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WTO秘书处地位和作用的重新定位

秘书处在许多不同的领域发挥了作用,例如贸易谈判、贸易协议的实施与管理、争端解决等方面。但令人担忧的是,秘书处的作用被弱化,变得越发唯唯诺诺,这会使WTO失去效率。“车轮”理论要求WTO从两轮机器变成四轮机器,发挥秘书处和总干事的最大功效。     

浅析WTO未来之路——WTO改革动向及思考

面对国际关系的历史性变化以及当前国际金融危机,WTO理应改革自身体制适应新的形势,推动国际贸易在新世纪的发展和繁荣。尽管改革思路和方案内容不同,但对于WTO改革的必要性,国际上有广泛的共识:WTO体制已不适应新的国际关系特点,自身存在的制度性缺陷已严重阻碍WTO发挥多边贸易体制功能。但对于WTO改革的指导思想,发展中成员与发达成员之间、学者之间尚有争论。结合当前形势以及可行性考虑,WTO应当在广泛征求意见的基础上,围绕总干事以及秘书处的职权、透明度、现行决策机制这三项基本制度尽快开展必要的改革。     

对中国“入世”认识的八大误区

世界贸易组织(WTO)第四届部长级会议2001年11月10日在卡塔尔首都多哈以全体协商一致的方式，审议并通过了中国加入WTO的决定。11日中国政府代表签署了中国加入WTO议定书，并向WTO秘书处递交了中国加入WTO批准书，30天后，中国将正式成为WTO成员。     

WTO贸易政策评审机制: 作用证明价值,挑战尚待回应

WTO贸易政策评审机制在增强各成员方贸易政策的透明度,改善国际贸易环境,减少贸易纠纷等方面发挥了重要的作用。这一机制也面临着一系列挑战,包括成员方数量增加对评审周期的冲击,如何保证发展中国家的利益;区域和双边安排对贸易政策评审机制的冲击,如何加强贸易政策评审,多边谈判和争端解决三大机制的联系和协作等。完善机制的建议包括改变评审周期,对小国进行集体评审,增加评审的人力资源,帮助发展中国家进行能力建设,缩减秘书处报告等。这种评析对我国参与贸易政策评审会有所裨益。     

论判例在WTO争端解决中的适用

根据WTO《关于争端解决规则与程序的谅解》建立起来的争端解决机制是WTO最具特色的制度,被誉为WTO皇冠上的明珠。WTO争端解决机制在世界贸易组织的稳定运行中发挥了不可替代的作用,为迅速有效地解决成员间的贸易争端,建立稳定、透明、可预见的国际市场秩序作出了突出贡献。WTO成立以来,WTO争端解决     

议会参与WTO事务问题初探

WTO直接影响到世界上大多数国家及各国人民的生活,这要求增强其透明度和民主,加大议会对WTO事务的参与和监督.对WTO的议会监督传统上指国内议会的监督,用以审查在WTO的谈判和承诺是否符合本国的利益和法律.此外还存在从国际层面通过国际议员会议对WTO事务展开监督和施加影响的第二种方式.有观点认为现有的这两种方式不足以对WTO展开有效的监督,需要在WTO框架内建立起多边议会监督机制.是否建立以及建立什么样的WTO议会机制,其根本判断价值和标准应该是能增强发展中国家对WTO事务和决策的参与,而不应该加剧不平衡,进一步向发达国家倾斜.在WTO框架下的多边议会监督机制的讨论刚刚开始,主要是组织形式和程序方面的问题,包括议会是否应是咨询性的,主要进行信息公布和交换,与国内议会的关系,与WTO秘书处的关系等观点和问题.在议会的监督作用等问题上已有共识.     

