需罚性在犯罪论体系中的功能与定位

作为对我国近年来发生争议的热点案件的一个理论回应,需罚性在犯罪论体系中的功能与定位被提出。我国目前的犯罪论体系均是以应罚性为中心展开的,缺乏对需罚性的判断,从而带来严重的理论与实践困境。犯罪论体系须认真对待刑法体系内的应罚性与刑法体系外的需罚性。从理论上,需罚性就是从刑事政策或宪法上判断有无刑罚处罚的必要性,是以预防的必要性为理论根据架设起刑事政策或宪法与刑法体系之间的桥梁,具有兼顾体系正义与个案正义的合目的性。同时,将需罚性导入我国犯罪论体系具有立法与司法基础,与我国实定法之间具有融贯性。我国应当建构应罚性与需罚性并重的犯罪论体系。     

案发前退还诈骗款物的规制考量

最高法研究室对“申付强诈骗案”的电话答复是针对特定个案裁判的处理,该答复不能适用于所有的诈骗案件。行为人在案发前退还部分或全部诈骗款物的行为,本质上是犯罪既遂后的认罪悔罪表现,不应影响入罪评判环节的“可罚性”判断,只应影响刑罚裁量环节的“需罚性”决断。司法实践不能为规避事实认定中的非法占有故意问题与规范评价中的诈骗数额确定疑难,对退还的诈骗数额采取绝对扣减的做法,而应结合个案答复的法律要旨和有关诈骗案件办理的司法解释规定,区分不同款物的返还情况和可能出现的法律处理结果,在保证刑法严肃性和刑事追究的前提下,妥善处理个案中法律适用的“可罚性”判断与“需罚性”裁量。     

论刑法教义学视野下的“帮助自杀行为”——以我国“孝子弑母案”为例

本文由“孝子弑母”被法院以故意杀人罪科处刑罚为切入点,从刑法教义学的角度分析了帮助自杀行为不同于共同犯罪中的帮助行为,也不具有间接正犯的性质.根据实行行为的定型性理论,厘清了“复杂的帮助自杀行为”和“单纯的帮助自杀行为”两种样态,认为只有“单纯的帮助自杀行为”才是真正意义上的帮助自杀行为.基于对罪刑法定的基本原则、刑法谦抑性和情理法相结合的综合分析,帮助自杀行为不具有刑事可罚性,在我国不应作为犯罪来科处刑罚.     

大陆法系关于原因自由行为可罚性的根据探讨

原因自由行为，从构造上看，由原因行为和结果行为构成。对原因自由行为的可罚性理论，不同学者的分类学说各有千秋，从原因自由行为的实行行为存在于原因行为还是结果行为，分为原因行为说和结果行为说；从着眼于“实行行为与责任同时存在”原则，坚守原则还是弱化原则亦或是主张原则的例外，分为原则维持说、原则修正说和例外说。本文认为，中国刑法理论中的犯罪构成与德、日刑法理论中的构成要件具有一定的继受关系。为了统一关于原因自由行为的理论基础，认为以例外模式与构成要件模式为基础，论及创造的折中模式。     

违法的统一性、相对性与可罚的违法性理论

可罚的违法性理论是德日国家刑法中的重要理论。近年来,“可罚的违法性”这一概念虽被消解在实质的违法性中,但是这一理论却在实质的违法性理论中居于重要地位。违法的统一性、相对性与可罚的违法性理论存在千丝万缕的联系,探讨这种内在关联,对于我国刑法理论以及司法实务借鉴可罚的违法性理论具有重大价值和意义。     

不能犯未遂可罚性综述

本文系作者对中外不能犯未遂可罚性问题的综述,特别是对我国理论界对不能犯未遂可罚性的相关学说进行综述。我国刑法理论对不能犯未遂的可罚性的理论主要是通过对西方刑法理论和我国原有通说的对比中产生的,本文在对德、日不能犯理论现状和立法规定阐述的基础上对我国刑法学界关于不能犯未遂的思考进行初步的介绍。     

