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信访不信法”的法经济学分析及其政策建议

"信访不信法"其实是一个伪命题,访民并不是完全不相信法律,只是想要穷尽一切可以利用的救济手段而已。信访制度被确定为权利救济途径后,访民由于对信访制度的误解将其作为凌驾于司法救济之上的最终救济加以利用。无论是对访民个人还是对国家而言,信访制度带来的净收益都是负值。当下迫切需要将权利救济功能从信访制度中剥离出来,重新确立司法救济的权威性。     

论法治视野下信访功能的定位

信访在中国成为问题与信访的功能定位有密切关系。国家把信访的功能定位在政治参与和权力监督方面,而公民更愿意定位在权利救济方面。由于公民对信访功能的定位和国家原初的定位产生了一定偏差,这使得国家在应对以权利救济为目的的信访问题时,难免带有功利主义的目的。从比较法的角度,信访权更接近于国外宪法所普遍确认的"请愿权"。就请愿权发展轨迹来看,早期的请愿权兼具政治参与和权利救济的双重功能,之后随着司法救济制度的完善,大量的私人纠纷主要诉诸司法程序解决,请愿权的权利救济功能逐渐式微甚至消失,今天请愿主要作为一种直接政治参与的方式而存在。请愿权在现代成熟宪政国家中的发展变迁图景为我们思考信访在我国如何进行功能转换提供了思路。我国应通过完善司法救济制度逐步把权利救济功能从信访中剥离出来,使信访回到原初的政治参与和权力监督的功能上来。     

论信访的行政救济功能及其与行政复议的关系

信访兼具有监督和行政救济两大功能,但在实践中更多地承载着救济个人权利、维护群众权益的作用,是我国行政救济机制中重要的一元.信访在行政救济程序方面具有灵活性和多样性的特征,其权益救济的范围大于其他行政救济程序,但信访工作机构缺乏实体处理权.信访与行政复议之间既存在着分工又呈现出重叠关系,为了体现法定途径的优先性和提高行政救济程序的效率,两者之间应当建立工作协调机制.     

法治视角下的信访功能定位

作为一项具有中国特色的制度设计,信访制度适应中国社会转型期化解社会矛盾的现实要求,在公民权利救济和政治参与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分析当下信访制度功能错位的影响,探讨信访功能的回归途径。通过民主法治的全面推进、人大制度的健全完善、司法救济机制的改革等,使信访制度的功能回归到本位上来。     

论不当行政行为救济途径

2004年国务院发布《全面推进依法行政实施纲要》,提出经过十年左右基本实现建设法治政府的目标。有效的不当行政行为救济途径是否形成是检验这一目标的一个因素。在现有制度中,行政监察与行政执法监督制度不是行政救济制度。行政诉讼制度无法为不当行政行为提供救济。信访、行政复议与行政执法投诉均属不当行政行为救济途径。但他们存在着法律依据位阶低,制度实施效果不理想;信访机构无调查处理权,救济效率低下;救济机构不独立,公正性存疑等缺陷。为促进法治政府目标的尽快实现,需要重构不当行政行为救济途径。可考虑将隶属于行政系统的信访与行政监察机构与职能合并,整体划转到各级人大常委会之下,成立人大常委会监察委员会,为不当行政行为提供救济。     

重构信访制度，切实发挥其监督政府功能

就目前我国的信访制度而言．人们都在质疑信访定位问题．到底是一项什么性质的制度？不论是在理论界还是在实务界都有不同的声音。如果从公民权利救济角度来看信访．信访与行政复议、行政诉讼制度等都是权利救济的必要程序．既然已经有了行政和司法的权利救济方式．还要信访做什么？     

论法治视野下信访功能的定位

信访在中国成为问题与信访的功能定位有密切关系。国家把信访的功能定位在政治参与和权力监督方面,而公民更愿意定位在权利救济方面。由于公民对信访功能的定位和国家原初的定位产生了一定偏差,这使得国家在应对以权利救     

