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我国法院公共政策创制功能的建构

在现代西方国家,法院通过违宪审查、创造判例和法律解释三种方式发挥着重要的公共政策创制功能。而在我国,法院无权进行违宪审查和创造判例,同时也不享有法律解释的垄断权,因而法院的公共政策创制功能还比较脆弱。要建构我国法院的公共政策创制功能,就必须探索建立符合我国实际的违宪司法审查制度和判例制度,并赋予法院在法律解释上的垄断权。     

法律如何实现公共政策——从"孕妇死亡"事件切入

通过在<证据规定>与<医疗机构管理条例>第33条两者之间建立起有意义的关联,揭示"孕妇死亡"事件背后的制度因素,开启悲剧事件背后的制度性力量,进而指出公共政策进入法律及其实践后所可能出现的扭曲与异化,从而提出法律在面对公共政策时态度必须谨慎,要警惕公共政策进入法律及其实践后的风险,并指出法律在实现公共政策上可以适当地引入市场机制,可以直接由市场调节来选择利益的分配,从而替代仅仪靠立法或行政的资源配置手段.     

第一届北京大学—斯坦福大学互联网法律与公共政策研讨会举行

6月12日和13日,“2012第一届北京大学-斯坦福大学互联网法律与公共政策研讨会”在北京大学举行,这是两校在互联网法律与公共政策领域的首次合作.本次研讨会由北京大学法学院与斯坦福大学法学院主办,北京大学互联网法律中心、国家数字版权基地、腾讯互联网法律研究中心承办,最高人民法院、国家新闻出版总署、工业和信息化部等政府部门有关领导出席会议并讲话.国内知名高校的法学专家和法律实务人士参加了研讨会.     

国际商事仲裁公共政策司法界定的实践与发展

公共政策是《纽约公约》第5条规定的拒绝承认与执行外国仲裁裁决的理由之一。由于各国政治、法律和社会观念不同,公共政策的学理内涵仍有争议。公共政策的司法实践倾向于区分国内公共政策和国际公共政策,国际商事仲裁中的公共政策通常是指后者。考察《纽约公约》实施50多年来在各国的实践,以公共政策为由拒绝执行外国仲裁裁决的案例非常少,严格慎用成为各国司法实践的共识。界定公共政策内涵的我国国际商事仲裁司法实践正在经历从主观说到客观说,从道德观念到法律原则的转变;适用公共政策的说理过程从无到有、从笼统到具体。     

国际私法上的公共政策机制之剖析

公共政策机制是国际私法上的一项重要制度,是法院地在适用外法域法律的情况下维护自身利益和国际社会整体利益的最后一道防线。本文系统地分析了公共政策机制的渊源、意义和特点,探讨了援用该机制的场合、标准及步骤,研究了公共政策机制与礼让和确定性的关系以及外法域法律排除后的法律适用等问题,意在从理论上加深对该机制的认识和把握,从而有利于在实践中更好地驾驭公共政策机制这匹“桀骜不逊的野马”。     

《纽约公约》中的公共政策性质之辨

《纽约公约》第5条第2款确立了公共政策制度,但是并没有对其含义、范围以及具体内容作出规定和解释。这种情形可能会妨碍对公共政策在《纽约公约》中的性质之理解,继而影响对《纽约公约》第5条的完整理解以及《纽约公约》中的公共政策的准确适用,因而需要澄清公共政策在《纽约公约》中的性质问题。对公共政策性质的理解,有助于本文进一步检讨我国有关法律规定,并对照《纽约公约》加以完善。     

从比较法的角度论我国反垄断争议的可仲裁性

众所周知,可仲裁性的实质与公共政策相关,可仲裁性问题归根结底属于公共政策的范畴,一项争议依据某国既定法律能否提交仲裁程序解决取决于该国法律所确定的公共政策.     

公共政策制定之法治变革——从北京出租车换型事件谈起

北京出租车换型事件所引起的思考不仅仅是行政上的,更是法律上的。制定公共政策尽管在传统上被认为属于行政管理学的范畴,其作为一种科学活动不应与法律发生联系。但是,法治化的进程不可避免的影响到这一行政管理的传统领地,公共政策制定的法治化是公共政策行为发展的大方向和新动力。     

美国劳动法上雇用自由原则的公共政策例外:形成、实践与反思

公共政策例外是美国各州法院司法实务中形成的普通法例外,它构成了对美国传统劳动法上雇用自由原则的限制。该例外的适用,为那些因拒绝从事违反公共政策行为而遭解雇的员工提供了侵权法上的诉因。由于法院在适用该例外时对公共政策的涵义和法源存在不同认识,因而导致司法判决的不统一,对全面保护劳动者权益造成不利影响。为了改变这种状况,应当通过对法律的明文规定探求公共政策的法源,并在此基础上扩大公共政策例外在不当解雇案件中的适用。     

检察工作对公共政策的落实——以检调对接为例

检察机关作为国家的法律监督机关与司法机关,其贯彻和落实有关执政党制定的各项公共政策是其开展工作的必然要求,但由于现有法律制度不够完善,检察队伍综合素质和专业水平不高等原因,导致公共政策在落实过程中不能完全贴合工作实际和群众需求。已检调对接工作为例,应把握刑事诉讼法修改这一机遇,加强队伍建设与部门配合,有效落实公共政策。     

法治公安：社会主义法治原则在公安工作中的新发展

公安工作是法治原则最为直接的贯彻执行。正当性是法治公安活的灵魂。法治公安首先要求均衡地把握警察权力与公民权利的界限。公安工作可以犬幅度地公开事实性理由，警察执法的商谈性体现于个案之中，尽力减少强制性依赖。     

论统一公法学建构的宪政基础——兼谈公法学总论研究的几个误区

始自新世纪初的统一公法学研究,已经成为当下中国公法学的热点话语之一.规范的、建设性的争论有力地推动了学术研究走向深入,勾画出了公法学总论的学科图景.但不容忽视的是其间也不乏偏颇误解之声,甚或偏离了统一公法学的研究路径,实有重申斧正之必要.为什么构建统一公法学,建构什么样的统一公法学以及如何建构,终极价值在于宪政.因此,明确宪政主义对于统一公法学理论建构的统领作用,具有重要的理论和实践意义.     

