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国际格局角度透视联合国安理会改革之争

在联合国成立60周年之际,一场谋求21世纪国际格局主导权的斗争正围绕着联合国安理会改革激烈进行。围绕安理会改革,国际社会大致划分为联合国秘书长及其工作团队、“四国集团”、“团结谋共识”、非洲联盟、美国、中国与俄罗斯等几大力量,彼此之间既有共识与合作,又有斗争与较量,其实质则是谋求21世纪国际格局的主导权。中俄协调安理会改革立场的目的是构筑国际新格局。安理会是当今国际格局的主要载体,安理会改革的实质是国际格局与国际秩序的变革。安理会改革之争反映了国际社会不同力量之间对当前与未来国际格局的不同看法。     

从集体行动的逻辑看联合国安理会的改革

安理会的改革一直是联合国改革中重要主题之一,也是大国之间力量展现的契机.面对这场复杂、长期性的改革,利益相同的大国并没有采取-致的行动.根据奥尔森提出的集体行动逻辑,安理会改革的困境在于众多难以平衡的利益点,其解决的途径在于:利用选择性激励的方案来协调大国之间的行动以及限制安理会成员数量的增加.     

论联合国安理会授权使用武力机制的法律完善

联合国安理会授权使用武力作为一种新的合法使用武力方式,近年来在维护国际和平与安全过程中发挥了积极的作用。但由于安理会授权启动在实践中常为大国操纵,授权关卡不断降低,使其授权机制陷入了合法性困境。加之,授权的建议性质、措辞不精准以及授权标准和方式的不明确等因素,使得安理会授权活动过于随性、范围模糊、授权行动缺乏有效的监控。因此,应当通过明示规定授权依据、依法确认安理会的授权自主权、规范授权启动程序、防范授权行动滥用,以确保联合国安理会授权使用武力机制功能的正常实现。     

论以改革实践凝聚改革共识

社会实践是社会意识形成和发展的源泉,因此,必须重视以改革实践凝聚改革共识。可以说,在改革实践中不断凝聚改革共识是我国改革取得巨大成功的基本经验。以改革实践凝聚改革共识必须做到,以增进人民群众的获得感,凝聚改革共识;通过改革试点探索完善改革政策,建立改革共识;以尊重和体现人民群众的意愿,凝聚改革共识。     

联合国的改革

对联合国进行改革,这是国际社会达成的普遍共识。其改革的内容主要包括安理会的改革,以及维和行动、经济与社会发展、联合国的民主化等诸多方面。本文还对如何建立一个强有力的联合国提出了建议。     

论邓小平的改革观

邓小平的改革观是邓小平理论的重要组成部分，内容十分丰富，已形成一个完善的体系。本文主要从改革的必要性和重要性、改革的性质和目的、改革的步骤和方法、改革的主体条件、改革的外部条件、判断改革成败的标准等方面系统地论述了邓小平的改革观。     

论后冷战时期联合国否决权的改革

联合国宪章赋予五大国的否决权是二战后大国最终妥协的结果,多年来,这一制度一直对联合国安理会的决策过程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随着冷战的结束,世界格局发生变化,否决权的基础也相应改变,其改革势在必行,国际关系的变化也使得这项改革具有可行性.使安理会的决策更为合理以有利于维护世界和平,是衡量各种改革方法的标准.     

论习仲勋关于民族地区改革发展团结稳定工作的理论贡献

习仲勋同志曾在地方和中央的多个部门担任领导职务,是我们党在统一战线、民族、宗教工作领域的重要领导人,他运用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指导解决民族工作中的实际问题,在有关民族地区改革、发展、团结、稳定等问题上作出了杰出的理论建树。     

论“后改革时代”政府与市场关系建构

以党的十八大和十八届三中全会为标志,我国进入全面深化改革、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后改革时代”。在“后改革时代”,经济体制改革仍处于中心位置,核心任务是处理好政府与市场的关系,构建和谐最优的政府与市场关系模式,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并更好发挥政府的作用。基于对政府与市场关系的理论梳理,概括政府与市场关系的四种基本模式,并结合“后改革时代”我国经济社会的背景和核心任务,提出应健全和完善“政府—社会组织—市场主体”的组织架构,促进政府与市场协同互动、合作互补,构建“强政府—强市场”的协同“双强”模式。     

安理会的扩大与《联合国宪章》的修改 --法律角度的修宪程序分析

安理会的扩大须经过对《宪章》的修改才能完成。在《宪章》规定的两种修宪程序中,第108条模式”是目前修宪时最可能采用的模式。即首先联大通过修正案决议,然后交由会员国批准。操作中,每个步骤又可以有“一揽子”或“分项”的不同处理,因而产生出可以选择的操作步骤组合。目前各方对安理会扩大方案的最大争议在于,是否增加常任理事国。增常与否两种选择在争取《宪章》修改的操作层面也存在不同。对于追求“增常”的方案,最有效的程序选择是:在联大讨论阶段,采取分项讨论和分别通过决议的方式(第一个决议确立增加常任理事国;第二个再确定新增者名单);在批准阶段寻求一揽子的批准。对于支持和反对者,第一个决议能否通过是成败的关键。     

日本谋求常任理事国进程中的ODA外交

冷战结束后的10年间,日本0DA的金额每年都位居世界第一,日本以此作为谋求成为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的重要外交手段,这一阶段日本的0DA也从以谋求经济利益为主要目标转变为更重视政治利益的外交手段.     

