富人治村与乡镇的治理逻辑

当前普通农业型村庄的富人治村状况和乡镇治理能力表明,当前的富人治村与传统社会的乡绅治村截然不同,前者更多的是一种行政逻辑,很少积极主动地回应村庄内部的治理需求;后者则是一种自治逻辑,是基于乡村社会内生秩序与治理需求的考虑。相应地,依赖富人治村的乡镇治理逻辑已不再是与传统乡绅治村相适应的简约治理逻辑,而是一种治理逻辑,即依赖富人治村只是乡镇应对其治理能力衰弱,以实现各类行政和治理目标的策略。     

跨界公共危机碎片化治理的困境与路径选择

我国正处在社会转型与体制转轨、机遇与风险并存的社会高风险期,加上各种自然灾害与人为事故纠结在一起,在社会急速变化的过程中,各类公共危机问题被迅速地集中和放大,蕴含着不可忽视的各类风险,其中跨界危机的有效治理成为考验政府执政能力、风险化解能力的难题。跨界危机治理过程碎片化怪相,导致跨界区运作机制瘫痪,秩序混乱。整体性治理,无论从价值意义还是工具意义上,都高度契合跨界危机治理碎片化的逻辑修正。从治理理念、治理主体、治理规范及治理手段等方面全面推进整体性治理模式的建构对提升跨界危机治理绩效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和实践价值。     

政治稳定治理模式革新的秩序力重组与疏浚

要使政治秩序达到最佳的运行状态,必须对政治稳定的治理模式进行不断地调适,而秩序力是驱动政治秩序发展和运转的最直接力量,因此,对秩序力进行适时的优化重组,对其运行的阻力给予及时的疏浚排解,是推动政治稳定治理模式革新的一条重要路径。根据社会秩序原理和治理现代化的愿景,对秩序力的优化路径要秉持和采用三种理念及策略。(1)政治暴力上,追求霸道与王道悖论性矛盾的现代性和解与功能互补,即适度消减"霸道",适时增加"王道",实现二者的包容性、现代性和解与融合。(2)政治权力上,保持党和政府在"国家—社会"关系中的持续性、阶段性强势交叉互动并动态调适,即在国家与社会关系上,适度推行"大政府—大社会"的阶段性双强治理模式;在政党与社会关系上,保持"强政党—强社会"的持续性双强治理模式。(3)政治权威上,推进从法理型权威到生态型权威的更高阶升级,重点厘清几点认识:多中心治理不是去中心;权威的形塑不仅限于党内也不仅依靠历史合法性资源;维护权威不仅限于单向度交往;包容性治理不仅仅是政府对民众的仁爱。     

从简约治理走向科层治理:乡村治理形态的嬗变北大核心

中国的乡村治理在古代与近世一直延续着简约治理传统,近年来则逐渐走向了科层治理的形态。本文聚焦于村级组织的结构性处境及其组织制度和治理机制的调适,尝试探讨简约治理向科层治理嬗变的内在机理。研究发现,简约治理根源于有限的国家财政能力和内生的乡村共同体秩序维系能力,这样国家凭借疏放性的权力介入就可维持基层秩序与政治整合。近年来随着城市化进程带来的农民非农化与社区“去公共性”,村庄共同体的总体性支配逐渐式微,地方权威日益消减。与此同时,随着国家财政能力的提升与国家民事职能的扩张,大量的公共品与公共服务进入乡村社会,基层政权正努力构造一个更加职业化的村干部队伍承接这些职能,并以制度化的科层监督使村务工作日益去人格化。由此,中国乡村简约治理的时代或将成为历史,取而代之的是科层治理的兴起。     

“超行政治理”:党建引领的基层治理逻辑与工作路径

当前,行政化治理导致基层社会陷入“行政有效,治理无效”的治理危机,表现为治理碎片化、治理封闭化和治理等级化。需要打破行政科层组织的结构性壁垒,破解行政化治理造成的基层治理困境。执政党通过发挥政党的组织和政治优势,依托政党的政治整合功能和社会整合功能,促进治理与服务的有效融合,在基层治理场域形成了一种强调政党引领的“超行政治理”模式。与政府主导的行政化治理相比较,政党引领下的“超行政治理”以基础性权力为基础,依托政党权威,实现治理效能提升。具体而言,“超行政治理”通过三种治理机制展开运作。第一,运用党建的空间塑造功能推动组织整合,建构基层共治平台;第二,依靠政治引领功能促进价值整合,实现话语转换;第三,通过社会动员功能助推社会建构,再造社区团结。“超行政治理”以其政治整合和社会建构的工作逻辑,在基层治理场域推动了治理主体的跨组织协同、治理价值的共识维护以及治理权威的社会化建构。     

