市民社会的培育是实现法治的基础

建立社会主义法治国家是我国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的目标 ,这是与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和完善相适应的。市民社会是与市场经济密切联系的一个概念 ,是成熟的市场经济体制下 ,社会成员在生产和交往中形成的社会组织形式。根据马克思的观点 ,市民社会制约和决定政治国家 ,是法产生的基础。现代法治的实现 ,必须以市民社会为基础。在我国 ,要积极推进法治的进程 ,就要积极加强市民社会的培育 ,促进市民社会的成长 ,以构建法治实现的社会文化基础     

法治的核心:以法律制约权力

法治化正成为世界各国人民共同追求的社会政治目标之一,制约权力、保障权利是中国法治建设的突破口。权力在客观上存在着易腐性、扩张性以及对权利的侵犯,由于权力的本质决定,有必要制约权力。制约权力也是市民社会与政治国家相分离的结果,是保障权利的要求,是实现法治的最基本的要求和标志。在我国的政治改革中,法律对权力的合理制约,有利于法治的实现。     

法治的核心：以法律制约权力

法治化正成为世界各国人民共同追求的社会政治目标之一，制约权力、保障权利是中国法治建设的突破口。权力在客观上存在着易腐性、扩张性以及对权利的侵犯，由于权力的本质决定，有必要制约权力。制约权力也是市民社会与政治国家相分离的结果，是保障权利的要求，是实现法治的最基本的要求和标志。在我国的政治改革中，法律对权力的合理制约，有利于法治的实现。     

成熟的市民社会－宪政与法治的基石

本文认为 :市民社会和民主宪政与法治精神紧密相联。市民社会培育了宪政文化 ,蕴育了法治精神 ,形成了社会权力 ,消解了国家压力。因此 ,宪政与法治的实现离不开市民社会的培育和成熟。作者指出 ,中国历史上市民社会的缺失和现实中市民社会的不成熟是中国难以实现宪政与法治的根本症结。因此 ,中国建立宪政之途和走向法治之路就是培育和形成成熟的市民社会。为了加快中国市民社会的成熟 ,以为宪政与法治铺垫基石 ,文章强调 :应进一步推进经济的市场化、加强政治民主化和权力监督、推动社会利益分散化和利益多元化以及推动思想意识和文化的多样化。     

浅析市民社会对当代中国政治发展的战略意义

市民社会是一种独立于政治国家的由各类自主、自治、合法、非政治的民间组织和团体构成的社会力量,它是现代世界的产物。现代民主政治又是随着市民社会的发展而发展起来的。改革开放以来,随着政府行为的规范化及市场经济体制的逐步建立,我国的国家与社会关系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市民社会作为一支相对独立的社会力量正在我国形成。市民社会的兴起与发展有利于型塑现代国家,有利于国家的民主建设,有利于政治文化的转型,有利于社会的稳定发展,并且对当代中国政治发展有重要的战略意义。     

试论政治文化变迁与当代中国法治进程

当代中国政治文化的变迁推动和影响了中国法治的进程,对中国法治的实现具有重要意义。当代中国政治文化从封闭保守到开放改革的变迁推动了法律领域的思想解放运动和法制建设的恢复和发展;政治文化从革命到建设的变迁推动了中国革命型法制到建设型法制的发展,推动了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的初步建立和完善;政治文化从“人治”到“法治”的变迁推动了“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治国方略和目标的确立;“和谐”政治文化的构建对我国法治建设提出了新的要求,促进了法治理念的更新,正在并将进一步推动我国法治建设的发展。     

基于政治认同的我国城市政治文化建设理路——以抗击和防控新冠肺炎疫情为例

从政治认同的视角来看,加强城市政治文明建设和大力繁荣发展城市文化是推进我国城市政治文化建设应遵循的基本理路,具体举措为:加强党的全面领导以不断增强市民对中共执政的政治认同;深入推进民主建设以不断增强市民对中国民主的政治认同;坚持全面依法治国以不断增强市民对法治中国的政治认同。繁荣发展城市文化要坚持以多样态文化来讲好城市故事,要坚持以社会主义先进文化作为引领,要坚持以建设社区文化作为工作重心。而以当下正在我国进行的这一场前所未有的抗击和防控新冠肺炎疫情战“疫”为政治认同分析案例,具有很强的典型性和说服力。     

坚持多党合作制度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发展道路

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反映了人民当家作主的社会主义民主本质,代表和维护了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有利于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有利于维护社会稳定促进社会和谐发展,是人民实现有序政治参与的重要法治途径,是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发展道路的重要内容。     

政治国家VS市民社会视角下的课税权力边界研究

国家课税权力是国家运转和社会发展不可或缺的一项权力,缺乏税收支持的国家力量的保护,社会发展与公共利益将难以实现,个人的财产和自由也将无法得到保障。然而,课税权力又具有扩张性,其极有可能异化成为公民权利乃至公共利益的反面,课税权力在政治国家与市民社会中的发展史本身就是一个"扩张—限缩—再扩张—再限缩"的博弈过程,未经限制的课税权力将带来不可估量的负面影响。因此,分析课税权力的本性,明确它的范围与边界才能有效防止其对市民社会的公民权利带来的不法侵害。尤其是在当前国家课税权力服务于我国治理现代化的过程中,如何正确地履行课税权力所代表的国家治理职能,构建权界明晰、法治高效的财税法律体系至关重要。必须从法律上明确我国课税权力的边界,从理念的转换、原则的落实、利益的权衡等方面着手破解我国课税权力在现实中的各种越界难题,有效推动我国推进财税法治改革的深度发展。     

