拜登执政与中美战略竞争走向

拜登政府继承了特朗普政府视中国为主要战略竞争者的认知,竞争是拜登政府对华思维的核心概念、对华政策的组织原则以及处理对华关系的基调。但在竞争方式上,拜登政府与特朗普政府有着重要区别,如更加注重提升美国自身的竞争力,更多利用盟友体系和多边机制,强调"巧竞争",不排除与中国的必要合作等。拜登政府的对华战略竞争将受到一系列内外因素的制约。在新的形势下,中国将更好地应对来自美国的战略竞争,对一个竞争性越来越突出的双边关系善加引导和塑造。未来四年,中美关系发展主要存在竞争加合作型、竞争主导型和竞争-冲突型三种互动模式,两国应着力避免竞争-冲突型关系模式,争取竞争加合作型关系模式,确保良性竞争主导型关系模式。     

地位焦虑与美国对华战略竞争

21世纪第二个十年以来,美国对华政策逐渐由“接触”转向“战略竞争”。特朗普执政标志着这一政策转向的基本完成,拜登执政后,美国对华战略竞争全面推进。对于美国对华政策的转变,既有研究主要从美国领导人更替、中国外交“咄咄逼人”和权力转移三个角度给予解释。本文在指出现有解释不足的同时,借助国际地位理论,提出霸权国地位焦虑理论分析框架,提出正是美国对中国崛起的担心及对自身霸权地位的焦虑,触发了美国对华政策的根本性改变,由“接触”转向“战略竞争”。在此基础上,文章对奥巴马、特朗普和拜登政府的对华政策转向进行了较为全面的考察,并在文末提出管控中美战略竞争风险的政策建议。     

塑造中美战略竞争的新常态

拜登政府继承了特朗普政府对华基本定位和对华政策基本思路,同时试图打造对美国更有利、更可持续的对华竞争战略。执政一年来,拜登政府以竞争的名义,全方位强化对华遏制、打压与威慑。另一方面,拜登政府在对华关系上也有合作需求,表达出避免冲突的愿望。中国在处理对美关系上展现出战略定力和塑造力,面对美国的遏制、打压和挑衅进行坚决斗争,同时以积极的外交运筹塑造中美互动的环境和进程。当下驱动中美关系朝着消极方向演变的动能依然强劲,双方应面对竞争不断加剧的现实塑造两国关系的新常态,提升竞争的良性,增加合作的空间,降低冲突的风险,其中确立并守住两国关系的下限尤为重要。     

拜登执政与美国对华战略竞争走向

拜登政府将中国定位为美国面临的"最严峻竞争者",强调竞争是中美关系的本质,宣扬从所谓"实力地位"出发,运用竞争、对抗、合作三种政策手段处理对华关系。相较于特朗普政府,拜登政府注重与中国展开"正向竞争",以增强美国自身竞争力为基础,以构建复合型阵营为依托,以在印太地区加大对华威慑为重点,以挑动意识形态对立为抓手,围绕对华"长期性、战略性竞争""极端竞争"布局谋势。在气候变化等领域,拜登政府也展现出对华竞争意识。美国两党在强化对华战略竞争方面的共识更趋突出,通过推动《2021战略竞争法案》《无尽边疆法案》等举措配合拜登政府。随着拜登政府全面深化对华战略竞争,维护中美关系稳定、实现中美良性互动面临新的复杂考验。     

美国右翼保守主义势力与特朗普政府对华政策

特朗普政府上台后,随着右翼保守主义势力对华认知趋于负面,对华强硬的保守主义派系掌控对华决策,美国对华政策呈现全面竞争态势。在右翼反华势力掌控对华决策以及"大选年""疫情年"的双重政治效应叠加的背景下,美国对华全面竞争政策进一步加强。未来一段时期,随着保守主义阵营与共和党重组的演进发展,共和党对华政策的民族主义、霸权主义色彩将进一步加深,美国对华全面竞争政策可能朝着更为强硬的方向发展。     

拜登经济民族主义：形态、根源及影响

拜登政府执政以来，其经贸政策在淡化特朗普民粹主义色彩的同时，继承特朗普经济民族主义内核，通过制度性强化和战略性推进，使贸易保护主义、产业保护主义、技术保护主义和投资保护主义四种形态的经济民族主义政策得到了全面和系统扩张。拜登政府推行经济民族主义的根源是美国社会持续涌动的反全球化思潮、对新自由主义的失望以及对美国制度衰落的担忧，同时美国全力推进大国战略竞争也需要凝聚新共识。拜登经济民族主义政策归根结底是为维护美国霸权地位服务的，但由于相关政策的狭隘性，其必将加剧大国竞争对峙，冲击美国与盟伴缔结同盟的利益基础，并最终损害美国霸权地位。     

