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辟以止辟”到“刑期于无刑”——唐律教化功能研究之三

受中国古代社会教化传统的影响，中国古代法律一直具有教化的色彩，作为中华法系典型代表的唐律更是具有鲜明的教化特性。在儒家法律教化思想基础上发展而成的唐代法律教化思想的指导下，唐律的诸多制度便具有了教化功能。唐律在实施的具体方式和追求的长远目标上，集中体现为“辟以止辟”和“刑期于无刑”,二者相辅相成，共同促使唐律教化特性和教化功能的形成。     

中国古代社会教化问题探讨

中国古代社会教化问题探讨全红一、社会教化的理论与内容所谓教化，即政教风化、教育感化。《诗·周南·关难序》载：“美教化，易风俗”。也比喻环境影响。《史记·三王世家》载：“传曰：‘蓬生麻中，不扶自直；白沙在泥中，与之俱黑’者，土地教化使之然也”。社会教化...     

论新媒体技术环境中的马克思主义传播创新

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历程，是马克思主义在中国从接受、创新到发展的过程，是马克思主义基于中国实际不断调整与优化的过程，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过程。新媒体技术的诞生和发展，为马克思主义的传播提供了新的平台与渠道。传播信息与传播环境的互动，使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和大众化在传播学上得以充分体现。新媒体技术的传播功能、新媒体时代的内容生产方式以及新媒体的传播渠道重构，赋予马克思主义传播以新的路径选择。传统媒体与新媒体的对接、融合、互动与创新，将推进马克思主义“三化”的进一步丰富和发展。     

试论媒体传播在培育积极社会情绪中的作用

媒体传播与社会情绪关系密切。厘清媒体传播对社会情绪培育的作用机制，对于汇聚社会发展的“正能量”，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意义重大。在探讨社会情绪的概念及其现实的基础上，分析媒体传播在社会情绪建构中的影响，提出推动积极媒体传播、培育积极社会情绪的相关举措。     

中国古代教化的基本经验与启示

中国古代教化主要思想表现在：追求个体和整体两个方面的教化目标，即理想人格、化民成俗；德礼教化为本、刑法教化为辅等多种教化并举；以文化人、教而化之；谨庠序之教，即学校教育是最重要的教化载体；社会教化要有一定的经济基础，强调先富后教。古代教化实践的基本经验体现在：建构教化体制和网络；通过多种手段掌握教化的主导权；运用多种制度支撑教化；重视示范作用。中国古代教化的思想与经验对今天的道德建设具有非常重要的借鉴作用。     

中国古代法“以刑为主”特点原因分析

中国古代法有“以刑为主”的特点。这需要从三个方面进行分析：一、中国古代王朝的更替方式。二、中国古代中央集权的专制体制。三、中国古代社会在政治结构、经济活动方式、地理环境方面的封闭性。这是中国古代法“以刑为主”特点形成、持存的主要原因。     

社会控制：以礼为主导的综合治理

中国古代社会在数千年的治安管理中，形成了鲜明的特色，积累了极为丰富的管理经验。概括起来，有如下一些基本方面：第一，中国古代的治国者在谋求王朝的长久统治中，注重犯罪原因的理论分析与社会控制理论的总结与深化，从而完善了治安对策理论，并将其置于“图治之大本，救时之急务”的战略地位，千方百计地保障其实施。第二，通过总结历史上治乱兴衰的经验教训，具有政治远见的王朝统治者确立了礼乐刑政综合为治的各项措施，     

中国古代法律传播方式的演变

法律传播是特殊的法律活动,作为社会现象古已有之,它与法律同生长同发展。本文运用人类学、考古学、历史学、社会学、文字学、民族学,以及法学的研究成果,综合考察上古以迄三代之社会形态、语言文字和法律形式的发展历程,厘清中国古代法律传播方式的演变脉络,即经历了由“口耳相传”、到“图象显示”、到“形于文字”的三个阶段。     

教师职业的内在生命价值

几千年来,对教师职业价值认识主要停留在外在社会功能上。古代所谓的尊师,主要看重这项职业所承担的社会功能。简单地说,“尊师”只是为了“重道”和重“教化”。与历史相比,建国后社会看重的依然是教师劳动的外在社会价值,依然把这种劳动的性质看作是传递性而非创造性的工作。尽管社会赞美教师,但人们歌颂的只是他们对学生的爱心、默默无闻的奉献,象园     

历史中国的社会与法律面相——读《中国文化要义》和《中国法律与中国社会》

梁漱溟的《中国文化要义》和瞿同祖的《中国法律与中国社会》分别从伦理角度和法律角度对传统中国的伦理形态、行为规范和精神特征作了深刻而精要的阐释,是人们理解古代中国政治社会生活逻辑的重要著述之一。相对而言,梁漱溟的“文化”具有一种宏观比较社会史的色彩,瞿同祖的“法制”则可归入一种相对微观的法律功能主义的叙事,无论是“纳国家于伦理,以教化代政治”,还是“法从礼出、以礼入法”,都反映了古代中国的道德、伦理和法律所共同维护的统治秩序及其原理,从政治学上说,它们提供了一个认识传统中国国家演进之路和反思现代中国国家治理之变的有益的特殊视角。     

