环境治理策略之审视三题

基于经济理性主义而生的市场自决、基于行政干预主义发展而来的政府主导和由民主实用主义催化而来的社区自治,是环境治理策略的三种基本类型。就其实践进程而言,在国家治理、社会治理与市场机制中所承认与建构的实体都必然包含着自由竞争的市场经济体系,因而对环境问题的应对首当其冲的就是市场手段;其次由于市场失灵的存在,政府积极干预有着现实的土壤;再次因为行政干预主义视角下的行政垄断所带来的弊端,政府失灵频现,因而也滋生着对社会治理机制创新的期待。     

我国环境政策演变的特点和发展趋势

我国环境政策的演变历程,从环境政策理念和政策目标上看,经历了局部环境治理——先污染后治理——边污染边治理——环境优先、保护优先的可持续发展的演变过程;从环境政策工具上看,经历了从单一使用行政管制工具到行政管制工具、市场化工具并用阶段,再到行政管制工具、市场化工具和公众参与工具综合运用阶段的演变过程.经济增长、经济社会转型和环境恶化三重压力逼迫中国环境政策在狭小的时空内艰难前行,政策学习、环境保护意识形态化的宣传是中国环境政策较快发展的特有动力.未来中国的环境政策要更加重视环境公平权,倡导绿色低碳生活,发展循环经济,实现经济发展与环境保护的和谐统一.     

协同治理:农村环境治理的方向与路径

协同治理是在对碎片化治理批判基础上形成的全新农村环境治理模式,主张通过政府内部机构间以及政府与社会间的互动合作提升农村环境治理有效性,其中,协调、整合与信任是实现协同治理的关键。随着农村环境治理日趋复杂多变,传统环境治理碎片化呈现出价值理念碎片化、组织结构碎片化与方法体系碎片化等诸多不良状况。协同治理强调资源利用最优化与公益最大化,不仅是化解农村环境治理碎片化的有效工具,也是实现农村环境治理创新的理性选择。农村环境协同治理格局的实现需要塑造协同治理文化理念,构筑农村环境治理信任机制;构建协同治理组织体系,塑造农村环境治理整合机制;搭建协同治理信息共享平台,构筑农村环境治理协调机制。     

政府环境作为的伦理困境与伦理自觉

环境治理的政府作为已经是现代社会管理的显著特征。但环境的特殊性及政府职能的现实定位．已经使政府在环境作为方面陷入伦理困境之中。化解伦理困惑在于政府执政的价值的正确定位，在于环境补偿、人性化的政策和畅通的沟通渠道等方法和措施建设。     

政企关系视域下的营商环境法治化

营商环境法治化是营商环境治理现代化的基本要求、核心内容和根本途径。政企关系法治化、规范化是营商环境法治化的本质与核心,从政企关系的视角探讨营商环境法治化建设,有助于全面理解和有效推进营商环境的法治化。基于《优化营商环境条例》的价值取向,从行为合法、地位平等、角色正当、政策规范、沟通顺畅、合作融洽等六个方面构建了政企关系视域下营商环境法治化的分析框架,并运用该框架对国内10个企业状告政府的法律案例进行观测。研究结论表明:当前我国政企关系法治化程度提升,营商环境法治化建设速度加快,但仍存在"法治观念落后,平等意识淡薄;行政自制薄弱,治理能力不足;沟通合作不畅,诚信透明不够"等突出问题,亟须从权力运行、平等保护、治理能力、政策执行、政企沟通、风险共担等方面推进营商环境的法治化进程。     

数据开放、公众参与和环境治理创新

随着网络信息技术的发展与大数据的产生,公众对于政府各类数据开放共享的要求日趋强烈,同时政府也可以通过数据开放共享推动公共治理创新。研究表明,政府通过环境数据开放可以让公众更好地参与环境治理,从而推动环境治理创新;环境数据开放使公众能够获得更多的环境信息,与政府进行有效沟通并形成良性互动,从而提升环境治理效果。针对数据开放与环境治理创新问题,提出了相应的政策建议:改革政府环境数据管理体制,加强政府与市场的合作;加强环境数据开放平台建设,打造"一站式"环境数据服务;加大宣传力度,调动公众利用开放环境数据的积极性。     

我国现阶段的环境冲突问题及其合作治理机制

不同类型的突发事件包括群体性事件及其在不同的阶段，因其特点和成因不同，对治理模式应有不同要求。合作治理因其平等化、合作化与开放化等特征，使其更适合于社会属性强的群体性冲突事件尤其如环境冲突事件。为此，须分析当前我国环境冲突的演变机理和宏观表征，然后从现代公民素质的提高、政府行政能力的提升、民主法治的有效推进以及中央相关政策的出台等方面，阐释合作治理嵌入环境冲突治理的可行性，并围绕完善责权利界定机制、构筑沟通交流机制、畅通利益表达机制和扩大公众参与机制等角度，尝试构建当前我国环境冲突合作治理模式的实现机制。     

