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球经济治理的观念变迁:重建内嵌的自由主义?

全球经济治理在分别经历了内嵌的自由主义、新自由主义主导之后,正处在一个观念竞争的不确定时期。纵观布雷顿森林体系创建以来全球经济治理的演变,可以看到主导观念总是更多地反映出强者的利益;但与此同时,主导观念的稳定性却取决于其对各方利益的包容程度。市场是否应当被嵌入社会之中?对这一问题的回答,正是不同时期全球经济治理主导观念的根本分歧之所在。内嵌的自由主义兼顾了市场效率与社会公平,因而是一种更为可取的主导观念。其能否得以重建,取决于国际与国内层面能否形成合理的社会目标,而后者必定以实现某种程度的利益契合为前提。     

联合国发展机制评析

联合国有一套庞大的发展系统和用于发展的经费预算,来实施宪章中关于发展的宗旨.该套机制的建构、发展、运行及发展业务的操作代表了联合国发展职能的履行和业绩.但联合国作为全球发展的协调中心,在机制上存在着明显缺陷,有待进行关键性的改革.     

国际议程设置与中国倡导信息安全规范的扩散

随着现代通信技术的快速发展,相应的信息安全问题也引起各国关注。在西方话语霸权的背景下,中国所倡导的“主权原则”和“不干涉内政原则”等信息安全规范却能够得到国际社会的广泛认可。为理解中国在推动信息安全规范扩散过程中所采取的策略,可借助区域层次国际议程设置框架进行分析。运用过程追踪研究方法,可以观察到通过议题选择与界定、组建议题联盟、选取议程进入渠道、议题制度化或规范化四个阶段,中国在上合组织推动地区性信息安全规范的兴起与扩散,以及上合组织成员国将信息安全规范向联合国推广的尝试,此举也意味着开辟构建不同于西方的信息安全规范的新路径。理解中国信息安全规范扩散的因果机制,丰富国际规范扩散、演进与竞争的实证研究,还可以为在国际社会破除西方话语霸权,推动发展更加公平、合理的国际规范提供借鉴。     

中国与联合国人权保障制度:以普遍定期审议机制为例

联合国人权保障制度是在联合国框架下制定和实施国际人权法的一系列规范和监督机制,对于人权的保障和推进发挥着重要的作用。随着在国际事务中地位的提高和国内人权状况的不断改善,中国在联合国人权保障制度中的实践也经历了由消极参与到积极对话与合作的转变,而普遍定期审议机制的建立,则为中国加强与联合国人权保障制度的整体合作提供了契机。中国利用这一平台树立了新的国际人权形象,加强了对国际人权监督实践的参与,进一步提高了国内人权的保障水平,并提升了自身在联合国人权保障制度中的影响和作用。     

中国参与联合国人权机制与国际人权话语权的提升——以人权理事会特别程序为例

国际人权话语权是一国通过人权话语在国际社会展现人权观点、进行人权监督、实现人权主张,并以此影响全球人权价值和国际人权秩序的综合实力。随着国际地位的提升,中国需要与之相匹配的国际人权话语来影响人权发展的国际战略、规则和实施机制,从而发挥引领作用。中国以生存权和发展权为核心的国际人权话语,代表了发展中国家以及新兴国家的人权观念,补充和丰富了现有国际人权话语的内容和理念。中国提升国际人权话语权,不仅需要加强国际交流与宣传,更需要通过国际组织的相关制度安排予以落实和保障。作为最早建立的、最具影响力的联合国人权机制之一,特别程序在构建和实施国际人权话语方面具有重要意义。在实践中,中国利用特别程序不仅推进了经济、社会和文化权利的平等保障,推动了联合国人权机制的改革,而且还促进了发展权在联合国人权框架下的实施,以及以发展促人权等人权保障模式及其理念的传播及影响力。随着全球治理的深入发展以及人权主流化的推动,特别程序作为话语平台的作用日益凸显。面对人权问题全球化、国际组织碎片化和单边主义的挑战,中国应在坚持一贯人权立场的基础上,担当促进世界人权发展的责任,深度参与联合国人权机制运行和制度构建,强化与特别程序等机制的合作,增进联合国组织的人权职能,在国际人权事务中发挥更大的影响力。     

个人自由 社会秩序 国家干预——论托马斯?格林的新自由主义

伴随着近代资本主义的发展,到19世纪中期,英国已经发展成为一个世界上首屈一指的日不落帝国。然而,在这个当时世界上最富裕、最繁荣的国家,出现的并不是古典自由主义思想家所预言的共同富裕与社会和谐,而是严重的两极分化及由此引发的社会冲突和前所未有的信仰危机。面对这样的问题,格林提出了积极自由和共同的善,为逐步摆脱专制统治的国家通过干预的手段维护社会秩序从而实现个人自由提供了理论依据。     