行政吸纳与治理资源的生成：基于人民调解专业化的研究

治理资源是指一切可以用来实现社会治理的资源,是解释中国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水平的关键变量。作为区别于市民社会和法团主义的第三种理论,行政吸纳被认为是当前培育、再造以及整合治理资源的重要机制。通过观察医患纠纷人民调解的发展过程,可以发现运动式治理触发了传统社会纠纷处理方式向专业化转型的启动机制,而由组织权威符号化、组织人员职业化、组织程序司法化和组织能力社会化构成的常态化治理模式,则推动了纠纷治理资源的持续性增长。作为率先通过行政吸纳将调解制度应用到行业性、专业性领域的尝试,医患纠纷人民调解在一定程度上发挥了缓解医患矛盾、改善医患关系的作用。研究发现,治理资源的结构和数量决定了治理模式的选择,随着治理体系的完善和治理能力的提升,运动式治理的积极成果有可能在常态治理中得到延续和巩固。这一过程意味着治理资源通过行政吸纳逐渐累积,并获得再次发展。     

社会主义市民社会的演进与国家治理模式的变迁 ——基于新中国国家与社会关系演变的分析

晚清以来,中华民族面临着极为严重的生存危机,尝试构建现代意义上的民族国家是应对这一危机的理性选择。新中国社会主义建设时期实现了社会国家化,相应的治理模式是全能型治理模式。改革开放以来,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不断发展使得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民社会"逐渐成长起来,并在一定程度上与国家相分离,相应地,其治理模式则是一种管控型治理模式。近年来,社会主义市民社会的不断成熟与全球化、后工业化的影响相叠加,中国社会面临的问题不断增多并且越来越复杂,使得社会治理问题愈益凸显,服务型治理模式成为有效应对治理问题的新模式。     

两岸城市社区治理的比较研究

20世纪90年代中期,两岸几乎同时开启城市社区治理的改革,但是却形成了不同的治理模式。社会组织参与是达成社区治理的重要因素,以社会组织参与为视角,系统比较两岸城市社区治理的特征、条件与逻辑,可以发现:中国大陆地区处于工业化、城市化进行时,中国台湾地区处于后工业化、城市化成熟时期,二者分别因应现代化和后现代化的治理任务,因而前者较易采取自上而下的治理模式,后者则要呼应多元社会的诉求,更多采取自下而上的治理模式。因为目标选择不同,加之受不同政治社会体制的规定,中国大陆的社区治理更多展现出"管理主义"的技术逻辑,中国台湾地区则展现出"社区主义"的政治逻辑。     

美国悬而未决的公共行政问题探析及启示——基于2008-2009年PMRA的调查研究

基于2008-2009年PMRA的调查研究,政治与行政二分法,绩效管理、网络治理是美国学者最为关注的公共行政问题。政治与行政二分法虽广受批判,但迄今为止尚没有一种成功的理论范式将其替换;绩效管理研究为避免信息失真,应从方法论角度更深入讨论绩效指标选取、呈现、权重和反馈;网络治理研究则应跳出原有的定性描述,将研究的热点集中在网络效能。     

整体性学习共同体：公共部门危机学习碎片化的治理策略

公共危机的特征决定了危机学习应当是多方协调的知识整合行动。危机事件打断了组织的正常秩序,迫使组织对内部要素进行分析与重构,但碎片化的危机学习无法有效缩减组织智慧盲区,致使治理知识难以匹配复杂危机情境。为切实推动应急管理体系和能力现代化,增强公共部门组织韧性,需将整体性内核嵌入危机学习行动中,促进多主体知识流动,构建信息长效共享的危机学习网络。本研究以整体性治理为分析框架,从理念、主体、机制、制度、技术等层面对当前公共部门危机学习碎片化现象予以分析,归纳出科层权威下的策略应对思维、组织制度惯性、问责负激励等碎片化诱因并提出形塑危机学习共同体的策略。     

网络时代背景下的社会治理方式创新研究

当前,我国社会经济发展形势良好,但传统的社会治理方式存在着一些不足。在网络时代背景下,社会治理面临的挑战越来越多,困难越来越大,因此,要积极对传统的社会治理模式进行必要的改革,政府要建立起多元化管理,不断缓解社会矛盾,创造出一个开放、包容的社会环境,更好地创建和谐社会。     

代理治理模式：一种统治类型的讨论--以基层政府治理体系为分析单位

代理治理模式揭示基层政府治理的性质,指出基层政府治理体系的核心元素是政治治理而不是科层治理,是党政统合体系与威权治理结构的多重因素作用结果。代理治理模式有三个基本特征：代理治理是政治职能与行政职能的统合体系;代理治理与社会是一种统治关系;代理治理是一种多中心权威治理结构。代理治理模式的权力来源在国家,不在基层社会,向上级政府（国家）负责,与基层社会没有授权关系。代理治理模式的现代转型,应从基层政府的政治职能与行政职能的分离着手,以民主法治原则来建构基层政府的权力结构和治理体系,在行政职能上建构政府治理的公共本质,在政治职能上建构基层治理的社会授权关系。     

社会治理双重属性的逻辑进路及其实践维度

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必须创新社会治理体制。社会治理是国家治理的重要方面,加强和创新社会治理,是更好维护人民权益、确保社会安定有序的重要保障。社会治理具有双重属性,一个是权利属性,一个是秩序属性。权利属性追求权利政治,秩序属性则以秩序政治为价值取向。权利与秩序之间的互动是社会治理双重属性的根本逻辑。权利属性与秩序属性之间一方面具有内在的融合性、统一性,互为目的、互为结果;另一方面也总是趋向于相互否定、彼此冲突,权利属性始终试图否定现有的秩序,秩序属性则总是试图束缚住权利。实现权利属性与秩序属性之间的有序互动和动态平衡,根本之策在于推动社会治理的法治化,把权利和秩序纳入到法治的框架之内。     