情节犯及相关问题研究

关于情节犯中“情节严重”是否为犯罪构成要件,学界有肯定论与否定论之争。笔者认为可将其理解为一种“开放性构成要件”。我国犯罪构成中的“情节严重”,发挥了大陆法系刑法理论中“可罚的违法性”的作用,但不同于“客观处罚条件”。情节犯的立法模式与罪刑法定原则中的明确性原则并无不可调和的冲突,它实际上是现代法治条件下立法权与司法权妥协的产物。     

应废止“单罚制单位犯罪”

我国刑法理论一般认为我国刑法对单位犯罪采取的是以双罚制为主,以单罚制为辅的处罚原则。但是,笔者认为,不论当初的立法原意如何,刑法中单罚制单位犯罪的规定应及时加以修正,即刑法中所谓的单罚制单位犯罪并不是单位犯罪,刑法中不应该存在所谓的单罚制单位犯罪,理由是:     

《联合国反腐败公约》中双重可罚性引渡原则研究

双重可罚性原则是《联合国反腐败公约》中腐败犯罪引渡的首要原则。双重可罚性原则与引渡的其它原则,如双重犯罪原则、相同原则以及相互主义等既有联系又有区别。为了促进对腐败犯罪行为的国际引渡与合作,《公约》还规定了双重可罚性原则的例外。我国现行《引渡法》确立的是双重犯罪原则,因此有必要修订为双重可罚性原则,并在腐败等犯罪行为上突破双重可罚性原则的限制。     

周志刚诉镇江某交巡警大队行政处罚案——以交通行政案件为例析如何运用“一事不再罚”原则

本文以一则交通行政处罚案为例，分析了一事不再罚原则的内涵，进而具体研究一事不再罚原则的“不再罚”和“同一违法行为”的界定标准，最后简单对该案进行了评述。     

可罚性理论：对可罚的违法性理论的超越

因遭遇违法性是一元还是二元的分歧以及自身对“可罚性”的视野局限，故可罚的违法性理论应提升为可罚性理论，从而实现一种超越。在可罚性理论的视野下，阶层式犯罪论体系应是“可罚的构成要件该当性—可罚的违法性—可罚的有责性”。在可罚性理论视野下的阶层式犯罪论体系，应是一个保障人权功能更加健全有力的犯罪论体系。     

论一事不再罚原则

我国行政处罚领域应该存在一事不再罚原则。其中,一事指符合一个行政违法构成要件的行为;不再罚指除非法律有特别规定,行政主体只能给予一个和一次处罚。复杂的事数形态和法条竞合领域也应贯彻一事不再罚原则,但基于行政处罚主体的多样性,现行处罚种类性质上的不纯真性、过罚相当的有效性,该原则应该存在必要的例外。     

单位犯罪立法完善之我见

单位犯罪来源于英美法系中的法人犯罪，大陆法系在传统上则采取个人责任原则，坚持罗马法奉行的“法人不能违反可罚行为”原则而否认法人的犯罪主体资格。在我国，关于法人或单位犯罪１０几年前特别是从１９８７年１月《海关法》颁行以后曾经是刑法理论界、立法界和司法实务界及社会公众普遍关注的一个焦点，尤其是单位或法人能否成为我国刑法中的犯罪主体问题，肯定派和否定派针锋相对、各抒己见、相持不下，并且普遍采用法人犯罪的提法。随着１９９７《刑法》的颁布和实施，单位得作为犯罪主体并可被判处刑罚在立法上得到了最终肯定，而且…     

论罪刑均衡的司法模式

罪刑均衡原则作为刑法的一个重要基本原则,是支撑刑法学发展的一个重要指标。在具体的司法实践中,错综复杂的案情以及层出不穷的社会问题,为实现刑法的公平正义以及追求最为均衡的刑罚裁量,带来了不小困难。现代文明社会要求严格恪守罪刑法定原则,罪刑均衡更成为一个司法层面的问题。然而,司法的过程是复杂的,在司法的过程中,司法界精英们发挥了重要的引导和规范功能。通过对刑罚裁量过程中各种辩证关系的分析和论证,努力寻求一种适合我国国情的罪刑均衡的司法模式。因此,在刑罚裁量的过程中,既要实现公平与效率的平衡,又要从法益侵害及行为人特质二元的衡量标准出发,实现应罚性与需罚性的平衡。最后,以刑罚的效果和民众的接受度作为刑罚适当的重要衡量标准,将刑罚裁量的量刑法理学模式与量刑社会学模式有机结合起来,并建议引入量刑听证制度,从司法的层面积极实现罪刑的均衡。     