网络政治传播对当代中国政治发展的影响——基于政府与民众关系的分析

网络政治传播是一种全新的政治传播形态,它伴随着互联网的发展而出现,并对当代中国政治过程产生了深刻影响。通过影响政府与民众的关系,网络政治传播改变了政府权力的运行模式,并在扩大人民民主权利、增强政府效能、塑造现代政治文化、推动以民主与法治为目标的政治改革等方面发挥着积极影响,有力地促进了当代中国政治发展。     

犯罪要素体系化比较

犯罪要素应遵循裁判过程予以序化,形成由客观到主观的阶层递进模式,中国刑法犯罪构成体系可在借鉴大陆法系递进式犯罪论基础上,对通说＂四要件＂犯罪构成体系予以分解重构,使传统平行结构体系融入递进因素,以犯罪构成体系的变革推动刑法理论发展与司法改革实践。     

当代大学生生命意识缺失现象的思考

面对大学生生命意识缺失现象的日益突显,本文认为,生命意识缺失是一种特殊的心理危机,也是一种异常的心理现象。生命意识缺失现象是多种因素交互作用而导致的结果。文章着重从心理健康教育和危机干预的角度来寻找对策,以促进大学生生命意识健康发展,减少生命意识缺失现象的发生。     

《天水行政学院学报》学术影响力分析

通过利用《中国引文数据库》、《中国学术期刊影响因子年报》、《期刊统计分析与评价》相关数据,采用文献计量学的方法,对2000-2012年《天水行政学院学报》的各项指标进行统计分析,客观描述刊物整体水平和学术影响力,寻找差距和不足,以期对刊物发展提供参考依据。     

对采矿权客体的系列甄别

通常认为采矿权的客体是:不特定的、包括地下部分在内的组合体、抽象的矿产资源、地壳中的不动产等.由此而将采矿权归属矿业权、特许物权、准物权等形成虚无的物权体系.通过逐一甄别认为,采矿权的客体是单一而特定的矿产,采矿权人对矿产支配的权利状态具有自物权属性.     

韩国刑事“量刑基准制度”推进动向及“量刑调查”主导权之争考察

“量刑基准制度”是指法官在对刑事被告人定罪量刑时可供参照的具体客观的基准。作为韩国法务部“变化战略计划”重要课题内容,韩国近年来开始着手推进刑事“量刑基准”改革方案。本文将通过对韩国“量刑基准制度”引进背景、量刑委员会及“量刑基准”促进动向及方案内容、韩国法院及法务部量刑调查主导权之争及韩国“量刑基准”制定的基本经验等进行考察,以期对我国刑事量刑制度研究提供可资借鉴的依据。     

行使财产权行为犯罪构成判定

在判断行使财产权行为是否构成夺取罪方面存在司法上的困惑和理论上的缺失.传统观点认为,行使财产权行为不具有侵犯他人所有权的客体,没有非法占有的目的,而且是一种自助行为,不构成夺取类犯罪.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下的夺取罪构成要件需要进行重构.夺取罪犯罪客体采用以平稳占有说为基础的财产秩序.行使财产权利行为的非法占有目的虽然具有债权的法律依据,但其夺取行为和手段不符合法律规定.自助行为的成立需在主体、标的、主观目的、紧迫性和手段强度上符合要求.因此,行使财产权行为应构成夺取罪,除非其符合自助行为阻却违法的条件.     

"可以附加剥夺政治权利"的范围剖析

刑法规定“对于故意杀人、强奸、放火、爆炸、投毒等严重破坏社会秩序的犯罪分子，可以附加剥夺政治权利。”本文对“严重破坏社会秩序的犯罪分子”和“可以剥夺政治权利”的内涵进行了剖析，提出应当让可以附加剥夺政治权利的犯罪分子的范围明确化，并建议以被判处十年以上有期徒刑的宣告刑作为可以附加剥夺政治权利的标准。     

论挪用公款罪的界定

第58届联合国大会通过的《联合国反腐败公约》,明确规定了可以定罪的9种腐败行为,挪用公款是其中之一。我国刑法对挪用公款罪早有明确规定,但刑法规定比较抽象、概括,以致在理论界和司法实践方面都存在许多问题,本文结合刑法中犯罪构成理论及立法解释、司法解释对挪用公款罪加以分析、界定。     

盗窃正版软件标签行为性质界定——以上海首例盗窃COA标签案为视角

COA标签为正版操作系统的合法凭证。盗窃COA标签的行为不涉及侵犯著作权的问题,不构成侵犯著作权罪。盗窃COA标签的犯意不在于故意毁坏财物,不构成故意毁坏财物罪。COA标签载有一定的经济价值,其属性决定其可以成为盗窃罪的犯罪对象,因此,盗窃正版软件标签的行为应以盗窃罪论处。     

论渎职犯罪中的共犯关系——有身份者与无身份者的罪名确定

无身份者可以构成渎职犯罪的狭义共犯;无身份者不能构成渎职犯罪的共同正犯。身份犯与非身份犯罪名确定出现规则缺失的根本原因,在于没有详细区分渎职犯罪与贪污贿赂型职务犯罪的条文结构差异。渎职犯罪共生模式包括静止型与动态型。应当将徇私舞弊、滥用职权类渎职罪的专属性特点归纳为渎职犯罪共生模式,结合犯罪构成原理、共犯原理、竞合犯原理,区分不同情况细化讨论,从本质上解决渎职犯罪中有身份者与无身份者共同犯罪罪名的确定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