结构、机制与功能:中国环境网络式协同治理的三维分析——以零盟为例

环境问题已经成为制约中国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的瓶颈。网络式协同治理作为一种新的协同治理形态在环境治理领域日益发挥重要功能,显示其内在优势。零盟内部的成员网络、议题网络和区域网络等构成了垃圾处置领域的一个重要协同网络,并与网络外部的政府、市场组织和社会个人等构成了更为广泛的协同网络。环境网络式协同治理的运行基于利益、资源和信任的协同等三种机制,有利于促进环境治理中国家与社会的良性互动、比较优势的充分汇聚、集体行动的有效达成以及多元主体的整体回应,提升环境治理的绩效。     

环境冲突的伦理治理机制与我国生态文明建设研究

环境冲突既关系着社会的稳定和团结,也直接考量中国的环境治理与生态文明建设的进程。因此,环境冲突的治理具有十分重要的社会意义。文章在梳理环境冲突及其管理问题的基础上,指出治理与伦理治理的必要性,进而分析了环境冲突的伦理治理的内涵和意义,并从社会反思、伦理学习和责任承担三个方面,阐明环境冲突伦理治理的运行机制。最后分析了环境冲突的伦理治理对生态文明建设的推动作用。     

我国乡村环境合作治理的机制与路径研究

随着我国乡村城镇化的快速发展,乡村生态环境正遭受日益严重的破坏,乡村生活垃圾、水污染、土壤污染、工业污染等环境问题日益凸显。治理乡村环境,既是科学发展观的客观要求,也是我国社会经济可持续发展的现实需要。合作治理体现了乡村环境治理的核心逻辑,突出了合作主体的多元化和平等性的特征,是应对乡村环境问题的必然选择,是维护乡村公共利益的必要举措。加强环境教育、建设生态型政府、完善合作治理运行机制、建立健全合作治理保障机制是乡村环境合作治理的路径选择。     

环境规制降低了重污染行业的投资效率吗?

在低碳经济背景下,实现经济与环境双重目标的和谐发展至关重要。本文首次基于投资效率视角,利用投资支出与投资机会敏感性模型,分析环境规制对重污染行业的影响。研究发现,环境规制从整体上降低了重污染行业的投资效率,对非国有企业投资效率的负面影响非常显著;地方国企存在着投资规模过大的现象;是否为重污染行业、行业环境规制强度与污染排放强度三者之间整体上呈高度正相关,但仍存在着细微的差异,这种差异使中央国企在投资支出上的表现不尽相同;所在地为地方政府环境治理水平较低地区的企业,投资效率下降显著。上述结果表明,我国的经济发展与环境保护之关系并未达到波特假设的双赢局面;地方政府对地方国企的支持,使重污染行业非国有企业在环境规制中处于相对不平等地位;设计至少与污染排放强度相匹配的环境规制强度,有利于刺激高环境治理水平企业的投资;提升地方政府和企业的环境治理水平,是实现经济发展与环境治理双赢的重要途径。     

走向环境治理的多元共治模式:现实挑战与路径选择

党的十九大报告针对生态文明建设提出了“构建政府、企业、社会和公众共同参与的环境治理体系”的指导思想,倡导在环境保护与环境治理领域引入共建共治共享的理念,打造基于多元主体共同参与的新型环境治理模式,为解决日益复杂化和动态化的环境治理问题提供了新思路,也为全球生态环境治理贡献了中国智慧。实践中,多元共治模式面临着环境治理权力结构安排不尽科学合理、跨部门治理主体间信息共享和协调性差、政府监管的权威性和有效性不足、企业主体性作用发挥不够以及社会力量参与的有效性和有序化偏低等诸多挑战。为此,需要从厘清多元主体职责分工、创新生态服务投入机制、优化环境治理协同机制、提升政府环境监管效能、引导社会力量有序有效参与等方面完善相应的制度安排,以推动新型环境治理体系高效运转起来。     

政党统领生态：中国环境政治的历史演变与行动逻辑——基于理念、制度与实践视角的嵌入分析

环境政治是洞悉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重要方面。借助历史制度主义的制度理论和时间理论，为中国环境政治构建“理念创设—制度供给—实践探索”的分析框架并运用“理念—制度—实践”的分析框架研究发现，改革开放以来，特别是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国环境政治建构过程是一个以理念变革引领环境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变革，进而迈向环境治理理念、制度和实践“同频共振”的现代化过程。中国环境政治经历了“短暂间歇”“密集调适”“稳中有序”的演变历程，理念、制度与实践这三重要素在不同阶段的组合叠加及其作用强弱，共同塑造了建构中国环境政治的实然结果。同时，责任政治逻辑、注意力配置逻辑和场域构造逻辑，分别扮演着维持中国环境治理理念创设的持续性和稳定性、制度体系的完整性和接续性、治理实践的系统性和创新性的独特角色，共同形塑了中国环境政治的生动图景。     