美国两党对台政策的差异及影响

美国实施“全政府”对华战略,导致民主、共和两党在“以台制华”上形成共识,不断虚化掏空“一个中国政策”,严重损害中美关系的政治基础。同时,美国两党在对台政策思想上存在一定差异。共和党的特朗普政府更极端和直接,而民主党的拜登政府“说一套,做一套”的两面性突出。民主党议员所提涉台议案相对较少,而共和党议员则在提出和推动涉台议案上更主动,部分共和党议员甚至抛出支持与台湾“复交”的极端议案。两党在对台政策上的差异,与两党在对华政策上的差异相一致,与自由派智囊的对台“战略模糊”和保守派智囊的“战略清晰”相匹配,与民进党当局游说重点的变化也有关系。未来十年,美国两党在“挺台”上的相互竞争将导致台湾问题总体上变得更加危险。2024年美国大选后,如果民主党继续执政将加快推动台湾问题的“国际化”,而如果共和党重新执掌白宫和国会将导致中美博弈更具对抗性。台湾“政局”的变化难以从根本上改变台海局势,但将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中美博弈的烈度。     

美国对华政策转变及中国的战略选择

特朗普执政后,中美两国对双方关系的主张严重错位,中美关系在经贸、政治和人文交流等领域都发生了巨大变化。拜登政府上台后,对特朗普政府的对华政策做出了一定调整,但仍将延续对华强硬的政策基调,同时更具针对性和平衡性。本文将综合广度和烈度来归纳分析特朗普政府对华政策态势的重大转变,并结合拜登及其政府主要人员的对华认知对未来中美关系的走向做出分析和判断;认为在今后的中美战略博弈中,中国需要维持战略理性、保持战略定力、坚持战略底线,认清现实,理清思路,积极发挥在中美关系上的影响力和塑造作用,促进中美两国关系的长期稳定与发展。     

拜登政府的对华战略：竞争性共存与新平衡

拜登政府上任以来的对华政策引起外界的广泛关注。综合研判,拜登政府的对华战略既不会继续特朗普政府肆意妄为的老路,也不会回到奥巴马时代"接触加施压"的战略,而是会形成一种以竞争性共存为方向、以新平衡为目的的新战略。竞争性共存是拜登政府国内政治需要与国际影响力相平衡的结果,其虽包含在某些领域与中国加强合作的成分,但仍以竞争为主调,其竞争性表现在政治领域的思想斗争与联盟围堵、经济领域的内顾和军事领域的遏制深化与多点挑拨。其目的是为了对华形成新平衡,建立拜登时代开启的新常态。拜登政府将以传统的权力均衡为主导、辅以价值观渗透与国际法规则层面的议程设定,试图在尽量减少美国利益损失的情况下压制中国的发展势头。     

美国政治生态新变化北大核心

拜登政府执政以来,美国国内政治生态出现值得关注的新变化。首先,民主、共和两党之间以及民主党内双重极化同步加剧,不仅导致拜登所代表的政治中间主义路径无法构建推进其国内改革的政治共识,反而使自身陷入执政困境。其次,围绕2022年美国中期选举的政治斗争白热化,进而形成“中选大选化”的畸形态势并使报复性政治大行其道,进一步恶化了美国国内政治生态。再次,共和党的“特朗普化”趋势进一步确立,由特朗普背书的共和党内反建制力量在美国政治中的影响力日益上升。这些变化将对2022年中期选举之后甚至更长周期内的美国政治产生深刻影响,即政治精英进行选举动员的方式步入新阶段,两党整合方向呈渐行渐远之势,“文化—认同”因素超越“经济—阶级”因素成为美国政治演化的首要动力。     

拜登政府的东南亚政策发展轨迹、影响及趋势

文章通过采用文献研究法与案例分析法，对拜登政府执政以来所采取的东南亚政策的影响和轨迹进行研究，并在此基础上对美国未来东南亚政策的发展趋势作出合理推测，对中国及东盟国家的应对之策进行分析研究。文章认为，相较特朗普政府对东南亚地区的“冷处理”和“边缘化”，拜登政府的东南亚政策有了较大调整，其执政显著加强了对东南亚地区的战略投入，提升与东盟国家外交关系，强化在东南亚的政治、军事和经济影响力，重塑地区规则秩序。受拜登政府的东南亚政策影响，当前东南亚地区多边合作遭受冲击，和平安全隐患显现，现有经贸秩序也受到冲击。同时也应看到，中国—东盟友好合作关系积淀深厚，东盟国家“不选边站”立场韧性较强，拜登政府执政首年对东盟国家的接触拉拢并未取得预期效果。为此，拜登政府通过《印太战略报告》作出一定政策调整，着重强化长期影响力渗透力。未来拜登政府将在《印太战略报告》方针指导下持续加强美国在东南亚地区的话语权，构筑并强化遏华阵线。然而，拜登政府政策执行仍面临国内外多重因素掣肘和挤占资源，同时中国坚定携手东盟国家维护地区开放合作主基调，共建更为紧密的中国—东盟命运共同体，导致美国难以达成其战略意图。     

