通过乡村善治构建和谐乡村

本文运用治理与善治理论,从我国乡村治理的历史起点及演进逻辑出发,站在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和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现实角度,探讨我国乡村治理的目标模式和实现路径,提出"通过乡村善治构建和谐乡村"的理论思考。     

浅谈我国"乡村旅游"的理论研究趋势

我国“乡村旅游”的研究起步较晚,但发展很快,从起步开始到进入初步的阶段,再到现在的初具规模,只经历了二十多年的时间。学者们的研究从开始时的乡村旅游发展模式研究,步步深化,到现在把目光又集中在了乡村旅游与环境的保护、乡村旅游经济的可持续发展等方面问题上。本文意在对过去二十多年来我国乡村旅游的理论研究与发展趋势做一个基本的概述。     

民国时期的乡村文化危机与乡村教育

科举制的废除,直接导致了传统四民社会的解体,西方新的教育制度,在广大的乡村社会却是迷样的模糊,整个乡村在文化层次上陷入了社会嬗变的深渊中。广大知识分子试图通过教育的改变来化解乡村文化危机,并身体力行进行了大量的实践。深入剖析乡村文化危机与乡村教育的关系,能进一步凸显民国时期的乡村社会演进的历史轨迹。     

南宋乡村治理中的乡村精英及其当代启示

南宋乡村社会与当代中国的乡村社会发展有着诸多的相似之处。研究南宋乡村精英参与乡村治理的实践可以为当前乡村社会治理提供有益的历史经验。南宋乡村精英在国家的鼓励、个人利益驱动、社会文化道德教化等因素的影响下积极参与乡村社会治理的事务,发挥着积极作用。南宋乡村治理经验的启示是,国家要采用相关鼓励和引导措施,要处理好先富与后富的关系,并重视道德文化教育的作用,才能实现乡村社会多元主体在法律框架下对于乡村社会的良性治理。     

乡村振兴背景下的乡村价值传承——以P村为例

乡村振兴战略是实现乡村发展的重要指导,近些年,浙江省加大对乡村保护和建设的力度,从建设美好人居环境和传承优秀文化等方面实现乡村的可持续发展。P村在政策的指导下,深入挖掘了村落的生态价值、文化价值以及教化价值,并以村落为载体实现了乡村多元价值的传承。     

乡村振兴语境下培育乡村文化自信:价值、困境与进路

乡村文化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和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培育乡村文化自信,对推进乡村全面振兴("振兴说")、促进农业农村现代化("三农说")和助力乡村治理现代化("治理说")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由于新型城镇化的快速发展、日新月异的城市文化冲击、乡村文化本身创新性不足等因素影响,乡村文化自信培育面临困境。有效提升乡村文化自信,必须在把准价值导向、契合主体需求、夯实现实基础、激发多元参与和实现转化创新等方面着力。     

乡村振兴背景下发展乡村生态旅游的行动策略

发展乡村生态旅游与促进乡村振兴具有显著耦合关系,发展乡村生态旅游有助于促进乡村产业兴旺、生态宜居,有助于改善乡村社会治理和提高村民收入水平,对实现乡村全面振兴具有独特价值。当前,乡村生态旅游发展主要存在项目同质化、经营管理粗放、融资困难、人才短缺、环境污染较为严重等问题。基于此,今后要发展好乡村生态旅游,带动乡村振兴,应着力发挥政府主导作用,推动产业转型提质;大力培育新型经营主体,增强其发展内能;加快完善融资政策措施,夯实融资保障;创新农村人才工作,强化人才支撑;加强生态环境保护工作,厚植生态资源优势。     

推动乡村旅游绿色发展探析

近年来,乡村旅游快速增长,成为发展生态经济,带动农民收入增长,推动农村产业振兴的助推器。在抗击新冠疫情背景下,乡村旅游又助力复工复产、拉动了经济恢复和发展。新时代推动乡村旅游绿色发展,要进一步明确新时代乡村旅游功能定位,实现乡村旅游、休闲农业与乡村生态振兴、旅游扶贫脱贫、决胜全面小康社会建设的有机结合。     

乡村振兴战略背景下的乡村创新创业研究

乡村创新创业是大众创业、万众创新的重要力量,它既是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的重要载体。推进乡村创新创业有助于缓解乡村人口流出的不利影响、为解决"谁来种地"提供经营主体、开辟农民就业增收新渠道、满足居民食品消费升级需求、加速城乡融合发展以及促进共同富裕。在乡村创新创业人数不断增加、新模式不断涌现和制度环境不断优化的背景下,推进乡村创新创业要重点解决人、地、资金和公共服务供给等问题。即:要提高乡村创新创业主体的人力资本水平,实现人才引得来;完善乡村创新创业用地政策,实现经营有保障;深化农村乡村创新创业的金融系统性改革,实现资金能满足;提升农村基本公共服务水平,实现人才留得住。     

技术如何更智慧：农村发展中的数字乡村性与智慧乡村建设

乡村与数字技术在不同空间尺度上交织,当代农村正在出现全新的数字乡村性。技术连接性的研究视角强调了数字技术对于农村发展的解放潜能,但却忽略了对技术干预多维后果的考察,容易带来技术目标论的观点。“技术”与“智慧”之间不能简单等同,数字技术为农村发展带来数字资本的同时,也使得农村陷入“技术不智慧”和“技术升级、智慧降级”的发展困境。乡村数字化发展有待于全面实现从数字化到智慧化的迈进,进一步突出“人”的独特性、内生性、能动性和可及能力。如何实现技术增强型的“智慧乡村”,可以从社会、道德、自觉、抗逆力以及技术5个维度来综合考虑“智慧”概念及其在乡村数字化建设中的引入和衔接。     

