乡镇政府行政管理职能与机构改革

市县乡机构改革是2001年全国改革工作总框架的重要组成部分.本文着重就乡镇政府行政管理职能与机构改革问题,从职能定位,存在的问题,改革的必要性和指导思想及探索改革的途径等四个方面进行了探讨.     

大部制视野下的城市政府行政审批机构建构

从大部制的视野和"行政三分"机制的思路来审视,城市政府行政审批机构(行政服务中心)的建立和发展,在建设服务型政府的目标和权力分离、制约的途径上,与大部制改革的内涵和方向是契合的.城市政府行政审批机构经历了内设机构模式、协调机构模式、准实权机构模式,从分散到集中、从无权到限权、从双轨到单轨,展示了一种机构的自然演进过程,其演进路径的方向是实权机构模式.摆脱现有三种机构模式的共同困境,破解部门利益阻碍的难题,通过理念重构、机制优化、流程再造和机构变革等方式,可以实现城市政府行政审批机构的实权机构模式的建构.     

中国政府机构中的弹性要素——基于议事协调机构的分析

议事协调机构是中国政府机构体系中的一个弹性要素。作为广泛存在于中国各级政府中的一种特殊组织模式,议事协调机构的弹性化特质主要表现为虚实相依的存在方式和倍量增减的运行过程,它们共同作用于议事协调机构的组织系统。以这些弹性化特质为认识基点,议事协调机构在未来可以逐步从一类机构过渡为一种机制,实现其在运行模式上的全面转型。     

行政机构改革的生态学分析——以广州市城管委为例

在我国行政机构改革深化中,广州市城管委的改革是广东省大部制改革的积极探索,也是大城管模式的有益探索。行政生态学是用生态学的方法来研究公共行政的一个行政分支学科,强调整个社会环境与公共行政的相互关系。由于行政系统内外的生态要素都对行政行为有重要作用,因此在行政生态学理论的基础上,利用行政系统内-行政系统外这一框架分析广州市城管委重建及其扩权现象,对于广州市城管委改革完善的方向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中国行政机构改革的回顾与前瞻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历了1982年、1988年、1992年、1998年和2003年五次行政机构改革,大部门制的改革正在进行中.大部门制是在新的历史条件下一次全新的改革,与前五次改革相比,改革的背景、改革的核心导向、改革的理论准备程度都不同.推行大部门制改革要明确:大部门制改革是一个渐进的过程,改革的核心是转变政府职能,推行大部门制要着力强化部门首长的协调与控制能力,推进与大部门制相适应的综合配套改革,加强对大部门制改革的理论研究,决策、执行、监督的分离与协调问题和推行大部门制的法律保障问题等.     

推进行政礼仪规范化建设的新视野

社会转型呼唤新的行政礼仪文化。政府应与时俱进 ,推进行政礼仪规范化建设 ,创新和丰富行政礼仪文化内涵 ,做到以礼行政 ,树立良好的政府形象     

行政事实行为的规范化分析

行政事实行为是行政法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而以行政事实行为的效力研究为逻辑起点，从主体、程序、诉讼、赔偿等发面展开讨论，从法律角度对行政事实行为予以规范，将有助于中国行政法制度体系的完善，推动依法行政的进程，更好地保护行政相对人的权利。     

理念传播视阈下的行政领导行为规范化

政府行政管理活动,行政领导的具体行政行为,公务员的自我管理及其政务活动的开展,均应有其理论基础和主导价值观.这种行政理念的传播需要规范化的行政领导行为、理性化的行政领导方式和双重的行政领导者的影响力.而行政领导行为选择的舍制度性、理性化、以及行政领导者双重影响力的合理建构是行政理念传播视阁下的规范行政领导行为的路径选择.     

明确政府职能 走出机构改革误区

从1978年改革开 放以来,中国政府已经先后进行了四次机构改革,但都难以走出精简之后再膨胀的循环圈。这其中的原因是复杂的,多方面的,它涉及到政治体制、经济体制、社会结     

中央政府机构改革的走向

在服务型政府的框架内,今后中央政府行政机构的发展,有必要致力于集中型大部门和分散型专门化机构之间的平衡调整正在进行的国务院机构改革,重点解决了宏观调控、能源环境、工业和信息化、交通运输行业和涉及民生改善的中央政府机构设置问题,实现了优化中央政府组织结构的阶段性目标。在2020年建立起比较完善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行政管理体制的总体改革目标下,今后几届政府的十二年中,中央政府机构设     

论学术型组织的组织学习

本文中我们所讨论的学术型组织的目标是科技的创新和人才的培养;其形成既可以是通过行政的方式,如具有行政编制的科研院系所等,也可以通过自发的方式,如以学科或研究方向组成的学术研究团队等;它的最终评价是科技创新的成果和人才培养的质量。根据圣吉博士提出的五项修炼模型,我们从以下五个方面讨论学术型组织中存在的共性特点及问题：     

