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民工市民化进程中政府角色错位

现阶段我国农民工为城市经济建设做出巨大贡献,但是在其面临真正融入城市生活,逐渐市民化的过程中却面临着一系列的障碍。本文认为,在农民工市民化的进程中出现的问题最主要的原因是政府角色的错住所致。通过分析了目前我国政府角色的错误定位,借鉴国外政府在农村劳动力转移的过程中的政府角色,结合我国实际国情,提出了现阶段我国政府在农民工市民化进程中应该体现的角色。     

农民工“市民化”推动发展方式转变

迟福林研究员、博士生导师,全国政协第十一届委员会委员。享受国务院特殊津贴专家,海南省首批有突出贡献专家,2002年被中组部、中宣部、国家人事部和国家科学技术部联合授予全国杰出专业技术人才荣誉称号     

言论:破解“用工荒”的根本途径在农民工“市民化”

今年以来,由于经济迅速回暖,沿海地区和内地同时出现严重的缺工现象。其中,广州、深圳东莞等珠三角地区城市缺工超过200万人,部分生产线已处于停工状态。企业纷纷上调工资,     

破解城镇化困境

中国可转移的农村剩余劳动力正在迅速减少。这一"减少"趋势明显难以支撑中国城镇化率70%乃至更高的目标,中国城镇化"人口供需失衡"的"困境"已经浮出水面。中央"十二五"规划多次提到城镇化,并高度重视农民工的市民化,其原因何在?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城镇化率大幅提升,尤其是19世纪90年代中期后,更是进入了"跑步前进"阶段。相关数据显示,1996～2009年,中国城镇化率年均增长近1.2个     

改革“持非税自重”

从一个学者的眼光看,目前中国的财政预算是不统一的,有预算内收入,有预算外的土地收入、社保基金收入、各部门掌握的收费和罚款,有国有企业未上交的巨额利润,还有央行实际上的货币发行收益,其中相当数量没有集中到预算内。     

第一代农民工能“裸老”难题

过去的3个月里,深圳市社保部门被农民工群体接二连三地告上法庭。“旁听人员第一排,你叫什么名字,是哪一方的？”9月4日上午,龙岗区法院小小的审判庭里坐满了人。庭审未开始,法官便逐个询问旁听者的姓名与立场。在奇怪的开场白下,所有人都伸出右手,指向了原告席。     

“二代农民工”频繁跳槽为哪般

地方各级政府把新生代农民工的就业技能培训、社会保障、子女教育、计划生育等经费纳入本级财政预算。2012年春节刚过,浙江、江苏、北京、安徽、吉林等地便先后出现了"招工难"的现象。一方面,返城之后,许多新生代农民工放弃了原来的工作,重新开始求职;另一方面,许多中小企业     

农民工子女义务教育困局

农民工随迁子女在流入地接受义务教育的问题已经初步得到解决。然而,由于体制机制以及其他方面的原因,目前农民工随迁子女义务教育仍然面临着四重困局。随着我国城镇化进程的不断推进,大量农民进城务工。据估算,2010年底我国外出6个月以上的农民工已经达到1.53亿人,未来15年仍将有1.5亿农村人口向城镇转移。随着大量农民进入城市,其随迁子女的规模也在不断扩大。根据第六次全国人口普查的数据,     

破除“六大”障碍，让农民工融入城市

近日,中国共产党十八届三中全会胜利闭幕。会议中提出要建立新型的工农城乡关系,建立新的城乡一体化的机制体制,让广大农民平等参与现代化进程、共同分享现代化成果。加快农民工市民化的步伐,消除农民工融人城市的各种障碍是让农民共同分享现代化成果的最有效途径之一。     

“民工荒”深层原因的思考

民工荒与户籍制度事情要从在2004年就开始显现并在最近几年愈演愈烈的民工荒说起。经历了2003年的民工潮之后,2004年我国农民工数量出现大逆转,民工荒迅速被各方媒体报道。据统计,仅珠三角地区加工制造类企业的工人缺口高达200万人。2004年第三季度,浙江省民工缺口比重为34.25%。     