联合国专门机构职能扩张的法律问题研究——以世界卫生组织为例

联合国专门机构和联合国及其他国际组织间关系采取了非集中化模式,这意味着它们之间存在着明确权限划分.随着全球化的发展,领域之间的相互影响和渗透程度愈来愈高,机构间发生职能交叉的现象越来越多.在这种情况下为了避免整个组织的功能失灵,确保整个国际组织法的安定性,必须强调国际组织在专业原则范围内活动,而不能侵入其他国际组织的职责范围内,对于超过界限的国际事务,国际组织应当采用国际合作和协调的方式来解决.具体合作方式可以采用以下三种,即国际组织间订立合作协议;使用联合国系统内部的协调机制来合作;建立国际组织间的联合项目.     

当代中国政策议程设置研究——以阜阳奶粉事件和三鹿奶粉事件为例

运用多源流理论,从问题溪流、政策溪流以及政治溪流三个方面对2004年阜阳奶粉事件和2008年三鹿奶粉事件进行比较和分析,发现阜阳奶粉事件在短期内成为了焦点事件,引发了一定的社会关注,但是其危害性、严重性以及影响力相较三鹿奶粉事件较弱。在三鹿奶粉事件中,国际舆论和国民情绪对事件的关注加速了该问题的议程,因而,政治源流在政策议程设置过程中具有关键性作用。     

焦点事件对议程设置的影响研究——以《校车安全管理条例》的出台为例

随着互联网的发展和社会矛盾的激化,焦点事件触发议程设置的现象越来越普遍,打破了以政府为主导地位的内输入议程设置模式的均衡状态,促使某些问题进入政策议程。本研究采取案例分析方法,探讨甘肃、江苏校车事故如何推动《校车安全管理条例》出台,对焦点事件通过寻找议程设置的触点、改变问题的显著性和吸引各方的注意,借助媒体与公众外在催化剂的扩散效应推动问题进入议程设置的最终环节,促使政策发生质的变化的基本逻辑。     

自由主义思想的发展与法治（从古代到近代）

本文通过对自由主义思想的形成发展与法治形成的论述，阐释了西方法治传统背后深藏着决定其发展方向和命运的精神力量是西方社会的自由主义精神。自由主义是从要求法治开始的，和法治紧密相连。自由主义的发展同时也就是一部法治原则形成的思想史。     

塑造全球治理议程:国际组织自主性的行动逻辑——以UNFCCC秘书处为例

国际组织是参与全球治理的关键行为体,理解国际组织自主性是分析国际组织如何影响全球治理议程的核心,而平衡国家中心与国际组织中心两种视角是全面认识国际组织官僚机构在全球政策议程中自主性与影响力的起点。缔约方集体对国际组织官僚机构的授权是国际组织官僚机构权威的基石,授予性权威是其自主性行为的首要合法性来源。缔约方集体授权有力地塑造了国际组织官僚机构的自主性行动路径。对于所涉问题领域单一的条约秘书处,缔约方集体授权相对清晰具体,监督成本较低,因此,条约秘书处自主性行动范围的扩张,很大程度上依赖于缔约方集体对其任务授权的增加。同时,授权特点进一步塑造了条约秘书处寻求以间接方式影响政策结果的自主性行动逻辑。本文通过对现有研究的梳理,提出了基于组织授权的国际组织自主性分析视角,并以《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UNFCCC)秘书处为例,认为其自主性行动范围的扩张并非其自主性显著提升的表现,而是依赖于缔约方集体的任务授权变化,并进一步分析了其作为知识中介人、谈判辅助者和行动协调者对气候治理政策结果施加影响的行动路径。     

跨国公司监管的困境与对策——以发展中国家为视角的探讨

跨国公司监管是当今发展中国家所共同面临的问题,由于母国和跨国公司本身的不合作,使东道国监管困难重重。本文分析了目前跨国公司监管的主要困境,认为应当暂时搁置传统的硬约束思路,探讨软约束的实现途径,即通过第三条道路——生产守则实现跨国公司监管。     

