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体间性与多民族国家治理——兼论坚持民族区域自治制度

当今世界有两种主要的治理思维：主体性和主体间性。两种不同的思维导致了不同的国家建构与治理模式,并产生了不同的效果。主体性思维在现代主权国家的建构中曾起过非常积极的作用,但却存在着民族同化主义和分裂主义的危险;而主体间性思维在国家治理中对维护少数民族的集体权利和促进国家的族际整合具有积极作用。民族区域自治制度是主体间性法治思维下的制度设计,其在中国的成功实践为多民族国家的治理提供了一种有效范式。     

降低风险与道路内生——试错式改革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探索

试错式改革是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探索的重要方法。试错式改革不仅有利于降低中国政府政策运行的风险成本,规避政治和经济上的浪漫主义可能带来的种种"陷阱",而且有助于克服有限理性的信息偏差,在"试验"中探寻"对"与"错",并转化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内生。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发展看,试错式改革是一种将缺乏中国具体语境或者缺乏制度环境的政府"顶层设计"予以"问题化"处理的有效方法。     

自治主体、互信机制与对话方式:合作社会的治理逻辑

人类社会业已进入合作社会阶段,为适应这一新的社会形态,治理逻辑亟待嬗变,而合作治理则成为最佳选择。合作治理建基于完全自治的主体存在,需要对主体进行自治化的社会建构,并使其占据治理的话语权,同时,要在自治主体间营造充分的信任关系,推动信任关系从习俗型信任到契约型信任,最终实现合作型信任的类型嬗变。最后,在自治主体有效对话的基础上,合作社会的治理逻辑将以"从参与到协作、从协作到对话、从对话到合作"的方式予以呈现。     

社区治理机制创新目标取向探析

推进社区治理机制创新,关键在于构建社区治理的协商互动机制、协同合作机制、信息整合机制、法治监督机制。构建协商互动机制,就是要通过社区的"定期化协商""事件型协商""偶遇型协商"等,推动社区协商的全面化、为居民共识的达成提供基础;构建协同合作机制,就是要通过主体间的全面整合与协作,实现社区治理的整体化、无缝隙化;构建信息整合机制,就是要通过信息的及时收集和发布,实现居民利益诉求的有效聚合、实现治理信息的及时公开;构建法治监督机制,就是要通过制度的不断完善来推进居民利益表达的法治化及权力监督的法治化。     

“五大发展理念”视域下的中国新发展范式

发展范式的演变是历史逻辑的宏观展现,是连续又阶段化的实践的"合目的性"与"合规律性"的矛盾关系所构建的"现实的历史",也是实践、理性、价值三者之间矛盾运动的历史现实。面对"中国问题",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建设需要以面向"中国问题意识"的逻辑为发展思路,以"三个层面"实践和"三种形态"生成,重构新范式,全面深化"五大发展理念"的内涵和实践,引领中国道路发展实践更好地走向未来。     

“风险治理悖论”下的国家自主性审视

风险社会理论揭示了现代国家在风险治理中的矛盾性面貌:国家一方面是公共风险的治理主体,另一方面又大量地制造风险、权势性地分配风险、有组织地逃脱风险责任。这种风险治理领域的国家失灵状态,即为"风险治理悖论"。就中国而言,风险治理的"国家依赖"明显,国家自主性选择失当、能力不足和地方自主性的机会主义、反向侵蚀等问题,成为当前国家风险治理所面临的突出困境。通过理性国家的建构寻求风险治理的转型,可期和可行的做法是:更新风险治理理念,构建自我反思型的国家自主性;明确风险治理边界,构建约束平衡型的国家自主性;区分风险治理责任,构建激励相容的地方自主性。     

人的现代化是现代化的核心内容——跨越“中等收入陷阱”需要理论与实践创新

谈及"中等收入陷阱",很多人认为成为高收入国家或是发达国家,就跨越了"中等收入陷阱"。其实,"中等收入陷阱"的本质是现代化与现代性的关系问题,陷阱的关键是工具理性取代了价值理性。因此,跨越"中等收入陷阱"不仅要有工具理性的视角,更要有价值理性的分析。社会主义现代化不仅包括科学技术现代化,也包括生活方式和价值观念的现代化,核心是人的现代化,终极理想是人的自由全面发展。     