农民环境抗争与政府治理

随着农民维权意识、环保意识的不断提高,他们已经从"沉默的大多数"渐渐觉醒,其环境抗争处于并将长期处于"白热化"阶段。然而,农民的自身缺陷与政府治理问题等多方面因素交织在一起,农民通常选择体制外抗争或体制边缘抗争方式,这进一步加剧了暴力冲突或群体性事件的恶化。研究认为,可以通过一些制度化的方法将环境保护成效纳入地方政府的绩效考核指标体系,在转变政府职能过程中提高农民的自组织化程度,以期达到政府、企业与农民的力量均衡,从而提高政府公信力、强化治理能力,确保政府环境治理的法治导向、民意导向和绩效导向。     

基于大数据的政府环境决策能力建设CSSCI

大数据时代来临,大数据成为全球环境治理的战略资源和政府环境治理能力提升的新途径。当前我国环境决策面临着生态环境数据缺失、造假、"部门私有化"、开发乏力、监管主体单一等多重管理问题。积极运用大数据技术和战略,建立健全各类生态环境信息数据库,加强生态数据大数据监测和管理,大力推进生态环境大数据应用创新,加快生态环境大数据相关立法,有助于为政府环境决策提供数据基础和趋势参考,提升政府环境决策的科学化、精准化、人性化和民主化,促进政府环境治理现代化。     

行政程序的简化与营商环境的法治保障

优化营商环境应体现简约治理的精神,这与行政程序的简化休戚相关,现行规范与各地优化营商环境实践都蕴含了简化行政程序、提高行政效能的法理,赋予行政程序法新的面向。基于优化营商环境的现实需要及行政程序的自身特点,应着重建构包括事先告知、政企沟通、答复说明与解释的沟通交流程序,在行政主体与行政相对人之间进行意见交换;以并联式办理、容缺受理、简易注销登记为重点推进政务服务流程再造,对行政组织架构及服务流程进行全面重组;重视信息技术应用设计服务集成程序、政府数据交换共享程序及电子证照获取程序,使政务服务简化、灵活、迅速且合乎行政目的,以效能导向的行政程序法改革为优化营商环境赋能。     

信任机制与环境群体性事件的合作治理

积累社会资本,构筑一种高度信任的社会关系是促进社会治理创新、化解社会矛盾冲突的"经济"基础和精神基石。追究环境群体性事件产生的文化根源及其社会心理因素,是一段时期以来经济发展、环境保护和行政伦理、公共政策既缺乏了对社会责任的担当,又缺失了对信任文化的营造,导致低水平的社会信任关系及社会资本积累不足,促使局部地区环境治理的社会合作机制坍塌,从而引致环境群体性事件。因此,有效推动环境群体性事件的多主体合作治理,需要重建社会信任关系,推动信任文化的价值形塑。     

城市环境精细化治理的现实逻辑与优化路径——基于需求-回应的分析框架

随着改革开放以来城市化的不断推进,中国的城市建设和治理在取得显著成绩的同时也面临着日益严峻的环境挑战和压力。解决城市环境问题和满足城市居民对美好环境的诉求需要不断推进城市环境精细化治理。然而,当前城市环境治理仍然存在着治理理念相对滞后、治理法制不够健全、治理结构有待优化、治理过程较为粗放、治理绩效评估有所弱化等问题,阻滞了城市环境精细化治理的推进。这构成了城市环境精细化治理的需求层面。为此,应根据城市环境精细化治理的需求,采取有力的优化措施予以回应。     

城镇化进程中地方政府治理策略转换的逻辑

当前我国工业化和城镇化发展带来的环境污染问题和随之而来的生态治理需求,使地方政府不得不向限制工业增长的生态范式转型。在这一过程中,地方政府经历着:行动场域从经济增长到生态环境治理的变化;治理策略从增长机器到城市治理联盟的转换;发展策略从"发展型战略"向兼顾经济发展与环境保护的"共生者战略"的转型。通过对河北省一个县级市环境治理案例的探讨,可以发现,当前地方政府在应对环境治理的战略转型过程中,会受到行政和财权的发包制、监督与激励、横向府际关系的博弈与冲突等三种因素的影响。在城镇化进程中,由地方政府、民众、企业等行动主体组成的协作治理网络,是地方政府实现经济发展与环境保护并进的有效途径。     

环境管理治道变革——从部门管理向多中心治理转变

环境的持续恶化,将会极大地影响我国的可持续发展,随着公民社会的理念日渐深入人心,环境管理体制要进行改革,在环境保护中充分发挥相关各方的作用,并充分利用法律、行政、经济和社会手段,改变环境保护仅由政府独立举办并过分依赖行政手段的局面,构建国家、市场、非政府组织、公民相互独立又相互合作的新型环境治理结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