知识分享、国际发展与全球治理——以世界银行实践为主线

"知识分享"指国际发展参与主体以生产、传播和推广应用行之有效的知识经验来促进发展的重要形式和过程。由于全球治理效力长期不足,提高国际发展成效已成为各国广泛关注的议题。作为全球最大的国际发展组织,面对多元的发展路径,世界银行把"知识分享"列为实现其发展目标的核心战略,借以提升发展中国家的发展能力,把握信息技术革命带来的发展机遇,强化自身核心竞争力,提高发展项目成功率,从根本上推动国际发展。经过二十多年的实践,如今"知识分享"已进入国际发展舞台的"中央",成为继经济和技术援助之后的第三大国际发展支柱。世界银行的"知识分享"促进了成员国的经济增长,提高了其发展能力,为其应对全球挑战提供了有效方案,对于消除全球极度贫困和促进世界共同繁荣发挥了积极作用。面对严峻的全球治理形势,"知识分享"为国际发展开辟了新的方向,提供了新的出路。     

论国际反腐败机制中国化的机遇与挑战——以《联合国反腐败公约》为视角

《联合国反腐败公约》是迄今为止关于治理腐败犯罪的最为完整、全面而有具有广泛性、创新性的国际法律文书,它对我国关于腐败犯罪的刑事立法的科学化和刑事司法的独立性和专门性以及对腐败犯罪的良好治理都有重要的意义,同时也是实现刑事法治的重要内容。《联合国反腐败公约》对我国反腐败机制、手段、刑事政策以及立法都将产生重大影响。     

英国自由主义的历史发展及当代启示

自由主义是现代西方政治学的主流,也是对西方近现代政治制度与实践影响最为深刻的一种理论。自由主义最早起源于英国,而英国自由主义在一定程度上也代表了西方自由主义的理论高度,在理论和制度建设上对当今社会有着较高的借鉴价值。其自身经历了一个长期的发展过程,推动了欧洲大陆乃至整个世界近百年的历史进程。时至今日,英国自由主义对当代社会仍有积极的影响和启示。     

论我国政策议程设置模式的演进与优化

进入新世纪以来,我国公共政策过程中多元主体互动模式这一新型的议程设置模式开始萌动.与传统的政治权威主导模式和扩大的精英控制模式不同,这种模式下的政策议程设置过程更具开放性、主体更趋多元化、形式更显多样性,与执政党的理念转变和政府的治道变革具有很强的契合性.从社会转型和民主政治发展的逻辑看,这一模式的生成与发展源于多方面的因素.目前,这种政策议程设置模式仍处于形塑期,其进一步发展需要从优化宏观治理模式的高度进行审视和把握,努力培育理性的和富有公共精神的治理主体;不断提升公民政策参与的组织化水平;积极促进多元主体政策博弈能力的协调发展.     

论汇率的内外稳定机制及其协调--以发展中国家的钉住汇率制为视角

世纪之交 ,金融危机频繁爆发 ,从爆发危机的发展中国家来看 ,其汇率制度大多选择钉住汇率制 ,但汇率制度的脆弱性引发的汇率急剧波动成为金融危机爆发的导火索。尽管在危机爆发前夕 ,这些危机国家试图以汇率的外稳定机制阻击市场的投机力量 ,但终未摆脱金融危机的厄运。本文在分析钉住汇率制下汇率的内外稳定机制的弊端基础上 ,提出发展中国家汇率稳定的合理路径。     

国际航运服务业创新机制及发展对策——以青岛市为例

目前国际上航运服务业较发达的地区主要有伦敦、鹿特丹、纽约、巴哈马、香港、新加坡等城市,虽然这些城市的现代航运服务业发展各有特点,但在主要发展方向上已达成共识,即相关海运政策支持、高效的信息交流、高端服务能力及产业集聚对海运服务业发展至关重要。借鉴国际经验,应从政策、制度、技术及市场四个层面设计青岛市国际航运服务业发展的创新机制,并从法律法规、资本及智力三个方面制定支撑对策。     

知识产权知识产权资本知识产权霸权——以发展中国家的立场为视角

在发展中国家,从法律上难以对日益被强化的知识产权予以有效地制约,而无限地追逐净收益的最大化又是知识产权资本的贪婪本性,贪婪的知识产权资本,辅以强大的知识产权,催生了知识产权霸权.知识产权霸权集中表现为,发达国家强制发展中国家不断地加大对知识产权的保护,从而在其国内引发了严重的权义失衡和利益失衡.在本质上,相关的国际政治经济旧秩序和知识产权资本化是知识产权霸权得以形成的深层根据.对知识产权霸权成因与本质的分析,是克服发展中国家知识产权霸权的理论研究的重要组成部分.     

论《邦联条例》的自由主义价值取向——以征税权为视角

征税权是一项重要的国家权力,为国家的存在提供了物质基础。近代宪政国家,征税权体现了人民主权的宪政逻辑。《邦联条例》是美国第一部正式的宪法文件,其产生、存在都与征税权有着密切的关系。《邦联条例》体现了殖民地人民反对英国争取自由、反对强大中央政府、保护人民权利的自由主义价值取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