罪刑法定原则下的社会危害性理论

罪刑法定原则的确立,对我国传统刑法中的社会危害性理论提出了严峻的挑战.发展到今天的罪刑法定原则已然不是原来绝对的、纯粹形式意义上的罪刑法定原则,而包含了实质合理性的内容.因此,作为犯罪实质面的社会危害性理论与罪刑法定原则并不冲突,其在刑事司法领域的存在是必然的也是必要的.     

罪刑法定原则之程序法意义探析

关于我国罪刑法定原则之"法"的界定,理论上有实体专属和包含程序的两种争议。立足罪刑法定原则保障人权的宏观机能,程序法定、程序权利是其机能实现的基本路径和重要内容;立足于该原则作为定罪处刑依据的微观作用,无论是事实根据还是法律层面,刑事程序法都是罪刑法定原则所必然涵盖的内容。需要注意的是,积极层面的罪刑法定原则并不意味所有刑事实体法规定是犯罪行为的都应当定罪处刑,刑事程序法恰恰具有"出罪"功能,刑事不诉、刑事和解具备刑事实体法上的合法性与合理性。     

应然论说与实然的评说－对新刑法罪刑法定原则“中国特色”透析与质疑

新刑法确立的罪刑法定原则具有中国特色有消极侧面，又有积极侧面，既蕴保价值，又蕴保护价值。文章从罪刑法定原则产生与发展历程及其规律的检讨入手，确证了罪刑法宝原则在机能和价值定位上的执一性；只能是限制机能和保障价值。并且指出罪刑法定原则的“中国特色”体现了社会本位和权力本位合理性和实质合理性的冲突。故而应予破弃，以还罪刑法定原则之本来面目。     

刑事合理性原则初探

法律上的合理性原则,一般与自由裁量权紧密联系。在刑事法律领域,合理性原则与罪刑法定原则一样,其出发点在于对国家行使刑罚权进行必要的限制。在现代刑法理论中,罪刑法定原则最能体现出合法性原则对刑事裁量权的制约。但是,罪刑法定原则也存在一定的不足,这需要合理性原则加以补充;并且,在合法性的前提下,刑罚权的运用、法律解释以及刑事司法中的法官释法、自由裁量等,还需要以合理性加以限制,才不会出现形式的公正造成了实质的不公正的局面。     

论中国古代刑法中的罪刑法定思想

罪刑法定原则是现代刑法的基本原则之一,关于中国古代社会是否存在罪刑法定原则有肯定说与否定说之争。罪刑法定原则的价值在于保障人权,适用准则是禁止类推,它与“人治”根本相分离。现代罪刑法定原则与中国古代社会的罪刑法定具有本质上的异质性,我国古代的罪刑法定只是一种思想,并没有上升为一项基本的法律原则。而且,由于中国古代社会奉行专制体制和人治统治,罪刑法定原则欠缺生长的现实土壤,这就决定了中国古代的罪刑法定思想不可能发展成为罪刑法定原则,也不可能成为保护犯罪人的大宪章。     

类推制度的合理性及其在我国的衰落与重建

类推制度存在的合理性主要包括弥补法律漏洞和维护国家、社会利益。我国1997年《刑法》取消了有关类推制度的规定,其原因主要是对司法擅断的防范及认为其与罪刑法定原则相冲突。我国重建类推制度是基于完善我国罪刑法定原则内容的必要和规制类推实践的必要。在重建类推制度时应注意处理好其同罪刑法定原则的关系和其价值取向的调和,重建的类推制度的内容涉及适用主体、条件和程序。     

罪刑法定原则的内在要求及面临的挑战

罪刑法定原则不仅是刑事立法的决定性原则,也是刑事司法的指导性原则;应当将罪刑法定原则宪法化,以充分实现公民的人身权和财产权的神圣不可侵犯;罪刑法定原则的内容除了传统的几方面之外,还包括罪刑规范的明确性、具体性、正当性、合理性、相对稳定性;目前罪刑法定原则在发展中存在着犯罪化和非罪化的严重;中突、重刑化和轻刑化的明显冲突、相对负刑事责任范围的特定与否的冲突、刑法的主动性和及时性调整与部门法滞后性和排他性调整的冲突、不利于被告的扩大化解释与保障人权的冲突等。     

也论空白罪状在中国刑法中的命运——从刑法机能二重性看空白罪状和罪行法定原则的冲突

空白罪状和罪刑定原则在一定程度上存在冲突。空白罪状是刑法的人权保障机能和社会保护机能冲突调和的产物 ,具在存的合理性。应采取有效措施保证空白罪状最大程度符合罪刑法定原则 ,使刑法两种机能和谐统一。     

形式解释论与实质解释论

在构成要件的解释领域有形式解释论与实质解释论之争.形式解释论与实质解释论之争本源上是罪刑法定原则之争.一般而言,形式解释论维护罪刑法定原则的形式侧面,而实质解释论不仅维护罪刑法定原则的形式侧面,也维护罪刑法定原则的实质侧面.相较于形式解释论,实质解释论更注重刑法目的合理性,更能够实现刑罚的妥当性.     