论陶行知乡村教育思想

陶行知是中国近代乡村教育的先驱者之一,他的乡村教育思想是在长期的实践中形成和发展的,他认为乡村教育的内容应该是“整个的乡村生活”,“活的乡村教育要有活的教育方法”,即教学做合一。乡村教育的关键是在乡村中培养的乡村教师。陶行知的乡村教育思想对今天的农村教育实践仍具有重要意义。     

传媒中的"他者":浅析乡村话语边缘化现象

大众传媒将乡村话语作为一种异于现代化的"他者"而呈现,在形象塑造、价值取向、利益表达上建构着一个"他者化"的农村.媒体自身的经济利益追求、现代性作为价值判断的标尺,以及媒体从业者的中产阶级化共同造就了乡村话语的边缘化.     

地权纠纷与乡村治理的"困境"——来自湖北S镇的调查

随着国家惠农政策的实施以及土地价值的上升,土地权属的争议也开始大量涌现.在S镇,当前土地纠纷主要包括三种基本类型:农户之间的土地争议、农户与村委会之间的土地争议以及村民小组与村委会之间的土地争议.从对三类纠纷的分析中可以发现,面对各种围绕地权的冲突,乡村两级组织陷入了无法进行有效治理的困境之中,进而影响了新的地权秩序的生成.地权的权属争议因利益而凸显,土地问题的症结不仅仅是一个产权制度如何建设的问题,更是一个如何实现基层社会良性治理的问题.     

国内数字乡村研究热点及演进趋势

运用Citespace文献计量软件可视化分析发现，中国数字乡村研究大体经历三个阶段，即研究初始期(2016年以前)、缓慢增长期(2017年—2019年)和快速增长期(2020年至今)。研究热点体现在数字乡村的理论阐释、数字乡村与经济发展、数字乡村与乡村治理、数字乡村与乡村振兴以及数字乡村的困境及破解路径五个方面。研究演进趋势主要表现为研究热度具有明显的政策导向性、研究内容从关注数字乡村经济到关注数字乡村全面发展、研究方法以经验研究为主。研究演进趋势主要受国家层面的宏观政策、社会层面的乡村社会转型与发展、个体层面的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与追求等因素的影响。     

乡村治理创新——基于永济蒲韩乡村社区的考察

山西永济蒲韩乡村社区是以蒲州镇农民协会为组织载体、跨越永济市蒲州镇和韩阳镇两大镇级行政区的融科技服务、文化娱乐、学习讨论、企业运营、公益事业为一体的"综合性乡村社区"治理模式。这种模式是一种新的制度创新,代表未来我国农民组织化的发展方向。其特点:一是蒲韩镇农业协会是综合社区性合作组织而不是专业经济合作组织;二是经济合作与公共服务为组织的两大发展主线;三是自下而上与政府支持相结合。蒲韩乡村社区发展的内在动力是:农民的需求、乡村精英的引导和良性的组织发展模式及利益激励机制;其发展的外在动力是:市场推动、政府部门的积极引导和非营利组织的扶持与推动。但蒲韩乡村社区发展仍然面临着困境和问题:即政策支持乏力和法律地位缺失,组织制度困境,与农村两委及地方政府关系困境,综合性组织的管理模式和风险承担困境。"综合性乡村社区"治理模式的发展取向:国家政策法规支持和组织性质认定,完善制度建设,实现良性发展,明确协会组织与农村两委及地方政府的关系,创新组织管理模式,应对各种危机和挑战。     

全球化背景下的乡村社区研究

郊区城市化在大多数工业化国家尤其是美国进展迅速,它已成为一个真正的全球性现象。城市近郊及远郊的快速发展,正在悄然改变着乡村地区。城市远郊发展,郊区边缘发展,城市向郊区蔓延及乡村城市化都很好地描述了农村地区转变为城市地区的过程。反城市化情绪大大刺激了城市郊区的发展,以及国家用于土地使用、规划、交通系统等项目的开支大大刺激了这种生产、需求和选择。这种发展模式有其必然性的一面,同时也带来了一些社会和环境的负面效应。     

现代乡村治理方式探究

中国的现代化进程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农村现代化进程,没有农村的现代化就没有中国的现代化。乡村治理问题是农村现代化建设的核心问题,所以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乡村治理机制,是我国现代化的必由之路。乡村治理由来已久,但是过去的治理模式已经不适合经济高速发展的现代社会,中国经济的快速发展使得农村的面貌也焕然一新,农民也不再是传统意义上的种地的没文化的人,所以现代乡村治理方式的探究对于农村的发展进步有着重大的理论和实践意义。试从乡村治理的现状出发,探究新的出路。     

漳州乡村民俗旅游资源开发

针对漳州乡村民俗旅游资源开发现状及存在的问题,主要从开发模式的选择、精品旅游的设计、旅游资源的合作、旅游人才的培养等几个方面出发,深入挖掘区域乡村民俗旅游资源的开发,为漳州乡村民俗旅游的发展提供策略参考、以促进漳州市旅游业的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