拜登政府对俄政策演进的特征、动因及限度

拜登执政初期，美国对俄政策出现新变化，呈现明显的双轨特征。一方面，拜登政府以价值观为引领继续对俄保持强硬；另一方面，美国一度寻求构建“稳定且可预期”的双边关系，积极推动美俄战略稳定对话。然而，乌克兰危机迫使拜登政府不得不二次调整对俄政策，联合盟友通过全面制裁和政治孤立实现“弱俄“以“遏俄”的战略目标。传统建制派回归及两党执政理念差异，对俄战略“三观”的延续与调整以及中国、欧洲等第三方因素是拜登政府对俄政策演进的主要动因。乌克兰危机长期延宕导致美国战略界逐步出现对俄政策反思，国内民众也更不愿承受对俄强硬的代价，美国对俄政策存在一定回调空间。但由于美俄面临地缘政治和战略认知冲突、结构性矛盾以及美国国内政治束缚，美国对俄政策演进有其限度，美俄关系难以本质逆转。同时，乌克兰危机引发美俄欧新一轮剧烈互动与博弈，深刻塑造大国关系格局，中国应在变局中抢抓机遇，为自身发展塑造良好的外部战略环境。     

特朗普政府掏空一个中国政策的危害——兼论拜登政府的对台政策

美国的一个中国政策在维系中美关系的同时,也是阻挠中国实现完全统一的重要因素。特朗普政府在策动对华"新冷战"的过程中,试图全面抛弃该政策,如提升对台高官交往层级、改变对台军售模式,并在执政末期宣布"取消美台交往的一切限制"等。这类掏空一个中国政策的动作,服务其遏华战略,得到美国国会的支持和台湾民进党当局的配合,迫使中国政府显著加大遏制"台独"的力度,中美关系和两岸关系均持续恶化。拜登政府声称延续一个中国政策,但在美国继续实施对华全面竞争战略和美国国内亲台反华势力活跃的背景下,相关政策将使"一中"内涵更加空心化,中美围绕台湾问题的博弈将使台海形势更加复杂严峻。     

自由鹰派与拜登政府对华战略北大核心

拜登政府执政后,秉持自由国际主义战略的自由鹰派全面重掌外交安全领域权力,将修复美国霸权作为优先工作,并据此维持特朗普政府开启的对华战略竞争。相比之前,自由鹰派完善了对华竞争的战略逻辑、细化了相关政策布局、调整了竞争的限度空间,使之更加符合民主党的总体议程,但其政策推进面临内外挑战。自由鹰派主导下的对华战略竞争并不符合中美两国和世界的利益,中美关系健康稳定发展需要美方更加理性务实的政策。     

拜登政府拉美政策的特点及走向北大核心

拜登执政以来,全面纠偏特朗普内外政策,对外重置美国外交战略,在拉美高举“美国归来”大旗,加大战略关注和资源投入,着重推行“民主善治”、治理移民、助力抗疫、帮扶复苏等议程,力求修复美拉关系。与此同时,拜登政府延续特朗普政府的排华思路,并将这一理念贯穿在对拉美政策调整全过程,变换手法破坏中拉关系、阻扰中拉合作。俄乌冲突爆发后,拜登政府变本加厉地排挤以中国和俄罗斯为代表的域外力量,谋求重掌后院。虽然拜登政府来势汹汹,且在缓和美拉对立情绪、修复西半球盟友体系方面有所进展,但受内外因素的制约,其重塑美拉关系的努力遭遇挑战,距离实现重振领导力和影响力、完全管控拉美的目标仍有较大差距。     

拜登当选背景下日本对华政策回顾与前瞻

日本对华政策一贯受到日美同盟、美国对华政策及中美日关系互动的影响与制约。特朗普时期,日本政府对中国"一带一路"倡议采取有限合作姿态,通过首脑互访等推动中日关系改善,其对华政策的战略自主性增强、两面性凸显。拜登上台后则更为重视与盟国的关系,关注全球性问题并倾向于参加多边国际合作,强调美国民主价值观的引领作用,反对激烈的关税战与对华全面"脱钩"。日本的对外政策取向在更大程度上与拜登的政策主张相互重合,日美双方的信任与协调将有所增强,日本对华政策亦将与美联动。为此,日本将更加注重以日美同盟为基轴的对华制度制衡,或将加大对"中国威胁论"及涉港、涉疆等问题的炒作力度,为确保"产业链安全"而对华采取更为谨慎的态度。     