WTO争端解决国际研讨会在广州召开

2009年5月29日，由广东省法学会和汕头大学法学院共同主办的WTO争端解决国际研讨会在广州召开。WTO上诉机构秘书处主任Zdouc先生和WTO法律事务司顾问Kerry女士在研讨会上，围绕WTO争端解决机制的有关热点法律问题作了精彩演讲，并与参会的广东专家学者作了气氛热烈的互动。广东省法学会专职副会长兼秘书长朱占同，汕头大学法学院院长、教授杜钢建，广东外语外贸大学法学院院长、教授蔡镇顺，以及来自广东法学界、法律界的专家学者共70多人参加了研讨会。     

加入WTO与我国司法制度改革

一、加入WTO对我国司法制度提出的要求 (一)加入WTO后,我国法院的权威地位亟待进一步提升 WTO的许多协议都对成员国的司法救济提出了明确的要求,要求纠纷应当由司法进行裁判,从而要求进一步发挥司法最终解决纠纷的职能。法院在经济社会生活中的作用越来越重要。加入WTO后,法院在处理涉     

WTO争端解决机制的司法性分析

WTO争端解决机制是建立WTO体系后设立的专门争端解决机制,它对于维护WTO各成员方的贸易秩序、保障多边贸易体系的可预见性以及安全性,发挥着极其重要的作用。但对于该机制的性质,DSU并没有明确界定,学界也无统一的说法。本文继承WTO争端解决机制具有司法体制的观点,从对WTO争端解决机制的法律渊源以及其自身特性和本质等角度,对该机制的司法性质进行分析。     

WTO地理标志多边通报和注册体系谈判进展及评议

旨在改善全球贸易规则,进一步降低贸易壁垒的WTO多哈回合谈判于2001年11月启动。多哈回合是1995年WTO成立后的第一轮多边贸易谈判,也是多边贸易体制建立60多年来参加方最多、议题最广的一轮谈判,涉及农业、制造业、服务业、知识产权、贸易救济规则、发展等众多议题。多哈回合谈判首次将"发展"作为谈判主题,因此,又称为"多哈发展议程"。因谈判议题复杂,各谈判方(集     

对未成年人犯罪寓罚于教的理论探讨

当前我国正处于社会转型期,存在多种诱发未成年人违法犯罪的不良因素,而未成年人正处于身体和智力的发展时期,他们什么都想知道,什么都想学,什么都想亲自去做,但由于他们的社会知识和生活经验所限,他们的认识能力具有很大的片面性和表面性,容易养成不良品质和恶习劣迹,最终导致违法犯罪。对于未成年人犯罪问题,考虑到对他们未来的发展,为了让他们既能改过自新又能健康成长,在对他们进行惩罚的同时,更重要的是对他们进行教育、启发、感化以教育为主,处罚为辅的政策,这就是所谓寓罚于教。在管理过程中始终贯穿教育、感化、挽救的精神,从而达到治其心、治其本的目的。     

论民法上土地与建筑物的关系——以一元推定主义为中心的理论探索

对于民法上土地与建筑物的关系问题,学术界长期以来众说纷纭。但通过一种形而下的还原性考察可以发现,罗马法及近现代范式民法其实既未采取绝对的一元主义,也不是纯粹的二元主义,而是以一元推定主义为共性,英美法亦不例外。我国立法尚有必要进一步契合一元推定主义的法理,妥善安排土地权利与建筑物权利的得丧变更,以保障秩序、自由、平等和效益等多元价值目标的协调。     

罗马法形式主义衰落的原因探析

早期罗马法极重形式主义,凡为法律行为必依一定形式进行,否则不具法律效力.形式重于实质内容是早期罗马法形式主义的一个重要特征.但随着罗马社会的发展,罗马法的形式主义经历了一个由盛及衰的过程.从罗马社会经济的发展、自然法对罗马法的影响及罗马民族的务实精神等方面对其衰落的原因作了系统的探讨.     

