时期民间组织的兴起与发展是在组织制度方面对变迁中治理模式的回应。目前民间组织面临着官僚化、不适当的干预和自主性的危机。需要加强自身能力和正式制度、自律机制建设,营造社会公益意识。同时民间组织的发展需要政府创造一个宽松的外部环境,需要企事业单位和民众的大力支持。     

论政府与民间组织合作互强的逻辑选择

改革开放的深化带来了民间组织的“暴发式”增长。一方面，民间组织需要向政府谋求生存和发展的空间；另一方面，政府在社会治理上存在失灵现象，需民间组织发挥拾遗补缺的重要作用。民间组织与政府之间是相互合作的关系，政府为民间组织的发展提供制度保障，而民间组织协助政府解决改革深入阶段所面临的各种经济与社会问题，二者在合作模式下的协同治理中不断得到加强。民间组织是一种自上而下的政府选择行为，近期来看，政府的主导地位不会改变；但从长远来看，民间组织的民间性将逐步得到加强，其自主性和自我管理能力会逐渐增强，与此相应，社会治理的架构也随之由政府对社会的控制走向政府与社会共同实行的民主治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