我国国家治理体系结构复杂性分析

进入21世纪,人类社会的复杂性特征日益显著,传统的治理结构以控制、减少复杂性为导向的简单思维模式,难以应对复杂性日益凸显的社会环境的变化.复杂系统理论表明,只有以复杂性的思维,建立起能有效应对环境变化的组织结构和机制,组织才能更好地生存和发展.我国的国家治理体系结构是一个复杂系统,既具有复杂系统的一般特性又具有复杂适应系统的特殊性,为应对未来复杂社会的治理诉求,我们必须优化政府组织机构,构建纵横交错的网络治理结构;设计组织权力分配,简政放权,构建扁平化分权治理结构;建立政府治理的协同合作治理结构,实现政府治理自组织秩序.     

财力配置与农村治理成效研究——4地4村案例比较

我国当前阶段农村治理中的诸多弊病,可归结为村两委的治理动力和治理导向两个方面,而这都与农村财力配置结构密切相关.该研究基于4地4村的案例比较分析,解析了乡村财力配置影响农村治理成效的作用渠道,具体而言:财力配置量影响村两委治理动力,财力配置方式则影响村两委的治理导向,两者共同决定了农村治理成效.据此提出,加大对农村财力配置的制度化、规范化的支持,并优化村干部考核体系、平衡村两委的对上与对下工作导向,是提升当前农村治理绩效的重要途径.     

危机动员与“道统”正当:古代中国灾荒治理的运作逻辑——基于宋代淳化至绍兴年间江浙地区瘟疫的史料分析北大核心

荒政是我国古代历史研究的重要议题,历代统治者面对灾荒危机时,常常会采取动员的措施,以稳定社会、维护秩序和巩固统治。动员型灾荒治理背后体现出古代中国独特的运作逻辑和丰富的文化意蕴。本文在对话行政生态论、资源动员论和道统论的基础上,构建了“风险感知—资源摄取—道统正当”的分析框架,对宋代淳化至绍兴年间江浙地区的瘟疫治理实践开展微观史料的分析。研究发现,古代中国灾荒治理是一个具有很强实践和文化情境特征的政治过程,围绕危机动员的政策议题,君主、官僚和社会力量之间展开了复杂的策略互动,“何时动员”取决于君主与地方官员对统治风险的感知,“如何动员”体现为官僚体系自上而下的行政动员与由内而外的社会整合,以实现最大限度的资源摄取,而“为何动员”则源于儒家“道统”的赓续与价值的宣扬。研究结论可以为中国国家治理提供历史镜鉴,也为中国式危机管理的学理分析提供可能的思路。     

网络时代政府学习的形式探析

网络时代,行政环境呈现高度不稳定和不确定性状态,带来了一系列的政府危机,严重影响到政府组织的生存和发展,政府学习因此成了必然的选择,而对知识性学习、适应性学习、创造性学习和互动性学习四种学习形式的选择无疑会影响到网络时代政府学习的成效。     

基于政治协调的区域公共治理的问题缘起及其应对

区域经济的发展导致了需要通过政治协调才能解决的区域公共问题的产生和显现:跨地区性公共事务治理失灵,地方政府绩效评估没有进入区域公共治理的范畴,治理主体的利益差异引发区域公共治理体系的紊乱.区域政治协调的逻辑主要是:以区域逐渐增长的利益需求为动力,通过体现区域发展价值的制度安排来实现,在冲突和一致中推进和完善.政治协调的内涵主要包括政府职能、经济、社会三个层面.政治协调视域下区域公共治理路径的选择应考虑:构建区域治理的利益交换和利益补偿政府平台,国家总体配置和调节区域公共治理资源与功能,完善区域公共治理的政策协调体系,建构以均等化为导向的区域政府绩效评估指标体系.     

多中心协同治理模式的内涵阐析

多中心协同治理模式作为多中心治理与协同治理两大治理理论的统合模式,强调治理主体的多元化和治理权威的多样性,努力寻求政府和其他公共性主体的合作路径,期望建立一种共同解决公共问题的纵向的、横向的或两者结合的高度弹性化的协作性组织网络.这种新型的治理模式不仅在理论上具有解释效力,而且也能在多个行政的和公共性的实践议题中发挥作用.     

契约伦理与公共行政精神——公共合同有效治理的两个维度

公共合同的本质在于政府与缔约对方以合同为纽带,在向公众提供服务的过程中明确各自所享有权利和应承担的义务。在公共合同中,作为契约一方的政府官员,既有官职又是合同的参与者,前者是一种垂直的、以等级权威作为基础的政府行动模式;后者则是平行的、以商业交易中的谈判为基础的行为模式。管理公共合同的政府官员要在纵向和横向的交叉点上运作,既要坚守契约伦理,又要持守公共行政精神。