新中国成立以来基层社会犯罪治理的历史图景与法理——以浙江龙泉为例

县域治理在国家治理中居于基础地位,而基层社会的犯罪治理直接关系着国家的长久治安。以浙江龙泉为例,纵观新中国成立后基层社会犯罪治理的发展历程,其治理模式大致经历了"全能主义治理""综合治理""合作式治理模式转型"等三种类型的更替。犯罪治理的变革主要表现为治理主体、治理方式、治理内容与治理模式的变化。70余年来,基层社会犯罪治理一些特有的机制得以延续,成为了当前犯罪治理的基本特征与经验,主要包括国家主导与地方探索、正式制度与非正式制度的综合运用、常规治理与运动式治理并存三个方面。未来,应当创新社会治理,推动犯罪治理的良性运行。     

人学与语言艺术:新时期两大文学理论范式的演进与汇通

"文学是人学"和"文学是语言艺术"作为新时期两个最主要的文学理论研究范式在其演进中走向了汇通.人学范式文学理论研究早期对人的规定趋于静态化、抽象化,带有古典人道主义特征,到了新理性精神和文学主体间性的讨论,把文学的语言和交往特征纳入其中,而语言范式的文学语言学、文体学、叙事学研究等也从相对单纯的形式研究走向社会文化分析.与此同时,超越这两种范式,把文学的语言审美维度与人文社会维度加以综合的努力,也取得了一定的成效.如何在更高的层面上重新整合被淡化的文学的政治维度、认识维度,将是中国文学理论下一步发展面临的话题.     

制度-结构-能力:我国社区自治的三维建设框架

社区自治是基层治理机制创新的重要组成部分,如何整合社会力量,激活社区自治力量是社区治理的关键问题。运用制度主义分析范式,结合案例分析方法梳理我国社区自治存在的问题,提出解决方案,并分析其潜在的逻辑。研究发现:深圳L区社区治理的实践案例为我国城市社区自治提供了一条有效路径,依法治理,明晰治理主体权责边界,营造社区自治制度环境;结构整合,重塑社区居委会职能、整合社区自治力量;赋权增能,丰富居民参与社区治理的途径,提高居民参与议事能力。研究认为:以"制度-结构-能力"(System-Structure-Capacity)为三维治理框架,通过宏观层面的法治制度设计、中观层面的治理结构整合,以及微观层面的参与者能力建设,保障社区自治的长期存续。这种路径的潜在逻辑在于进行社区自治需要处理好权威治理和有效治理的关系,以及作为治理责任主体的"条块"之间的关系,并在"国家主导的社会治理"逻辑下重塑政社关系,整合多元主体参与社区治理实践。     

包容性治理与“十四五”医疗卫生治理现代化

在包容性治理视角下审视,医疗卫生治理现代化起码包括治理主体多元化、治理过程协同化、治理机制迅捷化和治理结果共享化等学理内核。面向"十四五",我国亟需破解医疗卫生体系在治理主体、治理过程、治理机制和治理结果等方面面临的新难题,坚持以包容性治理理论为指导,理性选择着力方向与重点,加快推进医疗卫生治理现代化。     

以重大疫情防控为问题域的生态环境治理观审思

新春伊始,全国上下都在进行着防控新冠肺炎疫情的"人民战""总体战""阻击战",这场战"疫"无疑是对我国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一次重大考验。这次重大疫情从某种意义上也说明了当前我国生态环境治理和重大疫情防控方面存在明显的短板、漏洞和弱项,需要从国家治理现代化的视角进行反思。"生命间性"生态哲学观为实现有利于重大疫情防控的生态环境治理科学化提供了新视野。要做好重大疫情防控,需要与生态环境治理有机结合,并按照"生命间性"生态哲学观树立科学的生态环境治理观,更好地指导能够有效防控重大疫情的生态环境治理实践。     

区域公共危机的利益解构与合作治理

基于利益关注的危机治理范式需要从利益层次视角对区域公共危机治理网络进行解构,分析危机治理中各主体的利益需求,通过加强区域危机治理的政府间联系、构建政府与非政府组织间的伙伴关系,发挥各治理主体的动能,形成一种区域性危机合作与协调治理的有效模式。     

论程序主义范式视野下的建制化民主程序

程序主义法律范式以主体间性哲学思想为指导,以人民主权为依归,避免了形式法的"工具理性"对实质正义的遏制和福利法对自由的侵害。程序主义法律范式的重点在于民主程序的建制化,而由于民主过程存在被"策略行为"腐蚀等难题,民主程序建制化必须围绕公民的民主人格的培养和民主程序的制度性创建来进行。     