联合国发展机制评析

联合国有一套庞大的发展系统和用于发展的经费预算,来实施宪章中关于发展的宗旨.该套机制的建构、发展、运行及发展业务的操作代表了联合国发展职能的履行和业绩.但联合国作为全球发展的协调中心,在机制上存在着明显缺陷,有待进行关键性的改革.     

日本国家安全保障会议探析

国家安全决策机制是整个国家政权体系的基本构成,是国家权力安排的重要组织表现,也是公民安全诉求的主要凭借。以1947年美国成立国家安全委员会为起点,世界各主要国家无不结合本国实际,积极探索"国安委"模式的建构。安倍内阁为突破战后体制束缚,谋求使日本成为正常国家,在经济、政治、军事上全面出击,其标志性事件就是日本国家安全保障会议的革新。它以国家安全保障局为机构依托,辅之《国家安全保障会议设置法》与《特定秘密保护法》,借力美国"亚太再平衡"战略,为日本安保体制带来战术和战略层面的双重改善,是安倍集权外向扩张的先兆,将给中日关系、东亚局势产生诸多不确定性因素。     

安南联合国改革报告评析

安南秘书长2005年3月21日提出的题为《大自由:实现人人共享的发展、安全和人权》的改革报告,试图为联合国应对新世纪国际和平与安全面临的威胁“建立一个全球合作和具体行动的新时代的蓝图”。报告提出了不少新的概念和建议,但主要反映美国为首的西方大国的观点和主张。从各方反应看,各国对报告的分歧意见和提出的问题很多,主要集中在7个方面:什么是当前世界面临的主要威胁、把所谓“集体保护的责任”作为“新的(国际)规范”问题、使用武力的合法性标准问题、防止大规模杀伤性武器扩散问题、恐怖主义定义问题、设立小规模的人权理事会问题和安理会改革问题。     

恐怖主义对国际和平与安全的影响--兼评安理会的相关立场

安理会是联合国集体安全制度的核心机关 ,在打击恐怖主义方面起着独特和举足轻重的作用。它从对国际和平与安全影响的角度审视恐怖主义 ,并以联合国集体安全制度对抗恐怖主义。它对恐怖主义对国际和平与安全影响的认识经历了逐渐深入的过程。目前 ,这一认识的框架已基本形成。     

联合国人权理事会法律制度探析

2006年3月15日,第60届联合国大会通过决议,设立联合国人权理事会,取代已运行60年的联合国人权委员会。作为联大权力之下的指导和协调联合国人权活动的机关,新的人权理事会在其职权范围、法律机制和执行能力等方面都体现了对其前身——人权委员会的扬弃。特别是“普遍定期审查”机制的创建和建议权的行使等,可以使人权理事会更好地发挥作用。我国应继续参与联合国人权理事会各项规则的制定,与发展中国家和发达国家一道,推动世界人权事业的发展。     

试析法律在联合国集体安全体制中的作用

法律是构建联合国集体安全体制中的重要工具,《联合国宪章》中有关集体安全的规定一定程度上保障了集体安全体制的成功。根据《联合国宪章》的有关规定,集体安全法即在禁止使用武力原则(第2条第4款)的基础上,对和平的威胁、违反或侵略行为采取行动的强制规范(第7章措施)。在充分吸取国联集体安全失败教训的基础上,《联合国宪章》不仅使联合国集体安全体制的政治基础法律化,同时又给予集体安全体制以更多的法律特征。体现各国政治意愿的国家利益与法并非完全矛盾,《联合国宪章》对于武力使用的严格限制正是法维护国际社会每一个成员国家利益的重要反映,集体安全体制中既有法律规则、也体现了政治现实。尽管现存集体安全体制还存在法规不完善等问题,但实践的发展明确要求法律作用的强化,以推动联合国改革朝着更加规则化的方向发展。     

中国社会保障改革：困境与出路

中国社会保障改革目前面临四大任务,即如何拯救城镇养老金制度、如何推动机关事业单位社保改革、如何解决被征地农民和农民工社保和如何对待农村社保。当前社保改革的困境,主要表现为“统帐结合”养老金制度濒临破产,但机关事业单位社保改革、被征地农民和农民工等社保却要同其“并轨”。社保改革走入困境,主要由于在社保改革的环境和背景、社保制度安排和改革方案设计、借鉴国际经验和社保改革推进方式等方面出现了偏差。深化社保改革,要在社保和企业竞争力、居民期望和政府责任、政府和市场等三个方面把握好平衡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