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人性预设看中西法律文化差异

基于解决人的问题,在每一项制度设计的背后,都必然暗含着对制度的主体——人及其本质有一个基本的假设。对人性的不同假设也导致了中西法律制度构架迥然而异,中国传统占主导地位的观点是采取人性善的假设,由此形成人治传统。而在西方则恰恰相反,基于对人性特别是政治家本性的悲观假设,由此形成法治传统。纵观中外思想史,以人性恶为基点的政治制度恰好弥补了人性善在政治制度设计中的不足。而作为现代社会一个基本制度的法治应基于双重的人性假设之上:在私域要对民众采用人性善的假设;而在公域要对当权者采用人性恶的假设。因为人性是恶的,所以法治是必须的,因为人性是善的,所以法治是可能的。     

行政学视域中的人性假设问题——近年来国内相关研究成果的总结与反思

学者们普遍认识到研究人性假设问题对于行政学理论与实践发展的必要性和重要性,在借鉴和继承中西方传统人性假设理论的基础上,提出了诸多新的人性假设构想,探讨了人性假设与行政实践的关系等问题。但研究中仍存在一些问题,究其原因,是由于学者们研究没有从"人性"三大矛盾的困境中解脱出来。进一步推进行政学人性假设研究,应该以马克思主义人性观为指导,重视人性研究的层次性和研究方法的多样性,坚持与当代中国政府管理实际相结合。     

人性假设——学校管理理念的核心

学校管理作为一种专业管理,其管理理念是建立在一定的人性假设基础之上,并随着人性假设理论的发展而发展。无论是性善论、性恶论、性无善无恶论,还是X理论、Y理论、Z理论,虽然中外这些关于人性假设的理论名称有异,但他们之间总存在着对应关系。根据人性假设,形成学校管理理念,对指导学校管理有着现实意义。     

制度设计的人性论基础刍议

影响制度设计的因素是多种多样的,但任何制度设计都是以一定的人性假设为依据的.作为个体性人的"善""恶"的预设和作为社会性的个人角色的定位,在不同的国家、不同的时代,构成不同制度设计的基础.伴随先进生产力的发展和新型生产关系的产生,制度设计是否符合时代精神,是否逐渐突显人文关怀,能否将制度设计与人性化有效结合,极具现实意义.     

从“人性假设”比较看中西管理异同

人性假设是中西管理理论与实践中的一个重要问题。在管理思想史上,人性假设中国以性善论、性恶论等为代表,而西方则以经济人假设、社会人假设、自我实现人假设和复杂人假设为代表。本文对中西的"人性假设"进行比较分析,探析中西管理思想的异同。     

基于“人”之观点的公共行政研究

公共行政的发展绕不开"人"的话题。关于人的认识与假设一直都在影响和伴随着该学科与实务领域的演进。在公共行政发展史上,曾出现过将人视为机器辅助物的"物化人"、重视人际关系的"社会人"。同时,还存在着基于利益要求的不同人性假设:一种天然的服务于公共利益的"公共性"品格,一种追求自我私利最大化的"自利性"品质,及一种基于公共利益与自我利益满足为行为动机的"复杂性"本质。对人的不同看法与对人性的不同假设导致出现了不同的行政学理论及实务中的不同行政方式。     

论犯罪预防的哲学基础

犯罪预防的目标是防患于未然,其哲学基础是人性的恶与善及人的理性与非理性。人性恶、人的非理性使犯罪预防具有必要性;人性善、人的理性使犯罪预防具有可能性。应注意犯罪预防的可能性与现实性的界限。     

科层制的人性假设悖论及其解决：一个公共选择理论的视角

要探究科层制的弊端及其克服途径,人性假设理论可能是一个有效的途径。科层制在微观层面包含了对人性的"经济人"假设,并把这种假设发挥到极致,另一方面以为建立在微观"经济人"基础上的科层制在整体(宏观层面)克服了"经济人"的弊端,成为一个无条件的"公共利益"的代表,从而使科层制在人性假设方面存在的理论逻辑上的前后矛盾。这几乎导致了科层制与生俱来的缺陷。要建立理性科层制,就必须从科层制的人性假设入手,解决科层制在人性假设上的悖论。     

宪政中的人性预设与制度安排--"以德治国"的宪政分析

任何一种制度安排,都应该是建立在特定的人性认识基础之上的.法治与宪政自然也不例外."性善"与"性恶"这两种不同的人性预设,构成了中国的"德治"与西方的"法治"两种不同的政治文化.而对人性"恶"的假设,构成了西方国家宪政的理论基础.这种假设固然有其合理的一面,但缺陷也是非常明显的,那就是它在实际的运作中,有可能背离宪政的对权力进行制约以达到对权利进行保护的初衷.中国要进行宪政建设,实行依法治国,必须继承西方国家的有益经验和制度,同时应充分吸收、借鉴和发掘中国文化传统中合理的"德治"思想,作为"依法治国"的补充.这是将"以德治国"纳入我国宪政机制的合理依据.     