行为规范与裁判规范分离下法定犯的限缩方案

应当重新审视法定犯的刑法规范属性,从行为规范与裁判规范的统一论转向分离论。行为规范与裁判规范统一论混同了立法和司法原理,势必得出行为成立犯罪就一定处罚的结论,这不仅与司法实践不一致,也会导致在立法扩张的同时加剧司法的进一步扩张。刑法立法的类型性和抽象性,为分离论提供了充分的依据,刑法立法不可能完全杜绝司法的个案裁量,司法可以在立法的框架下针对个案予以情景化判断。分离论有助于形成“立法扩张+司法限缩”的模式,促进个案裁判的实质公正。分离论符合司法综合判断的立场,通过裁判对刑法规范的具体适用予以实践性建构,可弥补刑法立法偏重一般性的不足。分离论有助于实现犯罪的分层评价,行为规范的主要功能在于宣示行为的规范违反性,裁判规范则侧重处罚必要性的判断。基于法定犯行为规范与裁判规范的分离论思路,首先,应当摒弃形式化的机械认定犯罪的思路,强化刑法规范目的对于刑事违法判断的制约,避免行政法和刑法规范目的混淆,同时避免后果主义对构成要件的“软化解释”。其次,注重法定犯罪量要素的客观判断,在认定模糊罪量要素时,应当坚持客观违法的立场。最后,应当建构法定犯应罚性与需罚性区分的司法逻辑,应罚性是以罪刑法定原则为...     

论陷害教唆的可罚性

什么是陷害教唆，陷害教唆与侦查陷阱是否同一，陷害教唆是否教唆犯。陷害教唆是否具有可罚性等问题在中外刑法理论界存在激烈的争议，本文在评议诸说的基础上，对陷害教唆的教唆性以及其可罚性问题提出了自己的看法。     

着手理论的消解与可罚行为起点的重构

把一个固定的着手“点”预定为可罚行为起点,违反了刑法作为经验科学的规律,这是形而上学的自然科学主义思维,在今天应当被清算;而中国的着手理论更非可罚行为起点;因此,再建可罚行为起点理论是刑法学的一项基础性工作。可罚行为起点应当从罪过的明确性、主体推动犯罪进行的不停顿性、行为的危险性和形式上的非法性等四个方面进行综合的具体判断。     

可罚的违法性理论:中日刑法之比较考察

可罚的违法性理论强调刑事违法行为应当具有科处刑罚程度的质和量。日本学理和司法实践中广泛讨论可罚的违法性理论,实务中也多有应用;我国同样存在与之相类似的罪量概念。由于中日刑事立法和司法上的诸多差异,相似制度的适用效果也有许多不同。对于我国刑法中的罪量以及与之相关的问题,本文进行了一体化的探讨。不主张将可罚的违法性理论全盘纳入,而应当吸收该理论的精神实质,促进我国的刑事法制建设。     

原因自由行为可罚性问题探讨

本文围绕着原因自由行为的界定、学说争论以及国外相关立法的规定展开论述,进而在刑法语境下从主体要件、客体要件、主观要件和客观要件四个方面对我国的原因自由行为可罚性重构作了简要的分析和论述。     

我国刑法完善应当遵循的几个原则——以“刑法修正案”为主要视角

将“刑法修正案”作为当前乃至今后一段时间我国刑法完善的基本模式,符合转型时期刑法修改较为频繁的现实需要而又有利于保持刑法典的完整性和稳定性,表明了我国刑法立法技术正在走向成熟.但是“刑法修正案”在使用上也存在一些需要改进的问题,其中主要是超越自身功能的“越位”问题,另外也有“缺位”问题.为了更好地发挥“刑法修正案”在刑法完善过程中的作用,应当切实遵循合法性、系统性和比例性原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