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安机关实施刑事拘留期限状况调查报告

通过案卷查阅，了解公安机关对犯罪嫌疑人实施拘留期限的状况。调查结果显示，公安机关对犯罪嫌疑人普遍适用了拘留，存在明显的超期拘留现象。造成造一问题的直接和主要原因是公安机关执法存在问题；同时，检察机关执法与法律监督中存在的自律和法律监督不到位也是重要原因。建议从两个方面解决这一状况：一是推进公权力程序法治，在立法层面，提高刑事拘留立法的现实性、可行性和科学性；在执法层面，提高公安机关认真学习法律知识、提高实体上的执法水平和程序上的严谨规范、进一步警务公开和明确违法责任追究，加强检察机关自律和对公安机关的法律监督。二是加强私权利保障，健全和保障犯罪嫌疑人及其家属合法权益的保护渠道，保障律师在侦查阶段的权利，提高国家刑事赔偿的标准。     

浅谈公安机关刑事拘留的检察监督

在我国,审判前的羁押是刑事拘留和逮捕这两种刑事强制措施所带来的当然状态和必然结果。联合国《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第9条规定:"等待审判的人被置于羁押状态下不应该是一般的规则"。联合国人权事务委员会在关于该条规定的"一般性评论"中明确指出:"审判前的羁押应是一种例外,并尽可能地短暂。"联合国大会1990年12月14日批准的《非拘禁     

异地寄押及押解在途时间均应计入刑事拘留期限

[案情]犯罪嫌疑人李某因涉嫌合同诈骗罪于2013年4月17日被A地公安机关立案侦查后上网追逃。2013年5月23日,李某被B地公安机关抓捕,寄押于B地看守所,A地公安机关于2013年6月3日将其押解回A地看守所羁押。因属流窜、结伙作案,A地公安机关决定延长李某刑事拘留期限至7月2日,并于7月2日提请检察机关批准逮捕。     

检察机关对公安机关刑事拘留的监督问题研究

刑事拘留作为审前剥夺人身自由的强制措施,直接关系到刑事诉讼活动的顺利进行和公安人身自由的保护。本文在分析公安机关适用刑事拘留及检察机关对其监督中存在问题的基础上,对检察机关如何加强刑事拘留监督进行探讨。     

刑事拘留期限延长问题论略

我国现行《刑事诉讼法》规定了公安机关实施刑事拘留的基本时限以及延长期限的法定理由，但由于现行法律对延长拘留期限的理由规定不合理以及监督机制缺位等原因．实践中公安机关突破法律规定随意延长拘留期限的现象十分普遍。为保障犯罪嫌疑人合法权益，维护司法机关形象，建议科学设定刑事拘留期限，完善监督制约机制。     

论刑事拘留羁押期限及其监督程序的改革与完善

区分界定拘留与羁押的属性,分析我国法律体系中对于刑事拘留羁押期限的规定;本文指出我国现行刑事拘留羁押期限及其监督程序的主要缺陷,超期羁押现象泛化、拘留的适用缺乏监督与救济、拘留羁押期限与侦查羁押期限关系不明执行不一;提出改革完善刑事拘留羁押制度的几点建议,改革拘留羁押期限现行法律,并严格追究超期限超范围羁押的法律责任,建立非法拘留羁押救济程序,完善对非法拘留羁押的监督机制,拘留羁押期限与侦查羁押期限实现分离。     

论检察机关对公安机关刑事拘留的法律监督问题

刑事拘留作为限制人身自由的强制措施,在司法实践中存在公安机关滥用刑事拘留措施、任意延长刑事拘留期限等问题。由于公安机关适用刑事拘留措施缺乏有效的监督制约,检察机关作为国家的法律监督机关,应加强对刑事拘留的检察监督,以更好地惩治法律和保障人权。     

刑事拘留制度的立法修改评析

在一批资深法学家的推动和历年来司法实践经验、教训的总结的基础上,新的《刑事诉讼法》修改进步赫然,然而刑事拘留制度部分的修改笔墨甚少。笔者以强制措施中的拘留制度为对象撰写本文,以表达一法学学子对刑诉法修改的关注和期望。刑事拘留的适用直接关系到犯罪嫌疑人的人身自由。然而,由于此次修改对刑事拘留的规定不完善之处的改进并不乐观。拘留被滥用的严重局面损害了被拘留人的人身自由。本文根据新修改诉讼法没有提及之处及司法实践中存在的问题,对现有拘留制度的相关条文提出修改建议意见。     

从司法实践认识我国刑事拘留期限的计算方法——以案例为基础

刑事拘留期限既具有程序性,又具有实体性。在程序性方面,拘留期限应当符合《刑事诉讼法》第103条之规定,系期间,用于保障刑事诉讼活动顺利进行;在实体性方面,拘留期限,即实际拘留羁押的时间段,用于刑期折抵。目前,拘留期限计算方法存在差异,主要以"提请批捕期间+审查批捕期间"作为计算公式。本文以案例为基础,以法律为准绳,结合刑事司法实践,重新推导拘留期限的计算方法。     

论检察机关刑事拘留权的完整性

96年刑事诉讼法对检察机关拘留权的规定已经不能满足检察机关自侦部门、审查起诉部门工作上的实际需要,目前在法律实务中屡屡出现的一些棘手的问题就是最好的证明。为了使检察机关从尴尬情形中解脱出来,更好地为侦查案件和审查起诉服务,进一步发挥刑事拘留措施的作用,笔者建议,刑事诉讼法修改时应当赋予人民检察院完整的刑事拘留权,将拘留决定权和执行权合并赋予检察机关。     