“互联网+”环境下社会组织的结构转型与监管

互联网+环境使社会组织生存与发展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助推了社会组织的快速发展,但面对新形势和新要求,社会组织的管理模式也出现了新的变化。为此,社会组织在互联网+环境下只有主动调整与变革,加快进行组织结构的转型,才能顺应新时代的发展战略,增强社会组织战略适应性,发挥社会组织的作用。     

Designing Regulation Across Organizations: Assessing the Functions and Dimensions of Governance

In recent years, regulation scholars and policymakers have increasingly turned their attention to the role of inter-governmental organizational design in effective governance. The existing literature on regulatory design has provided important insights into the advantages and disadvantages of alternative structural options. This article synthesizes and builds on that literature by describing a novel framework for characterizing, analyzing, and structuring authority across public institutions. Drawing on examples from a range of jurisdictions, it highlights the value of this framework in identifying the values tradeoffs that should drive policymakers' decisions to choose among competing structural alternatives. The framework is founded on two important points. First, inter-governmental allocations of authority can be structured along three different dimensions. Failing to appreciate the existence of, and differences among, these dimensions can prompt misassessments of the reasons for existing regulatory failures and selection of structural allocations that do not suit the problems intended to be addressed. Second, allocations of authority can, and in many cases should, vary for disparate governmental functions. Differential functional allocations of authority can minimize obstacles to needed structural reforms and tailor inter-governmental relations in ways that best promote chosen regulatory values, such as efficiency, effectiveness, and accountability, as well as how allocational choices may and perhaps should vary depending on the governmental function being performed. Finally, the article suggests how future regulation and governance scholarship can harness this emerging framework to help build a body of empirical evidence upon which policymakers can draw in future regulatory design endeavors.     

公共组织的道德责任探源

组织是在一定的历史条件下诞生的,它的诞生正是为了完成一定的历史使命。道德责任是这些历史使命的一个重要部分。本文从组织的产生和发展两个基础层面阐述了组织承担道德责任的必然性。最后,又简要分析了道德责任的一般性内容。     

非营利组织的独立与自治

非营利组织作为一种民间志愿性组织,在发展社会福利、提高公众参与方面具有无可比拟的积极作用。但是,随着非营利组织数量的增加、规模的扩大及社会地位的提高,它却面临着丧失独立性、沦为政府附庸和商业公司的威胁。如何保持非营利组织的独立与自治、实现非营利组织的健康持续发展就成了我们应对的新挑战。非营利组织实现独立与自治的措施在于:强化非营利组织自身对独立性的追求与承诺;明确非营利组织使命,实现管理创新;采用透明的运作方式,提高组织公信度;扩大非营利组织间的交流与合作,提高部门竞争能力。     

试论法官自由裁量权的规制

我国的法官自由裁量权在理论与实践中均存在着诸多的问题.应从司法程序之内以及司法程序之外对法官自由裁量权的行使进行规制,前者包括证据规则、判决说理、公开审判等方面的制度制约,后者包括健全监督制约机制等方面的约束.     

中国古代乡村基层组织建设的史鉴管窥

中国古代是以农立国的农本国家,十分重视基层组织的建设。从周之乡遂到明清保甲,辗转相承,代有兴革,绵延不绝,积累了极其丰富的乡村基层组织建设的实践经验,为确保基层的和谐稳定和实现国家的稳固发展打下了坚实的基础。这些弥足珍贵的实践经验,对中国古代社会巩固基层、维持治安、寓教于民、保障民生、自治自立有着重要的现实意义,也对今天构建共建共治共享的现代基层社会治理新格局和全面推进乡村振兴战略具有重要的史鉴价值。     

我国非营利组织问责适应性探析

所谓非营利组织问责是指对非营利组织及其组织成员的一切行为和后果都必须而且能够追究责任的制度.但从我国的情况来看,由于种种原因,我国非营利组织问责面临重重困境:我国非营利组织公共责任界定的模糊;法律法规不健全及缺乏相关配套措施;问责的推行缺乏良好的社会生态环境;自我治理能力不强.要使非营利组织问责得以推行,一方面,需要有效地界定非营利组织的公共责任,加强自我治理,以促进自我问责;另一方面,需要一个较健全的外部环境,即把以法问责和以德问责结合起来的良好社会生态环境.     

论政府管制以及良好政府管制的原则

政府管制是政府运用公共权力，通过制定一定规则，对个人和组织的行为进行限制与调控的活动。政府管制有助于防止垄断，解决信息、外部性、内部性问题以及维护社会公正。政府管制并非万能的，也存在管制失灵的现象。政府管制改革的目的在于实现良好的管制。良好政府管制约基本原则包括：公共利益、必要性、可行性、开放性、法治、有效、协调、信息、比例、简明。良好管制是中国政府管制改革的标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