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论日本政治大国战略下的非洲外交

早期日本对非外交主要出于经济考虑,并且非洲在日本外交议程中处于边缘位置。1973年石油危机爆发后,非洲在日本能源战略中的地位显著上升。尤其是20世纪80年代日本提出政治大国战略,对非外交便开始在这一框架下进行,不再限于获取资源和市场。ODA（官方开发援助）是日本对非外交的基本手段,并形成了官方主导、民间为辅的机制,而＂非洲发展国际会议＂是其主要平台。目前,日本全面重视和参与非洲事务,并且把实用主义和价值理念结合起来,为其政治大国目标服务。受制于自身与国际因素,日本对非外交的实效不应被夸大,但它对中非关系仍构成了一定影响。     

试析日本的援助理念

援助理念是塑造日本援助国际形象以及争取国内支持的重要途径，反映了日本对政府开发援助的自我定位。战后日本的援助理念在表现形式上经历了从省厅文件到内阁决议、从模糊到清晰的发展过程。其内涵则随着国际国内形势的变化，在各个时期展现出不同的特性和侧重点。不论日本的援助理念如何变化调整，其演变的核心逻辑始终没有改变，作为外交的组成部分要服务于外交战略，作为经济协力的一部分要服务于国家经济发展战略，其落脚点始终是寻找外交战略与经济发展战略的最佳利益均衡点。     

日本的动漫外交——从文化商品到战略资源

进入21世纪,动漫不仅成为日本产业振兴政策的重点领域,而且成为日本政府推行大众文化外交的重要工具。促成这一政策动向的除了日本动漫本身的魅力外,还有近年来日本产业结构的变化,文化外交、公共外交等在国际关系中的兴起,以及日本在国家形象方面遇到的具体问题。当前,日本外务省正以机构改革为契机,进一步加强对动漫等大众文化外交的战略规划和统筹。同时,日本国内也存在对动漫外交的批评,认为动漫的国策化贬低了文化的社会功能,容易助长狭隘的民族主义。     

国际战略视野下的中国公共外交

公共外交与政府外交构成中国的总体外交格局。公共外交和民间外交在党和国家历史上曾经发挥过巨大的作用，而新的世界形势和中国国情为公共外交提供了更广阔的运作空间。2009年中共中央提出的国际战略新任务为中国公共外交指明了方向。公共外交工作者的当前努力目标，应当是加紧学习外国的先进经验，提高公共外交战略谋划和战术操作能力。     

从“交流”到“合作”:日本在东南亚的城市外交

本文旨在考察日本在东南亚地区开展的城市外交活动。自20世纪80年代后期,日本城市外交出现了从国际交流到国际合作的转型,城市外交不再局限于象征意味较强的友城关系,合作形式更加多样化,更注重合作的实效。在东南亚地区,城市外交已经成为日本中央及地方政府实现自身政治、经济利益的重要政策手段。中央政府思想观念的变化以及随之而来的制度构建与资源注入,是日本城市外交转型成功的关键因素。日本在东南亚地区的城市外交实践也为中国地方政府开展国际活动提供了重要参考。     

国家营销视角下的中国外交战略分析

中国处于国内体制改革和外交战略转型的双重机遇期,在对外交往中需要在经济实力和实际影响力之间进行有效的相互转化,以实现国家利益。国家营销理论对国家战略的规划定位、体系设计与实施手段的分析框架,尤其是其对战略实施阶段的多元营销手段,可以用来分析中国外交战略的制定与实施。国家营销视野下的外交战略分析框架包括三个部分:国家战略定位和道路选择、外交战略体系设计、外交战略实施。中国外交首先要在国际体系层面找准国家定位,在国内层面找准政策定位,在外交路线上做出明确选择。中国逐渐将经济外交列为核心外交政策,辅之以公共外交、文化外交等政策手段,围绕实力与权力之间的有效转化这一核心议题,在宏观、中观和微观等层面进行外交布局。中国在价值塑造、市场细分、促销渠道等外交战略实施方面还有很大发展空间。     

澳大利亚的体育外交战略探析

体育外交作为公共外交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以其在促进各国人员往来和相互理解等方面的独特作用,正在受到各国政府越来越多的重视。2015年,澳大利亚政府专门出台了《澳大利亚的体育外交战略2015-2018》,从促进体育交流、增加体育援助、发展体育产业、创新体育合作等方面,对本国的体育外交战略做出了细致规划。战略执行至今,在促进相关地区的社会发展、提高澳大利亚的国际形象等方面已经取得了积极进展。中国作为世界体育大国,应充分借鉴澳大利亚体育外交战略的成功经验,积极优化本国的体育外交战略,统筹利用本国的体育外交资源,为建设中国特色的公共外交体系添砖加瓦。     