西方话语“陷阱”的认知逻辑及其批判

在当代中国的发展研究中存在着一种西方话语"陷阱",即以西方哲学社会科学的概念体系和价值体系作为中国政治发展的衡量标准,例如西方民主话语凭借"选举至上论"、"民主富强论"、"民主一元化"等话语攻势企图垄断民主标准的制定权和民主模式的主导权;及通过制造一系列"陷阱"理论来质疑、构想中国的发展趋势和影响,例如国强必霸思维模式下的"修昔底德陷阱"和作为霸权稳定论思想延伸的"金德尔伯格陷阱",对这些"陷阱"理论要尤其注重批判性分析。西方话语"陷阱"的认知逻辑在于以"抽象的人"为认识论原点,将社会历史的实践者与具体的实践环境相分离;且由于对认知主体的确定性把握不足,导致"陷阱"理论频发和"普世性"思维模式下将特定历史条件下的发展模式和轨迹普世化。坚持辩证唯物主义认识论,以"现实的人"及其所处于的历史环境为认识原点,才能走出西方的话语"陷阱",正确认识有关新时代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一系列重要问题。     

行政决策协商中的主体性困境及其突破路径

政府行政决策协商转向是行政决策发展的重要向度,是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重要一环.政府行政决策各主体的不平等现象影响行政协商的实效.主体性困境阻碍了行政决策协商民主进一步发展.通过构建行政决策主体间性协商关系,破解政府官员"经济人"困境,建立服务型政府;促进专家主体回归"价值中立",做理性知识的提供者和传播者...     

理性失衡与现代家庭风险

在现代风险社会中，理性并非是维持家庭稳定的全部因素，感性因素也在发挥着积极的功能。作为现代化基本特征的理性过度渗透于家庭日常生活，初级群体的亲密情感逐渐出现了内卷化、悬置以及最终脱域现象。而这种去感情化社会事实生成所引起的家庭关系的排斥与家庭关系的解构，是现代家庭进入一种不确定性风险状态的重要因素。     

“不忘初心”话语百年演进中的“变”与“不变”

话语是行为主体思想观念、意识形态、价值立场的表达载体与叙事符号,寄托着特定的话语情意。"不忘初心"作为党的显性话语,承载着无产阶级的思想意向,传递着人民主体的价值导向。建党百年时代场域在变,初心话语的叙事语境、话语符号、语言特色、表达方式也随之而变。但"变"的是"形式","不变"的是"内容",其话语立场、主体导向、逻辑主线、情感温度,本质不变。新时代在"变"与"不变"的内在张力中稳中求变,以"不变"应"万变",要践行"源与流""内与外""情与理""制与治"的整体逻辑,牢记"我是谁""从哪来""向何去",推动"不忘初心"话语的制度出场与治理在场。     

试论政府权力理性化

现代民主政府应是理性化的政府,其根本特征就是政府权力的理性化,即政府公共地、理性地使用所获得的公共权力,把这种由人民主权所委托的治权资源高效而公正地用于公共管理、服务于社会公共利益。政府权力理性化是政府权力世俗化、制度化与民主化、政府现代化的基础,主要体现为政府权力价值的公共化、权力配置的合理化、权力运行的制约化和权力行使的责任化。政府权力的理性化过程,也就是政府权力资源的获得、安排、使用、监督等一系列公共治理活动中逐步彰显公共理性精神、建设服务型政府、促进社会科学与和谐发展的过程。     

基层维稳视阈下破解非正常上访难题的路径探析

非正常上访与基层维稳的内在勾连关系表现为:非正常上访意味着基层维稳过程中民众与基层政府间无法进行有效的对话和沟通,以及基层维稳运行过程中民众对基层政治主体、治理规范和程序的不认同。当前非正常上访被广泛地视为一种严峻的社会危机而予以"问题化",并呈现出非正常上访的主体向体制内延伸及非正常上访的方式暴戾化的动向。要有效破解非正常上访问题,应当从以下几个方面入手:一是提高司法公信力,防止法律纠纷溢出司法渠道;二是完善信访问责制度,防止民众将非正常上访作为解决问题的博弈手段;三是完善人大代表的民意沟通功能,防止民众将所有的诉求向基层政府倾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