当代大学生生命意识缺失现象的思考

面对大学生生命意识缺失现象的日益突显,本文认为,生命意识缺失是一种特殊的心理危机,也是一种异常的心理现象。生命意识缺失现象是多种因素交互作用而导致的结果。文章着重从心理健康教育和危机干预的角度来寻找对策,以促进大学生生命意识健康发展,减少生命意识缺失现象的发生。     

《天水行政学院学报》学术影响力分析

通过利用《中国引文数据库》、《中国学术期刊影响因子年报》、《期刊统计分析与评价》相关数据,采用文献计量学的方法,对2000-2012年《天水行政学院学报》的各项指标进行统计分析,客观描述刊物整体水平和学术影响力,寻找差距和不足,以期对刊物发展提供参考依据。     

犯罪要素体系化比较

犯罪要素应遵循裁判过程予以序化,形成由客观到主观的阶层递进模式,中国刑法犯罪构成体系可在借鉴大陆法系递进式犯罪论基础上,对通说＂四要件＂犯罪构成体系予以分解重构,使传统平行结构体系融入递进因素,以犯罪构成体系的变革推动刑法理论发展与司法改革实践。     

对采矿权客体的系列甄别

通常认为采矿权的客体是:不特定的、包括地下部分在内的组合体、抽象的矿产资源、地壳中的不动产等.由此而将采矿权归属矿业权、特许物权、准物权等形成虚无的物权体系.通过逐一甄别认为,采矿权的客体是单一而特定的矿产,采矿权人对矿产支配的权利状态具有自物权属性.     

韩国刑事“量刑基准制度”推进动向及“量刑调查”主导权之争考察

“量刑基准制度”是指法官在对刑事被告人定罪量刑时可供参照的具体客观的基准。作为韩国法务部“变化战略计划”重要课题内容,韩国近年来开始着手推进刑事“量刑基准”改革方案。本文将通过对韩国“量刑基准制度”引进背景、量刑委员会及“量刑基准”促进动向及方案内容、韩国法院及法务部量刑调查主导权之争及韩国“量刑基准”制定的基本经验等进行考察,以期对我国刑事量刑制度研究提供可资借鉴的依据。     

行使财产权行为犯罪构成判定

在判断行使财产权行为是否构成夺取罪方面存在司法上的困惑和理论上的缺失.传统观点认为,行使财产权行为不具有侵犯他人所有权的客体,没有非法占有的目的,而且是一种自助行为,不构成夺取类犯罪.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下的夺取罪构成要件需要进行重构.夺取罪犯罪客体采用以平稳占有说为基础的财产秩序.行使财产权利行为的非法占有目的虽然具有债权的法律依据,但其夺取行为和手段不符合法律规定.自助行为的成立需在主体、标的、主观目的、紧迫性和手段强度上符合要求.因此,行使财产权行为应构成夺取罪,除非其符合自助行为阻却违法的条件.     

"可以附加剥夺政治权利"的范围剖析

刑法规定“对于故意杀人、强奸、放火、爆炸、投毒等严重破坏社会秩序的犯罪分子，可以附加剥夺政治权利。”本文对“严重破坏社会秩序的犯罪分子”和“可以剥夺政治权利”的内涵进行了剖析，提出应当让可以附加剥夺政治权利的犯罪分子的范围明确化，并建议以被判处十年以上有期徒刑的宣告刑作为可以附加剥夺政治权利的标准。     

论挪用公款罪的界定

第58届联合国大会通过的《联合国反腐败公约》,明确规定了可以定罪的9种腐败行为,挪用公款是其中之一。我国刑法对挪用公款罪早有明确规定,但刑法规定比较抽象、概括,以致在理论界和司法实践方面都存在许多问题,本文结合刑法中犯罪构成理论及立法解释、司法解释对挪用公款罪加以分析、界定。     

盗窃正版软件标签行为性质界定——以上海首例盗窃COA标签案为视角

COA标签为正版操作系统的合法凭证。盗窃COA标签的行为不涉及侵犯著作权的问题,不构成侵犯著作权罪。盗窃COA标签的犯意不在于故意毁坏财物,不构成故意毁坏财物罪。COA标签载有一定的经济价值,其属性决定其可以成为盗窃罪的犯罪对象,因此,盗窃正版软件标签的行为应以盗窃罪论处。     

论渎职犯罪中的共犯关系——有身份者与无身份者的罪名确定

无身份者可以构成渎职犯罪的狭义共犯;无身份者不能构成渎职犯罪的共同正犯。身份犯与非身份犯罪名确定出现规则缺失的根本原因,在于没有详细区分渎职犯罪与贪污贿赂型职务犯罪的条文结构差异。渎职犯罪共生模式包括静止型与动态型。应当将徇私舞弊、滥用职权类渎职罪的专属性特点归纳为渎职犯罪共生模式,结合犯罪构成原理、共犯原理、竞合犯原理,区分不同情况细化讨论,从本质上解决渎职犯罪中有身份者与无身份者共同犯罪罪名的确定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