人性、人道、人权——刑法之“三原色”

刑法学是以犯罪为研究对象的,犯罪是一种恶,即刑法学是一门研究恶的学问。正因为刑法学研究恶,才要求我们的研究者有一种善的冲动,让人们才能更向往善。而人性、人道、人权是支持刑法学善的背后精神力量。人性是刑法的理论的哲学基础,人道是刑法的人文关怀的体现,人权则是由"人"而展开的刑法的终极价值追求,而追求刑法上的人性、人道、人权,就像色光三原色,三种等量的组合可以得到白色,才能最终实现刑法上的公平正义。     

人性假设视角下的公安高校教师激励机制浅析

激励机制是管理学的重要内容。公安高校教师的激励应建立在对教师人性假设基础之上,不同的人性假设,采取不同的激励策略。应从经济人、知识人、政治人和社会人等人性假设出发,有针对性地提出公安院校教师激励机制构建的基本思路,以期更加适应公安事业发展的需要。     

公共选择理论对现代行政法治的启示

公共选择理论统一了政治领域的人性假设与市场领域内的人性假设,统一了行政主体和行政相对人的行为动机,克服了传统行政法理论在行为动机假设上的逻辑矛盾,为理顺行政主体与行政相对人之间的关系提供了基本的理论依据,对现代行政法治很有启示:一是要正视合理私利,加强权力制约;二是要引入竞争机制,形成内外激励;三是要重视程序制度建设,保障公民参与权;四是要放松全面管制,推进社会自治。     

“能动生存人”：教学管理的逻辑起点

任何一种管理理论或方法均以一定的人性假设为基础和逻辑起点.教学管理活动的特殊性使普通管理学的人性假设不适宜于此,应将教学管理的主客体定位于"能动生存人"这一逻辑起点上,以满足教学管理的特殊要求.将"能动生存人"作为教学管理理论的人性假设,就应该从对人的生命的深刻体悟出发、从人的生存性出发、从人的能动性出发来实施教学管理.     

中国古代人性观和西方现代“人性假设“的比较

中国古代的人性观和现代西方"人性假设"有着重大的差别.中国古代人性观产生于农业经济时代,其出发点是为统治阶级加强统治服务的,其结构为平面线性结构,其研究方法为经验感悟法,其人性观的本质是人的道德属性;西方现代"人性假设"产生于经济、文化、技术高度发达的现代工业社会,其出发点是企业的经济效益,其结构为主体螺旋结构,其研究方法为科学的观察、调查、测验和实验等实证法,其人性观的本质是人的心理和社会属性.     

加尔文主义对美国政治观念的影响

加尔文主义作为一种神学体系,和其他的神学体系一样,都包含着对世界和人性的看法。而一个人的世界观和人性观决定了现实中对政治模式的选择。美国政治观念中的"权力制约"、"有限政府"、"地方自治"等观念都基于一种对世界和人性的判断。最初到达新大陆的美国殖民者和美国制宪先贤们很多受到加尔文主义的影响。因此,加尔文主义和美国的政治观念之间存在重大关联。加尔文教派在美国实行的长老制和会众制(公理制教会)治理方式,构成了美国政治制度中代表制和分权政府的社会基础。美国历史学家班克罗夫特甚至认为,加尔文才是真正的"美国之父"。     

人性视阈中政治制度设定的合法性问题分析

伴随着公民政治人格的发展与完善,制度建构的合法性问题日益凸显,并成为政治学研究的重要问题之一。对历史上中西传统人性观进行研究,以便揭示出人性本质,并为政治制度建构提供人性根源的依据,导正政治制度安排中合法性缺失的偏差,具有重要的理论及现实意义。     

大学语文--人性教育的重要课堂

大学语文课程在传布传统人文精神的同时,还应加强学生对"善"与"恶"的辨析能力,学会对"理"与"欲"的处理协调,建立起健全美好的人性.     

人性假设运用于中国公共行政的原则与路径

人性假设运用于当代中国公共行政应该符合阶级的、历史的、实践的和时代的四个原则。人性假设运用于中国公共行政的正确路径就是要按照上述原则对当代中国公共行政中人性假设的运用情况进行梳理和反思。具体说来，就是要坚持以马克思主义人性观为指导；对公共行政进行人性的反思；坚持与当代中国公共行政管理实际相结合。     

“聚合”还是“整合”:中国特色政党制度的完善与发展

在面对当今世界政治多元化和西方多党制度的冲击与影响下,以及国内经济社会多样化发展趋势的深刻变化环境中,作为中国政治制度之一的中国特色政党制度如何适应国内外经济社会的变化,民主政治发展的需要,在坚持中如何进一步完善其自身的制度设计则显得更为重要了。而在《重新发现制度:政治学的组织基础》一书中,詹姆斯·G·马奇和约翰·奥尔森针对制度设计如何使政治制度成为一个实现民主的工具,依据对"人民主权"理论的不同理解归纳了两种不同的政治制度,即"聚合式政治制度"和"整合式政治制度",也许"聚合式政治制度"和"整合式政治制度"这两种制度设计的区别对评价中国特色政党制度,以及中国特色政党制度的完善与发展有着重要的启示意义。     

政府生态责任终身追究制的释读与构建

政府生态责任终身追究制的兴起是建设责任政府和生态型政府的必然要求。生态环境问题的隐蔽性和长期性,我国现行党政干部任职的短期性和流动性特征,使破解政府生态环境保护失职与失责以及责任追究成为难题。构建生态责任终身追究制将有利于进一步增强政府的生态责任心、生态公信力、生态公平性以及生态治理能力与水平。但是,目前政府生态责任终身追究启动标准不确定,追究主体、追究对象、责任承担形式均不明晰,配套制度也不完善。政府生态责任终身追究的理论基础是"人性恶"与"人性善"假设的统一,其制度建构则要达到启动标准的确定性与不确定性的统一、追究主体的分工与合作的统一、追究对象的分别担责与共同担责的统一、责任承担形式的法律责任与道德责任的统一以及制度建设的阶段性与过程性的统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