论公安机关刑事受案制度

刑事受案不同于一般的接警,其主体有一定的特定性,所受理的案件在性质上具有不确定性,在情势上具有紧急性,受案主体还需承担一定的法律后果。因此,在侦查实践过程中应进一步完善报案回执制度,建立和完善刑事受案应急处理机制,严格执行刑事受案的登记制度,力求以案件受理为平台,解决目前某些案件立案与起诉标准不一的问题。     

看守所实施新刑事诉讼法实证研究报告

对五个省看守所的调研发现,总体上看守所实施刑事诉讼法的相关文本规定取得了良好的效果,修改后刑事诉讼法赋予看守所相应的职责,比如保障律师会见权、讯问在看守所内进行、对三个月以下的短刑犯执行刑罚等直接与看守所相关的条款,都得到了严格的遵循与适用.另一方面从更为宏观的角度上来看,看守所实施新刑事诉讼法的现有成效只是良好的开端,许多间接相关的条款,比如保障民事权利、法律援助等,甚至是看起来与看守所执法无关的条款,比如录音录像、非法取证的固定取证等,都有必要继续研究,拓展看守所的相关功能,创造条件予以适用,真正、完整地贯彻刑事诉讼法的立法精神与文本规定.     

公安机关贯彻新刑事诉讼法中遇到的问题研究

2013年1月1日开始实施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以下简称新刑诉法)修改的内容几乎涵盖了全部的诉讼制度,对公安机关执法产生了重大影响。2014年广东省警察协会成立了调研组,就公安机关贯彻落实新刑诉一年多来遇到的问题进行深入调研,主要存在犯罪嫌疑人翻供拒供案例明显增加,审讯工作难度增大;证据意识薄弱,执法办案不规范;警察难以适应出庭作证的要求,素质有待提高;涉案财物管理薄弱,物证保存困难;精神病人犯罪现象突出,强制措施难以落实;徐辉案效应不容忽视,存在翻案压力等问题,且成因也较为复杂。公安机关必须切实提高思想认识,积极主动适应,不断提高办案工作规范化,进一步推进新刑诉法的实施。     

公安刑事拘留专项检察监督调研分析

目前我国公安刑事拘留实践中存在拘留对象扩大化、任意延长拘留期限、被拘留人员权利保障不足等诸多问题,其中一个重要原因在于检察机关不能对公安刑事拘留实施有效的法律监督,因此,必须完善相关立法,建立刑事拘留检察监督的长效工作机制。     

预防侦查错误视角下公安刑事鉴定制度的反思与完善

刑事鉴定对于公安机关侦查破案发挥着日趋重要的作用,公安机关在侦查线索的寻找、侦查方向的确定乃至侦查终结的定案证据等方面都极为依赖刑事鉴定.然而,因公安刑事鉴定制度本身存在某些缺陷而容易产生诸多鉴定问题,进而导致侦查错误的发生,以致酿成了一系列刑事冤案.完善现行的公安刑事鉴定制度首先亟需解决公安机关内设鉴定机构的组织管理制度问题,即应确保内设鉴定机构的相对独立,同时应明确对刑事鉴定技术的采用标准.诚然,完善公安刑事鉴定制度并不能完全杜绝侦查错误的发生,但是可以减少侦查错误发生的概率.     

侦查监督视野中的刑事拘留

刑事拘留作为紧急情况下临时适用的一种强制措施,在司法实践中存在外部审查缺失、拘留期限过长、讯问时间随意等诸多问题。由于"重配合、轻制约"观念的约束,检察机关对侦查机关错用、滥用拘留权的监督方式、力度、程序和手段均不到位,必须加强对拘留杈的检察监督,以更好地保障被拘留人的人权。     

刑事拘留与审查逮捕的期限应予缩短

刑事程序法的历史，在一定意义上说，是国家追诉权力与个人权利之间冲突和配置模式不断演变的历史。在现代刑事诉讼中，国家追诉权力逐渐受到合理的限制，而相应地被追诉者的权利则在不断扩大，国家追诉权力正当行使与被追诉者人权保障两项价值之问逐渐趋于平衡，这正是宪政与法治逐步实现的过程。总体而言，我国刑事程序法制在不断发展、进步，但是也有不经意间的倒退，刑事拘留与审查逮捕期限的一再延长就是其中特例。     

正确行使公安机关权力浅议

公安机关权力对确保公安机关顺利完成任务起到至关重要的作用，与人民群众切身利益息息相关。在新时期必须强化从严治警方针，加强对公安机关的监督制约机制，确保公安机关正确行使手中权力。     

公安机关目标管理管见

公安目标具有多样性、协同性、阶段性、不确定性四大特性。欲更好地实施公安目标管理，就要制定科学的目标，要建立高效率的目标管理体系，要有实现目标的得力措施。为此，必须坚持与公安工作改革同步；必须坚持从公安工作实际出发；必须坚持同政治思想工作结合；必须坚持配套管理，统一业务工作规范；必须坚持严格岗位责任，制定考核记分办法；必须坚持教育培训先行。     

公安机关实施知识产权刑事保护的对策思考

我国知识产权刑事保护面临国际与国内双重压力,形势严峻。公安机关作为刑事执法部门,应加大对知识产权领域犯罪的打击力度,但目前仍面临着刑事立法缺陷以及公安经侦自身条件、公安与行政执法、与国际刑事司法部门沟通协作方面的重重障碍。公安机关必须积极开展经侦基础理论研究,重塑侦查理念与侦查模式,密切与行政执法部门的协作关系,并不断拓展境内外知识产权执法合作空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