现代法治语境中的刑事政策

法治国家的原则与法治国家建设的任务须为具体行动,在刑事法领域要贯彻法治原则就要化为坚持罪刑法定原则,罪刑法定是刑事法领域的法治原则.罪刑法定及刑事政策的相关方面,如罪刑法定机能及其演变、刑事政策的内涵、罪刑法定和刑事政策的紧张性及其调和,当前刑事政策中的热点问题以及刑罚反制犯罪关系等问题值得思考.     

当代大学生生命意识缺失现象的思考

面对大学生生命意识缺失现象的日益突显,本文认为,生命意识缺失是一种特殊的心理危机,也是一种异常的心理现象。生命意识缺失现象是多种因素交互作用而导致的结果。文章着重从心理健康教育和危机干预的角度来寻找对策,以促进大学生生命意识健康发展,减少生命意识缺失现象的发生。     

《天水行政学院学报》学术影响力分析

通过利用《中国引文数据库》、《中国学术期刊影响因子年报》、《期刊统计分析与评价》相关数据,采用文献计量学的方法,对2000-2012年《天水行政学院学报》的各项指标进行统计分析,客观描述刊物整体水平和学术影响力,寻找差距和不足,以期对刊物发展提供参考依据。     

犯罪要素体系化比较

犯罪要素应遵循裁判过程予以序化,形成由客观到主观的阶层递进模式,中国刑法犯罪构成体系可在借鉴大陆法系递进式犯罪论基础上,对通说＂四要件＂犯罪构成体系予以分解重构,使传统平行结构体系融入递进因素,以犯罪构成体系的变革推动刑法理论发展与司法改革实践。     

对采矿权客体的系列甄别

通常认为采矿权的客体是:不特定的、包括地下部分在内的组合体、抽象的矿产资源、地壳中的不动产等.由此而将采矿权归属矿业权、特许物权、准物权等形成虚无的物权体系.通过逐一甄别认为,采矿权的客体是单一而特定的矿产,采矿权人对矿产支配的权利状态具有自物权属性.     

韩国刑事“量刑基准制度”推进动向及“量刑调查”主导权之争考察

“量刑基准制度”是指法官在对刑事被告人定罪量刑时可供参照的具体客观的基准。作为韩国法务部“变化战略计划”重要课题内容,韩国近年来开始着手推进刑事“量刑基准”改革方案。本文将通过对韩国“量刑基准制度”引进背景、量刑委员会及“量刑基准”促进动向及方案内容、韩国法院及法务部量刑调查主导权之争及韩国“量刑基准”制定的基本经验等进行考察,以期对我国刑事量刑制度研究提供可资借鉴的依据。     

行使财产权行为犯罪构成判定

在判断行使财产权行为是否构成夺取罪方面存在司法上的困惑和理论上的缺失.传统观点认为,行使财产权行为不具有侵犯他人所有权的客体,没有非法占有的目的,而且是一种自助行为,不构成夺取类犯罪.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下的夺取罪构成要件需要进行重构.夺取罪犯罪客体采用以平稳占有说为基础的财产秩序.行使财产权利行为的非法占有目的虽然具有债权的法律依据,但其夺取行为和手段不符合法律规定.自助行为的成立需在主体、标的、主观目的、紧迫性和手段强度上符合要求.因此,行使财产权行为应构成夺取罪,除非其符合自助行为阻却违法的条件.     

论挪用公款罪的界定

第58届联合国大会通过的《联合国反腐败公约》,明确规定了可以定罪的9种腐败行为,挪用公款是其中之一。我国刑法对挪用公款罪早有明确规定,但刑法规定比较抽象、概括,以致在理论界和司法实践方面都存在许多问题,本文结合刑法中犯罪构成理论及立法解释、司法解释对挪用公款罪加以分析、界定。     

"可以附加剥夺政治权利"的范围剖析

刑法规定“对于故意杀人、强奸、放火、爆炸、投毒等严重破坏社会秩序的犯罪分子，可以附加剥夺政治权利。”本文对“严重破坏社会秩序的犯罪分子”和“可以剥夺政治权利”的内涵进行了剖析，提出应当让可以附加剥夺政治权利的犯罪分子的范围明确化，并建议以被判处十年以上有期徒刑的宣告刑作为可以附加剥夺政治权利的标准。     

盗窃正版软件标签行为性质界定——以上海首例盗窃COA标签案为视角

COA标签为正版操作系统的合法凭证。盗窃COA标签的行为不涉及侵犯著作权的问题,不构成侵犯著作权罪。盗窃COA标签的犯意不在于故意毁坏财物,不构成故意毁坏财物罪。COA标签载有一定的经济价值,其属性决定其可以成为盗窃罪的犯罪对象,因此,盗窃正版软件标签的行为应以盗窃罪论处。     

论渎职犯罪中的共犯关系——有身份者与无身份者的罪名确定

无身份者可以构成渎职犯罪的狭义共犯;无身份者不能构成渎职犯罪的共同正犯。身份犯与非身份犯罪名确定出现规则缺失的根本原因,在于没有详细区分渎职犯罪与贪污贿赂型职务犯罪的条文结构差异。渎职犯罪共生模式包括静止型与动态型。应当将徇私舞弊、滥用职权类渎职罪的专属性特点归纳为渎职犯罪共生模式,结合犯罪构成原理、共犯原理、竞合犯原理,区分不同情况细化讨论,从本质上解决渎职犯罪中有身份者与无身份者共同犯罪罪名的确定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