在农民工转移就业过程中,政府职能的对策建议

“三农”问题的核心是农民问题,农民问题又集中体现为农民收入问题,而农民工的收入是其重要组成部分。当前要增加农民收入,加快农民工转移已成为各级地方政府的共识。农民工是指具有农村户口身份却从农业中转移出来在城镇务工的农民工群体。     

“三定”直指部委利益

客观而言,今天的中国除中央与地方、大型国企之间错综复杂的关系外,已形成了很多庞大的利益团体,这次的中央机构改革,必将对众多利益集团产生震动。如果不能以这次行政体制改变为切入点全面推进政治体制改革,行政体制改革恐无法单军突进。     

农民工融入城市，工会要当好“娘家人”

当前,随着社会经济体制改革转型,以及城市建设发展需要,大量农民工涌入城市进入各行各业,与城市一同呼吸、一同成长。表面上看,他们已融入城市。然而实际上,城市并没有从骨子里真正接纳他们。一方面,农民工迫切想成为城市一员;另一方面,城市却在各种利益面前将他们拒之门外。他们服务城市、建设城市,却享受不到城市应有的回报。在当前户籍制度、保障差异等根本矛盾不可能得到迅速扭转的情况下,工会在农民工融入城市过程中能够做什么、如何做,才能帮助农民工更快融入城市,维护社会和谐稳定,这里我们面临的紧迫问题。     

“我是真正来自基层的农民工”——对话农民工代表康厚明

"富人的提案是否合适,应该由政府判断。但我觉得,富人的钱是下面很多工人辛勤劳动为他挣的,他想得更多的应该是工人。富人当人大代表不是不可以,但不能光为他们自己说话——他们应该已经很满足了。"     

如何面对“群体性事件”?

针对当前群体化事件发生几率进一步上升的趋势,应当进一步推进基层民主治理,转换社会治理的模式。     

“血汗群体”节后归来

如果说"二代农民工"的出现,意味着中国的城市化进程已经无法逆转(因为他们已经退不回农村),那么,"三代农民工"的登场,有可能会加剧建立在社会排斥、权利贫困基础上的社会经济结构的风险。     

农民工子弟:如何逃离“阶层再生产”?

在所有的制度设计中,许多农民工的孩子被逼得不得不选择留在上海的中专、职校、技校等这些在上海本地人看来属于末途的地方就学,与父辈相比,他们的生活往往也就不会发生本质的改变。     

摇摆的“市场中国”

在温总理的《政府工作报告》中,2009年政府工作重在四点:第一扩内需,第二调结构,第三重改革,第四促民生。可以说,一段时间内摇摆的"市场中国"有了更明晰的方向,已经超越了狭隘的"保增长"。社会各界也应该从最初应对危机的紧张、慌乱中走出来,一起夯实下一个30年可持续发展的基础。     

“大部制”有利于问责

对官员问责的日趋普遍是本届政府施政的显著特点之一。这是由公共服务型政府的建设目标与体制性障碍的矛盾日益突出决定的。不久前闭幕的全国住房工作会议把市县政府作为"辖区内住房保障、住房供应和房价稳定工作"责任主体,便是典型的例子。可以预计,随着中央政府对地方政府问责的进一步加强,会促使地方政府在政府机构设置上与加强社会管理和公共服务的需要相协调。中国社会管理和公共服务部门的机构设置、职能配置和人员编制比较薄弱,出现了"缺位"或"不到位"的现象。改革最大的挑战将来自于在充实社会     

“小政府大社会”之辩

越是经济困难时刻,人们越是关注政府改革。我们此次关注小政府大社会的地方实践,背景也是如此。围绕小政府大社会尤其是小政府,各种观点分歧很大。具体到我们国家,经过历次政府机构改革,单纯从法定的公务员数量上看,无论是国别比较还是纵向比较,给人的印象是今天的政府已经是小政府。由于在诸多领域政府提供的必要管制、公共服务仍然不足,从逻辑上说,政府改革似乎是从小变大,而不是相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