转型期非制度化信访的突出问题及矫正路径探析

中国社会转型期非制度化信访问题突出,严重影响了社会的稳定与和谐。当前,信访制度和司法制度在利益表达、纠纷化解和权利救济上出现了重叠,信访制度面临法律上和现实上的困境。解决信访问题的根本途径是进一步改革信访制度,积极探索转型期信访与法治契合的可能路径,以实现信访的法治化。     

国家治理中的信访治理:演变、矛盾与发展

信访治理既是国家治理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协调国家和社会关系的重要形式,并在国家治理模式变迁中演变。在计划经济时期信访治理主要扮演动员民众参与运动式治理以及通过权益救济疗治其创伤的矛盾性角色,无法始终将监督和优化国家治理落实为核心功能。改革开放后,社会利益关系调整和部分公共治理行为产生诸多利益矛盾,并成为信访的重要诱因,而科层体系由于角色、目标和监督问责的局限不能对其进行有效治理,导致信访治理超载并陷入维护群众信访权利与维护社会稳定的矛盾中。随着国家治理现代化的推进,国家政治性治理、法律治理和行政性治理不断完善和加强,加之信访治理自身改革创新,从而在源头控制公共权力以减少权益救济型信访的发生,在末端使权益救济方式多元化和信访治理能力提升,这些为信访治理发展及其矛盾解决提供了基础与保障。     

论信访制度的功能定位——基于纠纷解决体系的思考

诉讼与信访分离是信访功能定位的第一步,信访制度功能合理定位应从我国整体纠纷解决体系的视角出发,以保障公民表达自由,树立司法权威为前提.根据我国政治体制以及现代社会发展趋势,把信访制度纳入人大的框架之内,将其功能定位为:政治参与、权力监督以及补充救济.     

论弱势群体利益的信访救济

弱势群体是我国转轨制过程中凸现的复杂社会现象。我国正处于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关键时期,弱势群体及其利益的实现是我国在目前应该着重解决的重大课题。而信访又是弱势群体受到利益侵害时,首选的解决途径,因而,弱势群体的利益受到侵犯时的信访救济,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和现实意义。     

信访必须也只能在法治的框架内进行

由于长期民族心理和传统文化的积淀,国民有着比较强烈的青天意识和政府万能意识,对政府首长和行政权力过分依赖,加上仲裁、诉讼等权利救济方式的门槛较高,信访成为公民权利救济的一个重要方式。信访是一种制度,更是宪法赋予公民的一项基本权利,在中国特殊的文化传统下,信访体现出党和政府紧密与群众相联系的路线方针,     

游走在信任与不信任之间:信访的发生学原理及行动逻辑

现代民主制度的基本设置和政府产生的内在逻辑蕴含信访的发生学原理。作为中国政治结构给民众所安排的一种诉求表达机制,信访在政府与民众的体制性沟通框架中占据重要地位。它表达的既是民众对政府能解决利益诉求或权利救济的期待和信赖,也是政府对民众通过体制性渠道反映个体或群体利益诉求的信任。然而,囿于非公开化的处理过程、正式权力的非正式运用、目标的确定性与结果的不确定性之间的悖论等因素,大多数信访行动会失效。失效的信访行动会通过影响政治体系的正常运行和社会秩序的失序而导致政府信任流失。政府信任的无限度流失会影响执政党的政权巩固,因此,在无法完全革除信访制度的当前,急需从重新审视信访的功能定位、革除压力型信访考评机制、整合信访机构并形成合力等角度提高信访效度,进而增强政府信任。     

信“访”更应信“法”

新修订将于2005年5月1日起施行的《信访条例》中,规定“对已经或依法应当通过诉讼、仲裁、行政复议等法定途径解决的投诉请求,信访机构不予受理,但应当告知信访人依法向有关机关提出”,这就强调信访不是权利救济和保障的独木桥,信“访”更应信“法”。据统计,全国人大常委会信访局每年受理的信访案件达10万件,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在2003年里受理的信访案件分别达12万余件和7万余件,如此海量的信访已经对社会特别对北京的稳定造成了巨大影响。国家信访局原局长周占顺指出,群众信访所反映的问题中80%以上有道理或有一定实际困难和问…     