小泉执政后日本外交的变化

小泉政府借反恐之机,在外交上进行了一些大胆的举措:制定一系列派兵法案,强化日美同盟,行使“集体自卫权”,出台了新《防卫计划大纲》,并且努力争取“入常”等。同时在历史、领土问题上实行强硬的对外政策,引起周边国家的强烈不满。小泉外交给东亚乃至亚太地区安全机制的建立带来了很大的冲击,增加了该地区的不确定性。研究和分析小泉外交之特点与趋势,对于如何建立东亚安全机制以及中日外交今后的发展都有较强的现实意义。     

西部大开发与日本对华投资战略

在西部大开发中,如何借鉴日资在东部沿海地区投资成功的经验,采取适合于西部地区的新的投资战略,不仅对日本企业,而且对西部地区的开发具有重要意义。     

不附加条件的援助：中国对非援助政策的形成

外援是一种跨国的财政转移支付，这种性质决定了外援是一种跨国的国家干预行为，并成为一种重要的、将援助国国家利益和国家形态延伸至境外的重要工具。西方发达国家主要是利用援助的杠杆作用，为援助附加各种条件来实现其政策目标。新中国成立后，中国在内部建立起了社会主义制度，对外倡导以“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为基础的新型国际关系准则，因此，中国的援助表现出了与西方国家及前苏联援助不同的一些特色，不为援助附加任何条件即为其中之一。从20世纪50年代末至70年代初，中国的援助在非洲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其原因即在于中国的援助实践体现了一种不同的发展道路和制度模式，以及新型的、不同于新／老殖民主义的国家间关系。     

步入全新阶段的中国对日经济外交:动因与态势

对日经济外交在中国外交战略布局中占据重要地位。在政治关系持续回暖、经济关系出现波动、区域经济合作进入关键阶段、全球经济风险趋于恶化、两国经济发展出现全新局面等因素的共同推动下,中国对日经济外交步入了全新阶段。当前中国对日经济外交呈现出多层面的新态势,动力更加强劲,目标更加明确,层次更加清晰,机制更加完善,领域空前拓宽。     

“一边倒”的外交战略与中国对外援助

新中国成立后,中国实行对苏联＂一边倒＂的外交战略。这种外交战略决定了在对外援助中中国必然把援助越南、朝鲜等东方社会主义国家作为自己的首选对象。中苏分歧日益扩大后,＂一边倒＂战略名存实亡。为了拓展外交局面,中国进一步加大了对外援助的力度。     

新中国外交战略的演变:从结盟到不结盟

新中国确立了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埋葬了旧中国备受欺凌的屈辱外交。半个世纪以来,中国外交的基本原则保持了高度的连续性和一致性,但在外交战略上却经历了两个不同的时期,即毛泽东时代结盟的外交战略和从邓小平时代开始的不结盟的外交战略。结盟和不结盟的外交战略都是从特定时期的国际环境和中国本身的综合国力和出发作出的正确选择,都有效地维护了中国的国家利益。我们要学习两位划时代的伟人在制定外交战略中所体现出来的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精神以及科学地分析风云变幻的国际环境和错综复杂的国际关系的思想方法,既坚持原则,又有灵活性,以国力为基础,以国家利益为出发点制定正确的外交战略,实现十六大提出的宏伟目标。     

新中国外交战略的历史变革

新中国成立以来 ,中国外交战略经历了四大历史变革阶段。一是建国初期 ( 1 949年到 1 95 0年代末 )的“一边倒”战略 ;二是 2 0世纪 60年代的“两条线”战略 ;三是 2 0世纪 70年代的“一条线”战略 ;四是 2 0世纪 70年代末改革开放以来的“全方位”战略。这种外交战略的历史变革 ,充分反映了中国外交战略作为最大限度地维护国家利益的重要工具 ,必然是适应时代变迁需要的产物     