论CAFTA争端解决机制的完善

若以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CAFTA)的自身需求为依托,可以发现学界所认为的其存在的"缺陷"中有许多并非真正缺陷,如未将运用争端解决机制的主体扩展到私主体、临时仲裁庭的设计不合理、争端解决机制的执行力度及惩罚措施不适当等。而该争端解决机制在仲裁员回避、仲裁裁决形成方式及仲裁裁决的复核等方面确实存在不足,应当予以完善。     

“知青作家”的身份认同——“文革”后知识分子身份认同的历史起源研究

“知青作家”对于他们“革”中的“知青”身份有着强烈认同,而对作为“知青”前身的“红卫兵”身份却着意回避,这一方面意味着他们在刻意“剥离”其历史身份中的“革命”内涵,另一方面也导致了历史反思的巨大局限,这一状况,与意识形态,历史转型以及他们的个人生命周期和身份认同历史均有重大关联。“知青作家”只有“正视”并且深刻反思其早期的“革命”身份,才能为他们这一代知识分子身份形象和话语体系的重建确立一个有效的前提。     

论不服仲裁裁决应有之救济途径及其适用

对当事人不服仲裁裁决之救济,是指在仲裁裁决作出后,若有关当事人对裁决不服,则依照法定程序向有管辖权的法院提出审查申请,进而通过司法程序对裁决予以处理的一种机制。在我国现有法律框架下,仲裁机构作出裁决后,当事人可以通过向有管辖权的法院申请不予执行仲裁裁决和申请撤销仲裁裁决两种方式来获得救济。本文在对仲裁裁决救济机制确立之依据从理论上予以阐释的基础之上,对我国现有机制运行之机理加以析明,最终得出结论:申请不予执行之途与理不合,须予删除;申请撤销在适用上亦存在缺陷,须予改进。     

发挥政府的转移支付职能缩小贫富差距

贫困是世界普遍存在的问题,缩小贫富差距是各国政府都极其重视的问题,充分发挥政府转移支付的职能,是缩小贫富差距的、有效的、基本的方式之一。转型期我国的财力还有限,在这种情况下,如何实现转移支付的效用最大化,调整政府财政支出结构,减少政府投资性支出,降低行政成本,向教育科技文化、公共卫生医疗、社保、农业等领域倾斜是唯一的选择。     

人民监督员制度的定位——从法律监督分类的角度

人民监督员制度是实践中的新生事物。从法律监督分类的角度,应当对人民监督员制度做出如下定位:一是人民监督员制度是对人民检察院自侦案件进行的外部监督;二是人民监督员制度是一种权力监督;三是人民监督员制度是人民监督员对人民检察院自侦案件进行的事后监督。     

论环境犯罪严格责任原则之有限适用

环境犯罪是否适用严格责任是刑法理论界长期存在较大争议的一个理论难题。严格责任引入环境犯罪固然有助于严厉打击环境犯罪、减轻检控机关证明责任、提高诉讼效率等司法效益,但同时也必然带来扩大对环境犯罪的打击面、突破传统刑法罪过理论以及随意出入罪等司法弊端。而现代刑事法治的一个基本要求是要在惩罚犯罪和保障人权之间保持平衡,以牺牲人权保障来换取惩罚犯罪的司法成效是得不偿失的。环境犯罪中引入严格责任同样必须合理平衡惩罚犯罪和保障人权这两大诉讼目的,应当严格控制环境犯罪适用严格责任,即只能为了有效保护被害人和社会公共利益而在有限的范围内使用,必须受到法定条件的严格规范,且必须重视推定等证明方法的贯彻和运用。     

Defining the Job of the Member of the Knesset

In Israel, as in other democracies, there is no comprehensive definition of the job of its parliamentarians. This article explores the refusal to provide a comprehensive definition of the job, and the reasons why such a definition ought to be considered, both in Israel and elsewhere, even if the chances of doing so are slim. With regard to Israel, the main reason why a definition of the job of Knesset members (MKs) is required is related first and foremost to three provisions of the Knesset Members’ Immunity, Rights and Duties Law of 1951. The issue of remuneration for MKs and the problem of mistrust in the Knesset are additional reasons. The article explores those elements of the job that have nevertheless been defined in Israel in a piecemeal fashion – both in terms of what the job excludes and what it includes. Some of these partial definitions appear in laws, the Knesset Rules of Procedure, and the Rules of Ethics for Members of the Knesset. However, the most significant definitions have been provided within the framework of verdicts of the High Court of Justice, which has on occasion been called upon to deal with various issues connected with MKs’ rights and immunitie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