论涉诉信访的司法终结

司法救济因司法终局原则的确立而成为权利救济中最全面、公平、有效的方式,然而这一救济方式的功能因涉诉信访而受到影响。以司法终结涉诉信访是合理之选,面对司法与涉诉信访的矛盾冲突,有必要建立和完善以司法终结原则为核心的涉诉信访司法终结制度。为此,需要厘定司法与信访的合理关系,实现信访功能的正确定位,消除民众对司法的误解。     

论我国公务员权利救济制度

从我国公务员制度的理论与实践发展过程来看,我国现行的公务员权利救济制度设计存在着诸多缺失。公务员的权利及其救济被忽视由来已久,有关我国的公务员制度的理论研究更是处于起步阶段。通过对我国现行公务员权利救济制度的分析,同时比较借鉴西方发达国家较成功的立法经验,反思我国现行公务员权利救济制度存在的弊端及成因,进而提出健全和完善我国公务员权利救济制度的构想,探讨引入司法诉讼程序的可行性。     

公务员权利救济之司法救济探讨

公务员作为国家权力的具体执行者，担负着管理国家、保证整个国家机器正常运行的重要职责和使命，其权利的有效保障对我国法制的完善起着重要的作用，是我国依法治国进程中的一个重要步骤。我国当前公务员权利救济仅限于内部行政救济，救济程序不全面，救济效果不彻底，从国内外情形来看，公务员权力救济的司法救济方式值得探讨。本文尝试着就公务员权力救济之司法救济的必要性和可行性进行分析，以期更好地保护公务员权利，实现国家机器的和谐运转。     

纪检监察信访举报工作规范性缺失与制度安排

纪检监察信访举报工作规范性缺失主要表现在:纪检监察信访举报工作的预警机制不完善、工作流程阻滞、特有文化与法律权威的矛盾冲突。其原因在于,纪检监察信访举报工作存在着人治色彩、救济功能大于法律救济功能、与群众工作的互联互通程度较弱。提高纪检监察信访举报工作规范性程度的制度安排主要体现在:健全群众工作制度,以群众工作统揽纪检监察信访举报工作;合理配置和科学设计纪检信访举报权力以及流程;健全法律制度,纪检监察信访举报工作"体制之内"变为"法治之内"。     

当代中国内地的行政救济体制

当代中国内地的行政救济体制主要由行政机关救济、司法机关救济、权力机关救济构成,三种救济体制相互衔接、互为补充。但无论是行政机关救济,还是司法机关救济,抑或是权力机关救济,为行政相对人所能提供的救济都是极为有限的。而且,受我国政治体制和历史传统与观念的影响,行政救济体制的功能尚未完全发挥。因此,进一步增强救济机关的独立性,完善行政救济程序,拓宽行政救济的范围,是未来中国行政救济体制发展的必然趋势。     

直接民主或非直接民主：信访制度的民主属性辨析

对信访制度民主属性的确认是理解信访制度性质的重要方面。依照直接民主的多重含义，信访制度具有直接民主特征，但这一特征主要指涉信访活动形式要件。同时，信访制度还具有非直接民主特征：一方面，在权利救济案件尤其涉法涉诉案件中，信访处理原则并非遵循少数服从多数原则，信访处理结果也很少直接受制于访民意愿，这些均与直接民主特征不符；另一方面，伴随科层化和法治化发展，强调权责法定、形式理性、规则之治、诉访分离等要求将使信访制度与直接民主更加疏离。以信访形式、信访结果、政治功能和权利救济功能为维度，可以发现信访制度具有直接民主特征和非直接民主特征，信访制度是一项具有复合民主属性的政治制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