论公法在中国的演进

公、私法的划分肇始于西方,因其契合着人的公共性和个体性而得以延续和广泛应用。公法因社会生态的不同而演变出宗教、道德、法律等不同的表现形态。公法在中国是伴随着共同体的形成而生成的。近代以前,由于公共利益遮蔽了个体利益,道德始终占据着社会的主导地位,公法在中国一直以道德的形式存在着。近现代后,社会生态的变化使得利益多元化逐渐生成,公法在中国逐渐由道德向法律转变。当前公、私法之间愈来愈呈现出融合的趋势。宪法的彰显是公、私法划分发展的一个新阶段,它使公、私法的二元对立实现了在更高层次上的统一。公法在宪法整体性的协调下,已呈现出自足与互助的同构。     

论经济法视野中的公共利益原则

公共利益一直以来都是法学的重要范畴,同时也是宪政、公共管理等领域所关注的重点。当公共利益作为现代国家干预市场主体行为的合法性基础与理由时,公共利益原则便构成了经济法的逻辑起点。经济法视野下公共利益原则的内涵、特征、边界及其与他法中的价值区分等问题都值得探讨,尤其在构建有限有效的法治政府目标更为迫切的中国实践中。     

构建法治和谐社会与公安行政执法

构建和谐社会与公安依法行政有着一致的终极目的。公安行政执法为和谐社会的构建提供重要保障,和谐社会的构建赋予公安公正执法重要机遇。加强法治素养、谦抑警权,合理配置公安司法行政权力;提升警民关系;应改进公安执法的意见和措施,特别是要着力强化亲民、公正、法治等三个意识,在执法全过程中体现法治与和谐的要素,从而促进和谐社会的建设。     

刑法解释的公众认同

刑法解释的公众认同是社会公众对刑法解释及其结论的认可和接受。它更多和更主要地是与司法活动特别是与根据刑法解释作出的刑事判决发生联系。转型时期的公众认同对于刑法解释极具价值。刑法解释的公众认同主要包括刑法解释的常识化和刑法解释的合理性两个方面。在当前我国,其具体样态一方面表现为强调法律效果与社会效果的有机统一;另一方面表现在司法实践中对案件定性的罪名进行有意识的选择甚至变更。刑法解释公众认同的实现路径有赖于刑法解释的主体、结果导向主义的刑法解释方法以及公众意见的反映机制。     

非法证据排除制度的理性反思

新《刑事诉讼法》确立了非法证据排除的基本制度具有进步意义,但是,从立法的层面看,由于立法的粗疏,对于非法证据的概念不详,范围不清,必然会造成法律适用的不统一;非法证据排除主体的多元化,看似严密了法网的同时也存在不少弊端;非法证据排除制度设计缺乏必要的救济程序,又会使权利享有者陷入维权的尴尬;侦查人员出庭作证只具有形式上的价值,对于非法取证的证明无实质意义.从法社会学角度看公检法三机关相互配合、相互制约、流水线式的诉讼模式,重实体轻程序观念的根深蒂固,维稳压倒一切的公共政策等挤压了该制度的生存空间.     

Teaching public law in a comparative paradigm: virtues and vices

Comparison in legal education matters. In its mission statement, the International Society of Public Law suggests that, “a full explication and understanding of today’s ‘constitutional’ [law] cannot take place in isolation from other branches of public law or in a context that is exclusively national”. Not only is comparative content of itself enlightening, but this paper argues comparison as a teaching method has at least four virtues. First, teaching in a comparative paradigm better prepares graduates for an interconnected and global legal marketplace. Second, it helps illuminate curriculum content. Third, it makes for good citizenry. And, fourth, it enhances the research/teaching nexus. In so doing, this paper explores the use of comparative law as a teaching methodology in core public law subjects rather than by way of additional curriculum content. As with all things, however, where there are virtues, there are also vices. In this context, such vices include questions of relevance and threats to space, time and coherence in legal education. To that end, the disadvantages of comparative approaches in teaching public law are also considered.     

经济法与公益诉讼的契合性分析

实体法与程序法作为矛盾的对立双方相互依赖、互为前提。没有实体法就没有程序法;没有程序法,实体法也没有存在的必要。经济法是在生产高度社会化的历史条件下,为适应国家广泛调节社会经济的需要而逐渐形成为以社会公共利益为本位的部门法;与之相适应,经济法程序始终贯穿着对社会公益的关注,以有效保护社会公共利益不受侵害为主线。公益诉讼是有关组织和个人依据法律的规定,对由于违反法律而给国家、社会公共利益造成事实上损害或潜在损害的行为向法院起诉,由法院追究违法者的法律责任的诉讼活动。所以,公益诉讼作为经济法的内部生命的表现有效地维护了经济法的切实实施,经济法与公益诉讼之间具有天然的契合性。     

公安机关执法主体资格研究

作为具有刑事执法和行政执法职能的公安机关,其工作的核心和根本是执法。公安工作有没有进步,公安机关控制社会面和遏制犯罪的整体作战能力有没有增强,公安队伍的整体素质、作风形象有没有明显提高,最终都要通过公安机关的执法质量的高低体现出来。公安执法质量的提高关键在民警的素质。主办警官制就是探索出的一种有利于规范执法的新机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