战略转型期的中国外交战略规划

从国际格局转型期入手,文章剖析了中国所面临的挑战和难题,分析了中国转型期外交战略的目标和任务,指出了中国外交战略规划中存在的问题,阐述了转型期外交战略规划的基本构想、关键环节和侧重点,提出了战略规划的设计方案。中国外交战略需要在统筹兼顾的大思路下,规避自身可能的风险,把握发展与稳定的关系,协调成本与收益的平衡,实施新的规划。     

日本外交困局的原因分析

作为一个经济大国,日本在世界范围内影响力巨大,即使经济停滞二十多年之后今天依然如此。但是政治舞台上,日本常常被认为是一个"侏儒",即使政府采取多种措施想要赢得政治地位并最终实现正常国家,但依然难真正有所作为。这种外交困局除了其战败国的身份外,还有如对自身身份的迷惑、经济的衰退引起的内部矛盾和影响力相对下降、大国抱负与小国现实之间的矛盾以及与周边国家的历史恩怨都是重要的原因。     

政府援助与政治收益——以日本对东南亚国家的援助为例

作为对外援助一部分的政府援助有着独特的作用，虽然政府援助属于国际经济领域现象，但是其所带来的政治收益更能够对自身的产生、发展给出一个合理解释。以政府开发援助为载体的日本战后经济外交，其产生与发展正是基于政治收益的考虑而展现出不同的表现形式来。     

奥巴马主义:美国外交的战略调适

过去六年中,奥巴马政府经历并处理了反恐战争、重返亚太、利比亚和叙利亚内战、朝核和伊核、核安全等诸多重大外交安全问题,奥巴马总统在这些问题上的外交安全政策呈现出清晰的内在逻辑,此即奥巴马主义:谨慎使用武力,拒绝人道主义干预;善用美国影响,倚重多边外交;管控危机而非解决危机;分清轻重缓急,优化资源配置。美国对国际安全环境的认知是奥巴马主义产生的国际背景,趋于厌战和内向的国内公众舆论是奥巴马主义产生的社会背景,优先关注国内事务而非外交则是奥巴马主义产生的国内政治背景。奥巴马主义所展现出的战略收缩或者战略克制在历史上不乏先例,它也同样引发了美国国内有关美国是否衰落的讨论。究其实质,奥巴马主义可谓美国适应国际政治新常态的战略调适,其对美国和世界的影响都将是深远的。     

国际冷战、革命外交与对外援助——中国对非援助政策形成的再考察(1956—1965)

中国对非援助政策的形成过程应置于20世纪50、60年代中美苏台三国四方在非洲不断升级的冷战竞争背景下进行重新考察。对于中国而言,对外援助是国际冷战条件下推动革命外交的政策工具,援助经历了从量力而行到适当照顾再到全面支持的升级。在这一过程中,中国利用援助推动非洲地区的中左派力量结成反帝反修国际统一战线,同时向非洲国家展示和传授自身的革命与建设经验,引导它们学习中国道路。对非援助政策的形成过程显示,革命外交方针之下的国际统战以及由国际冷战造成的道路选择,综合成为中国走向全面援非的主要因素。与此同时,这一对非战略导致中国对非援助在此后很长时间内趋于非经济利益导向,难以实现义与利之间的平衡。     

外交的本质与崛起大国的战略选择

外交是以和平方式实施国家对外政策的工具,其和平本质决定了外交手段与军事手段的根本不同。外交不是权力政治,也不是对外政策,而是按照一定规范和平处理国家间关系、落实对外政策的过程。外交在不同国家战略中的地位及其作用提供了不同的历史经验:晚清并非弱国,晚清及近代中国的经验不是弱国无外交,而是外交的失败导致国家的失败;美国对待外交的经验是强国无(需)外交,有实力即可,这是强权政治的逻辑;不少小国成功的经验是,外交是国家存亡和兴替的关键、立国之本和小而不弱的保证;曾经发动世界大战的德国和日本的经验是,选择战争走向毁灭,而放弃战争、选择和平的外交战略,则走向繁荣。对于崛起大国的战略选择,不同的历史经验昭示:和平的外交战略而不是军事和战争战略,才是国家崛起的明智选择。中国的崛起是和平的崛起,崛起的中国需要坚持和平的外交战略。坚持和平的外交战略,不是期待国家为外交准备任何成功的利器或其他实力资源,在国家强大之后展示武力,而是要充分利用好作为国家资源的外交工具。为此,不仅要关注和讨论外交,而且要把握外交的本质,从外交的角度观察和分析问题,按照外交规律办事,注重制度创新,让外交资源尽其所能,让外交人员人尽其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