特朗普政府重构中美关系的抱负与局限

特朗普政府谋求从根本上重构中美关系,重置对华政策的前提与目标、框架与内涵、手段与方式,其所采取的一系列举措涉及面广、颠覆性强,严重削弱了中美战略互信,破坏了两国关系的重要基础,扭转了双边关系的发展方向,加剧了两国关系的紧张、摩擦与动荡,使两国走向对抗与冲突的风险显著上升。与此同时,特朗普政府重构中美关系的努力也受到多种因素制约,这使其实现对华政策目标的能力大打折扣。随着政治经济形势发展变化,美国对华政策还将出现新的调整,中美关系的发展仍然具有很大可塑性。对中国来说,以稳健的实力增长为支撑,以合理的利益交换为出发点,以适合时代潮流的对外政策为工具,致力于塑造良性竞争、互利共赢的中美关系,是当下和今后对美政策的基本思路。     

拜登政府对华态势考察：非战略军事阵线

拜登政府执政八个月,在战略军事领域不断强化和升级对中国的戒备、威胁、围堵和反推。在战略军事阵线之外,拜登政府的对华态势和行为更加凸显竞争和对抗。它在贸易领域持续挑起涉华贸易争端和发动主要针对中国的供应链重组;在高新技术领域全面施行高技术"脱钩"和遏止;在外交领域推进旨在围堵和孤立中国的涉华盟友外交。在中美合作方面,可能的具体合作必然甚为有限,并且与两国间在世界威望、全球治理领导地位、意识形态影响和经济/技术方面的竞争复杂交织。拜登总统将中美之间愈发激烈的竞斗当成更广泛的全球意识形态竞斗,怀着一项自命的使命("拜登主义"),即面对所谓"专制主义的威胁"和21世纪的其他挑战,要证明民主依然管用。拜登政府对华政策总纲正在浮现:中国是美国短期、中期和长期的近乎全面的"敌对威胁"和竞争对手,美国的相关目标不仅是对华竞而胜之,而且是对华完胜。中国既要不低估拜登政府的能力和已取得的效果,也要密切注意其客观困难和主观表现的上下波动,因而须对拜登治下的美国的综合实力和多方潜能进行经久的开放性观察。量力而行、量利而行、注重成本、提防风险应当是起码的和迫在眉睫的基本方针,以此为前提才可正确谋划长远的未来方向。     

霸权护持：美国“印太”战略的升级

从特朗普政府开始,美国将中国确立为最主要的战略竞争对手,其中“印太”战略是美国同中国展开竞争以护持其霸权最为重要的战略框架。“印太”战略虽然最早由特朗普政府正式提出并系统阐述,但限于其有限的国际执行能力和单边主义的政策方向,该战略总体上成效甚微。拜登政府上台之后,为了更加有效地与中国展开竞争以维护美国的霸权地位,全盘继承并大幅升级了这一新型国际战略,具体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第一,在“印太”地区全面回归区域多边主义,通过制度升级、制度创建与制度回归三种方式重构美国主导下的印太区域制度体系以“规锁”中国;第二,以经济外交为抓手,在供应链、技术、基建和数字贸易等方面为“印太”框架注入经济合作动能,以夯实“印太”战略的经济基础;第三,从“美国优先”转向高度重视对盟友与伙伴的投资,积极打造美国在“印太”地区的战略支点国家,以实现其在地缘经济和地缘政治两个方面制衡中国的目标。拜登政府在以上三个方面的努力,将有可能对中国的区域外部环境形成更为严峻的战略压力。     

拜登政府的生物安全政策及其对中国的生物安全“竞赢”战略

拜登政府上台后发布了《新冠应对和大流行防范的国家战略》《国家生物技术和生物制造倡议》和《国家生物防御战略和实施计划》等聚焦生物安全的系列文件和倡议,标志着生物安全战略已经上升为美国政府的重要政策议程。新冠肺炎疫情对美国造成了史无前例的生物安全危机,拜登政府通过调整国内生物安全治理机制、加大生物安全领域的投资和开展卫生外交三种路径来推行其生物安全战略。该战略呈现出“全社会”“伪多边主义”和“地缘政治化”等特点,其目标在于：以促进美国生物安全强化美国整体国家安全、以生物安全为议题重塑美国国际领导力、以发展生物产业巩固美国生物技术霸权。在美国已确立对中国实施全面“竞赢”战略的背景下,生物安全治理领域不可避免地成为中美竞争的场域。这种竞争主要体现在全球生物安全治理制度和生物技术经济两个方面。拜登政府基于地缘政治考量和以“竞赢”为基调的生物安全战略使得中美生物安全合作前景黯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